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附体这种说法，广泛流传在中国民间特别是乡村中，我就曾不止一次地听人有鼻子有眼地讲述过他们所遇到的“附体”事件，她们讲得兴致盎然、生动形象。讲述过程中还常常伴随着“我保证没骗你们”，“这绝对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此这般的赌咒发誓。家中祖母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一群儿孙讲过她小时候几遇狐仙的往事，她老人家从来不打诳语，不由得人不相信。作为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当代青年，对这些从来不太相信，但每每讲述者的那种固执和确凿，又总令我忍不住疑惑和迷惘，那些亲眼所见和亲临其境又怎样解释呢？后来读到《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死后附身飞蛾引发的那一场瘟疫，包括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反复阅读，我渐渐倾向于把这些理解为基于一种特定文化传统环境和价值信仰体系中的自我暗示，所谓“信则有”。
　　如同小说《保家仙儿》中的故事，那座北方古城里的人们明明见证着召唤人洪艳艳通过召唤她的保家仙儿，准确预测了彩票中奖和二哥的自杀，甚至洪艳艳也对自己突然拥有的超能力确信不疑，靠这个在小城里扬了名发了财。故事似乎到此为止，然后经由小城人们添油加醋地口耳相传，一个灵验的仙人、一个传奇就此产生和传播。但是，作为读者，侧身在故事之外的我们，却清楚地知道这传奇背后的前因后果和前世今生。在作者一路铺展的叙事中，洪艳艳不再是那个人前拥有神力魔法呼风唤雨的女半仙，她的人生底色与命运真相依次被抖搂开来。这不过是一个被命运苛待的可怜人，一个保家仙儿版的樊胜美，“她的青春成了五个哥哥迎娶媳妇的聘礼”。所谓通天人之际的超能力，“她要召唤她的保家仙儿”，其实是每晚窗外那个一直默默守护的男人。
　　这就是小说，它肃然立于那些表面看起来或惊悚或神奇的故事背后，立于那些整体性的、表面化的观念和话语背后。小说家的笔触让我们掀开那些悬浮在生活表象的理所应当和想当然，贴身切骨地“附身”于小说中的人、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内心。
　　写作这篇点评的时候，甘肃杨改兰事件正在互联网上持续刷屏，各路媒体和专栏写手都争先恐后地表达着对这样一个悲剧事件的调查、揣测和解读。一个母亲，即使自己身处再绝望的处境，又为什么会把孩子也全部杀死？面对这样的难以置信又无法理解的悲剧，贫穷似乎是最容易给出的理由和结论，但真相肯定不止于此。新闻报道也好，媒体调查也罢，大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公共话语基础上的打量目光与解读角度，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模式中，一出悲剧发生时人物真正的内心和灵魂可能永远无法被发现和重构。在贫穷中挣扎的农村青年女性，她如何挣扎于“眼前的苟且”，又是否想象过“诗和远方”？贫穷一定只可能是理解这一事件的一个背景，却并非悲剧最直接的原因。而那些现实的疼痛和灵魂的灾难，那最真实的底层人生，真实和真相，我们如何能够感知？我想到了文学，想起了小说，我想象一个小说家面对杨改兰事件作为小说素材的时候，新闻中的人和事进入小说，成为叙事对象。她从被简单播报起因经过结果的对象、从被单纯道德评价与法律审判的对象、从被围观被八卦被同情被讨伐的对象，变成了写作者悉心揣摩、体恤，同时又冷峻审视、追问的灵魂，人性深处的幽微被真正打开。小说的虚构，这时倒也许成为最有效接近真相的方式。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