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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秦文学的发展中《吕氏春秋》的编纂是最为突出的事件之一。《吕氏春秋》吸收了战国时期百家思想，保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编辑体例也逐渐被学者注意。《吕氏春秋》擅长运用寓言说理，编辑体例的系统性也为这种说理模式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吕氏春秋；编辑体例；说理模式
《吕氏春秋》是秦国统一之前，由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一部著作。由于史书中记载的吕不韦形象和秦国统一之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等原因，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中秦文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吕氏春秋》的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近代以来对《吕氏春秋》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面涉及社会学、农学、文献学、文学等，文学范围内主要集中在《吕氏春秋》的寓言研究上。运用寓言说理是书中最常见的写作手法，这种创作方法不仅是因为受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影响，更与其系统的编辑体例有关。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云：“当时是，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欲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吕不韦为丞相之时秦国已有了并吞八荒之势，但是由于秦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侧重等原因，与东方诸国相比秦国的文化积淀较为薄弱。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看到战国四君子招揽宾客以及诸子著书收徒的行为在当时对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吕不韦效仿他们，并且有更大的野心，从《吕氏春秋》的内容不难看出，它是为了即将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服务的。由于这些门客来自各个诸侯国，所学也各有专长，必然不能使其任意发挥。吕不韦需要确定《吕氏春秋》的主题思想和编辑体例来保证工程的有序进行。
这种大型的编书工程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诸子著述大多是由弟子整理编辑而成，并没有严密的体系和规格。如《论语》二十章，章名取自每章第一条的前两到三个字，每章的内容字数多少不确定。《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可以看到篇名已经独立出来，但是各篇内容创作于不同时间，是最后整理在一起的，篇幅不定且连贯性不强。《吕氏春秋》吸取归纳了诸子经验，将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模块，十二纪每卷下五篇，其中如果将每卷首篇相连起来与《礼记·月令》的记载相同；八览每卷下八篇；六论每卷下六篇。每一卷内容的侧重点基本相关。如《卷五》《卷六》是音乐理论，《卷七》论述军事政策等。具体表现如《卷一·孟春纪》，孟春为一年初始，大地恢复生机，百姓开始翻缮农田，禁忌杀生，顺应自然使万物生长。其下四篇“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内容上都偏重于告诫君王修生养性，顺时依势，以国家大事为重。《卷十五·慎大览》告诫君主以及臣子地位与权力越大的时候越应该谨慎，其下“权勋”、“下贤”、“报更”、“顺说”、“不广”、“贵因”、“察今”七篇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证君臣应当行事谨慎不要过分。可见《吕氏春秋》编辑体例的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不仅体现在大格局上，更体现在每一篇中，也就是其对寓言说理模式的影响。《吕氏春秋》说理议论性非常强，有鲜明的说理模式。单篇已经有独立的两字标题，且全书没有重复的标题。为了更确切地表达观点，《吕氏春秋》采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作为说理依据，平均每篇有两条故事例证，最多的《必己》一篇就有七条例证，全书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故事群。《吕氏春秋》共一百六十篇，陈蒲清先生的《中国古代寓言史》认为《吕氏春秋》仅寓言就有283条。这种方式并不是《吕氏春秋》独创，先秦著作中《庄子》《列子》《韩非子》等都是运用寓言故事的典型代表。诸子思想大多涉及政治哲学，借用譬喻、寓言可以更易于被接受，运用历史故事更具有说服性，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战国末期吸纳总结性的著作，不拘一格融会了百家所长，对庞杂的寓言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只要能为我所用者都囊括在内，且态度较为中和，没有褒一贬一的现象。在书中可以看到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如《卷十七·任数篇》就记载了孔子困陈蔡，颜回索米的故事，阐发知人的不易。也可以看到代表道家思想的庄子形象，如《卷十四·必己篇》中为了劝说君子行事不在外而在己，录入了《庄子·山木》的庄子行于山中，见有用之树和无用之雁的故事。此外《吕氏春秋》还选取了关于墨家、名家、兵家等故事，展现了战国末期文学合流的样貌。由于其篇幅较为固定，每篇的论证结构也基本相同，首句或首段表达主要观点，其余部分全部为故事例证来紧扣主题。如《卷十六·察微篇》首段即表明“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的中心思想，之后采用子贡赎鲁人、楚之边邑曰卑梁、华元与羊斟、季氏与郈氏斗鸡四则故事来论证察微的重要性。
从《吕氏春秋》的内容上不难发现，“十二纪”面对的隐含对象为社会顶层的君王，“八览”的隐含对象扩大到权臣重臣，而“六览”的隐含对象多为社会下层官员及“士”，这与《诗经》中风、雅、颂的分类倒有些许相似。全书编排采用层级分类模式，这种系统性的编纂在当时是空前的，也只有在强大的秦国，身为强国之丞相，才能有这样的远见目光。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纪传体无疑是受到了《吕氏春秋》体例的影响。《吕氏春秋》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并在文学史学著作体例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高兴.《吕氏春秋》多用寓言说理原因初探[J].文教资料，2008（1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9）.
[3]付浩宇.《吕氏春秋》文学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論文，2009（4）.
[4]许维遹，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作者简介：
邵金鹏（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院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关键词：吕氏春秋；编辑体例；说理模式
《吕氏春秋》是秦国统一之前，由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一部著作。由于史书中记载的吕不韦形象和秦国统一之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等原因，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中秦文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吕氏春秋》的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近代以来对《吕氏春秋》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面涉及社会学、农学、文献学、文学等，文学范围内主要集中在《吕氏春秋》的寓言研究上。运用寓言说理是书中最常见的写作手法，这种创作方法不仅是因为受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影响，更与其系统的编辑体例有关。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云：“当时是，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欲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吕不韦为丞相之时秦国已有了并吞八荒之势，但是由于秦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侧重等原因，与东方诸国相比秦国的文化积淀较为薄弱。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看到战国四君子招揽宾客以及诸子著书收徒的行为在当时对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吕不韦效仿他们，并且有更大的野心，从《吕氏春秋》的内容不难看出，它是为了即将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服务的。由于这些门客来自各个诸侯国，所学也各有专长，必然不能使其任意发挥。吕不韦需要确定《吕氏春秋》的主题思想和编辑体例来保证工程的有序进行。
这种大型的编书工程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诸子著述大多是由弟子整理编辑而成，并没有严密的体系和规格。如《论语》二十章，章名取自每章第一条的前两到三个字，每章的内容字数多少不确定。《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可以看到篇名已经独立出来，但是各篇内容创作于不同时间，是最后整理在一起的，篇幅不定且连贯性不强。《吕氏春秋》吸取归纳了诸子经验，将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模块，十二纪每卷下五篇，其中如果将每卷首篇相连起来与《礼记·月令》的记载相同；八览每卷下八篇；六论每卷下六篇。每一卷内容的侧重点基本相关。如《卷五》《卷六》是音乐理论，《卷七》论述军事政策等。具体表现如《卷一·孟春纪》，孟春为一年初始，大地恢复生机，百姓开始翻缮农田，禁忌杀生，顺应自然使万物生长。其下四篇“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内容上都偏重于告诫君王修生养性，顺时依势，以国家大事为重。《卷十五·慎大览》告诫君主以及臣子地位与权力越大的时候越应该谨慎，其下“权勋”、“下贤”、“报更”、“顺说”、“不广”、“贵因”、“察今”七篇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证君臣应当行事谨慎不要过分。可见《吕氏春秋》编辑体例的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不仅体现在大格局上，更体现在每一篇中，也就是其对寓言说理模式的影响。《吕氏春秋》说理议论性非常强，有鲜明的说理模式。单篇已经有独立的两字标题，且全书没有重复的标题。为了更确切地表达观点，《吕氏春秋》采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作为说理依据，平均每篇有两条故事例证，最多的《必己》一篇就有七条例证，全书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故事群。《吕氏春秋》共一百六十篇，陈蒲清先生的《中国古代寓言史》认为《吕氏春秋》仅寓言就有283条。这种方式并不是《吕氏春秋》独创，先秦著作中《庄子》《列子》《韩非子》等都是运用寓言故事的典型代表。诸子思想大多涉及政治哲学，借用譬喻、寓言可以更易于被接受，运用历史故事更具有说服性，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战国末期吸纳总结性的著作，不拘一格融会了百家所长，对庞杂的寓言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只要能为我所用者都囊括在内，且态度较为中和，没有褒一贬一的现象。在书中可以看到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如《卷十七·任数篇》就记载了孔子困陈蔡，颜回索米的故事，阐发知人的不易。也可以看到代表道家思想的庄子形象，如《卷十四·必己篇》中为了劝说君子行事不在外而在己，录入了《庄子·山木》的庄子行于山中，见有用之树和无用之雁的故事。此外《吕氏春秋》还选取了关于墨家、名家、兵家等故事，展现了战国末期文学合流的样貌。由于其篇幅较为固定，每篇的论证结构也基本相同，首句或首段表达主要观点，其余部分全部为故事例证来紧扣主题。如《卷十六·察微篇》首段即表明“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的中心思想，之后采用子贡赎鲁人、楚之边邑曰卑梁、华元与羊斟、季氏与郈氏斗鸡四则故事来论证察微的重要性。
从《吕氏春秋》的内容上不难发现，“十二纪”面对的隐含对象为社会顶层的君王，“八览”的隐含对象扩大到权臣重臣，而“六览”的隐含对象多为社会下层官员及“士”，这与《诗经》中风、雅、颂的分类倒有些许相似。全书编排采用层级分类模式，这种系统性的编纂在当时是空前的，也只有在强大的秦国，身为强国之丞相，才能有这样的远见目光。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纪传体无疑是受到了《吕氏春秋》体例的影响。《吕氏春秋》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并在文学史学著作体例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高兴.《吕氏春秋》多用寓言说理原因初探[J].文教资料，2008（1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9）.
[3]付浩宇.《吕氏春秋》文学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論文，2009（4）.
[4]许维遹，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作者简介：
邵金鹏（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院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