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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瞠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优汰，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诚纳款，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份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的万马俱喑局面。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之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鬻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诩，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晰，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加之而且历任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一忘形，便不知深浅，不识高低，不在乎利害，不晓得进退；一忘形，就会二百五，就会出洋相，就会闹笑话，就会跌跟头，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例证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由此而来。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而出现忘形了。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颠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柔然）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他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是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把他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史》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瞠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优汰，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诚纳款，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份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的万马俱喑局面。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之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鬻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诩，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晰，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加之而且历任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一忘形，便不知深浅，不识高低，不在乎利害，不晓得进退；一忘形，就会二百五，就会出洋相，就会闹笑话，就会跌跟头，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例证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由此而来。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而出现忘形了。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颠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柔然）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他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是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把他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史》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