中国民营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抽象的“大道理”向具体历史事实的让步
　　
　　私有财产本身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成为违法行为的证据，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虽然传统上中国儒家有义利之辨，“义”具有道德优势，而“利”则被君子所鄙夷，但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政治层面。“私有原罪”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被定义的?
　　作为自然产物的私有观念，为什么会变成“万恶之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中国人“谈私色变”，甚至在保护公民个人财产已经写入宪法之后，认为私有财产身负“原罪”的说法仍能不胫而走?面对当前这些热点问题，马立诚的《大突破》试图通过梳理当代中国经济决策发生史来寻找答案。
　　这本书发现，中国民营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抽象的“大道理”向具体历史事实的让步。1949年，新中国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突破》告诉读者，政协《共同纲领》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并没有什么抽象高深的理论依据，而是当时的经济决策者在接管(北)平(天)津两个大城市的过程中发现，如果立即没收资本家资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势必造成多数企业停产，在城市中形成难以承受的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负担。
　　同样，作为改革开放开端的农村联产责任制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是因为它一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农产品匮乏问题，这个事实比任何大道理都更有说服力。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个人利益虽然不具备道德优势，但却可能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大突破》找到了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论点。
　　另一方面，《大突破》也为经济决策史上的某些转折性事件提供了别样解释，它表明无论向哪个方向转变，都有基于现实的考虑。1953年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的一年，有其经济上的原因：1953年中国商品粮主产区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同时遭灾，夏粮歉收，粮食供应紧张；而“一五”计划上马在即，为工业化提供物质积累迫在眉睫，种种因素使得“统购统销”成为最佳政策选择。为了尽快提高农业产出，“合作化”运动就不能不排除一切干扰，急速推进。
　　将这些在抽象大道理掩蔽之下的经济史事件描点连线，画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复杂线路图。展现史实方面的新材料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难能可贵的是它独特的观察视角：把属于道德的归于道德，将属于现实的归于现实，在目的和方法，道德和司法之间划出一条界线。相比《大突破》描画出的那条经济史线路，这种观察方法对凝聚改革共识更有启示意义。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