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地”

　　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几乎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前景。但中国仍是不完备的全球角色，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大众舆论，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批评和建议。

“七大挑战”

　　——来自国内十分强大而且勃勃上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国际诉求；
　　——面对多个棘手的海洋权益纠纷；
　　——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严重态势，使美国不致成为中国可持续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绊脚石”；
　　——国内复杂的民族构成和新情况有关，也同国际范畴各种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及所谓的“文明冲突”联系在一起；
　　——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对外依赖；
　　——提高中国政府及其决策的公信力；
　　——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一方面有力而巧妙地维护不断增长和国际化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根据国内外需求积极且量力而行地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

“大写的人”

　　现代外交的潮流是，更加公开透明，国家（政府）与社会（公民）分享部分权力，承担不同的对外交往职责。变化的实质，是“人”字被大写，具体的生命、寻常的百姓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对外交往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为了人民，服务百姓，尊重生命，敬重社会，保护公民，发展个性，成为新时期外交人需要推进的使命。

“外交转型”

　　习近平主席正在推动的“新外交”，即富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本质上是邓小平外交的升级版。它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全球抱负；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声音；东亚新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统筹内外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刻转型，现在既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期，也是特殊的战略脆弱期，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风险期。中国成败的关键，在内不在外，取决于能否在与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使中国真正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外交转型是社会转型的自然延伸。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和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

“不干涉原则创新”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西方干预理论的发展、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和延伸，都使得对不干涉原则加以丰富和修订、使之更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自身需要，成为日益迫切之事。主权原则并非僵硬固化、一成不变。主张“加大介入”，不仅不是对不干涉原则的否定，相反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某些主宰性力量之不合理、不公正秩序的纠偏，是维护并提升中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做法。

“创造性介入”

　　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它讲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某种方法论；重点不在价值观，而是提倡一种积极态度。要旨有三：（1）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趋势没有变，中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2）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中国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的中心点；（3）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强调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

“场景假设”

　　借助几个攸关中国战略利益的重大外交问题，推导出“创造性介入”的“场景假设”，以启发更多人士和机构做更深入的思考，增强外交的创新力。
　　——中美日对话。我们面临中日极不互信的结构性困境，能否降低美日军事同盟对中国的有害性、强化中国对东北亚安全态势的引导力？亟需创新思路和手法，在美日同盟中介入缝隙，建立起三方安全对话机制。
　　——以“两区分、两联动”驾驭南海大势。“两区分”就是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同属性，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打破外界所谓中国立场“僵硬”论、“不愿对话”论；区分双边谈判与多边协商的不同领域和问题，破除对多边机制的担忧心理和不必要的自我束缚，大力熟悉、学习和改进多边制度的观念和手段，逐渐掌握国际议事规则和区域问题话语权。“两联动”就是各部门、各领域的联动，南海、东海、黄海的联动。
　　——中非新型合作。强化政治关系，切实保证中非战略协调到位。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协助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重视人文领域的开发利用，把有关目标从相对软的指标变成比较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