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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人类学
媒介人类学是讨论媒介在现实世界中位置相关问题的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随着传播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渐变大，人类学家开始将眼光转向过去不愿意涉足的媒介领域，在以英美人类学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关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是对于“媒介人类学”这个概念的研究，已经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目前西方学界对于“媒介人类学”的概念仍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美国传播学研究者瑞克·罗森布勒曾给人类学做过这样一种宽泛的界定，他认为媒介人类学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媒体研究中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一类是人类学对媒体的研究。阿筠-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一篇副标题为“对跨国人类学的看法和质疑”（1991）的文章中创造了“媒介景观”（mediascapes）这个概念，该文回顾了早期人类学科的自我界定，并指出了大众传媒在20世纪后期人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学对其分析和实用性意义探究的迫切要求。英国文化研究探讨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化霸权研究项目中的中心位置，聚焦媒介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媒介被复制、改变或抗拒。原住民传媒采用的独特文化运动同样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眼光，这种运动是对大众传媒进入初先民族生活的一种回应。大众传媒主要通过卫星和商业电视强行进入的，埃里克-迈克尔斯（Eric Michaels）的研究主要表现了原住民在面对大众媒介強行进入时采取的回应都努力将情况朝对自己有力的一面转变。安德森在讨论小说和报纸及广播电视时，认为媒介在民族的制造和想象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国外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出现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传统上位于镜头前的人们逐渐有能力接近和使用媒体，二是出现了一种知识上的转移。这种变化扩大了对人类学影视工作者如何再现他者的质疑。
国内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主要由从事人类学研究及新闻传播的一些学者来完成的，这些相关研究并未明确地归于媒介人类学范畴，在此之外中国大陆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也出版面世：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布莱恩-拉金的《信号与噪音》（Signal and Noise Media，Infrastructure，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2008）、金斯伯格等人主编的《媒体世界》（Media World：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普尼尔玛-曼克卡的《观文化，看政治》以及阿布-卢赫德的《国家戏剧》。这一译丛的出版，让大陆的学者对媒体人类学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和理解。 国内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传承及经济发展领域，媒介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因此从媒介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媒介变迁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
（一）大众传播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新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仅受到了来自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时深受中亚国家的影响，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以美国主导的大众传播对文化产品的分配，是世界文化同质化的主要原因。二战后，欧洲被削弱，美国力量上升，接受了欧洲过去的殖民地，新的帝国主义格局形成，美国对以电子为基础交流体系进行通断，这种垄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广播体系，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广告财政之上的商业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播系统的原型。这种强势的大众传播体系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威胁。边缘文化逐渐吸收越来越多的中心传过来的模式与意义，逐渐变得与中心模糊不清，雷同，文化的差异性被逐渐消除。
权力是传播学领域最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在传播学的批判视角中，庞大的权力机器生产出代表统治阶级意愿的意识形态，大众媒介正是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绝佳场所，知识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大众传播媒介以愈来愈强势的姿态参与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并以愈来愈明朗的方式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宣传，而宣传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及指向性的大众传播活动。大众媒介机构包括电视台、广播台、出版社等运作组织，这种大型组织实体和机构，在参与“制造”与“规范”整个社会不断流动着的“文化价值”。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具有很强的整合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众传播分为对内传播及对外传播，如果说经济驱动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同质化倾向的原因，那么大众传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南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与北疆以伊犁地区的高山畜牧业为主的文化出现趋同。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多样文化逐渐趋向于西北文化。以伊犁地区为例，哈萨克族的艾肯弹唱旅游节、察布查尔县锡伯族旅游文化节、昭苏天马节等文化旅游在内容与形式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核心元素趋于一致，对外宣传的内容也雷同。因此新疆少数民族一些极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面临着传承危机。
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特殊群体的“妖魔化”及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声音很少能够得到全面的呈现，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阶段，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信息分配的不均衡、物质基础的差异及选择性接触，大众传播的受众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强权受众阶层由于其物质及文化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媒介的信息传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活动中占绝对优势的媒介话语霸权出现。这种话语霸权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大众传播媒介对弱势群体的传播权、知情权和媒介接近权等一系列权力的公开侵害与剥夺，使弱势群体日益处于社会的边缘，失去了与主流话语权对话和发生的机会。
（二）自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自媒体”是搭载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播媒介技术，以普通大众为信息发布者，通过媒介互联技术向他人发布信息及新闻的传播方式。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以文化传播带动文化旅游。民族文化传播，究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在永远变动着的世界里如何坚定地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化的原生态，规避同质化，能够提炼出民族文化的精髓进行传播。自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关键点大部分集中于美食、服饰、特色音乐舞蹈等方面，娱乐性较强，主要集中于大众消费的热门领域，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内涵，社会生活规范等民族文化的核心探讨较少。传播的内容太过迎合和围绕时下热门的少数民族文化消费，敷于表面，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浅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不够，因此造成体验者感觉看完阿勒泰就等于看到了整个新疆。 同时，随着手机媒介的兴起，海量的信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著名的传播学家蒂奇诺讨论大众传播造成社会分化时提出了一种假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随着信息传播的增量，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低者更快更有效地获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必然存在两种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随着信息传播的增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大，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信息同样意味着经济价值，因此极易造成国家、地区、人与人之间的“马太效应”，富者越来越富，而穷者越来越穷。新疆地处偏远，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地区信息建设的成本过高，因此在新疆仍然存在着众多的信息贫困者。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新疆的中老年群体对手机及互联网的使用严重落后，对自媒体的利用远远不足，因此利用自媒体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后来居上，实现信息传播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新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新疆主流媒体对疆内民族文化旅游宣传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媒体在当前的发展成井喷之势，在新疆不乏有很多运作良好的新媒体平台，但是大众传播依然是推动文化发展最强势的力量。
（一）报道内容单一
報道内容单一主要表现在新疆对外新闻宣传上，新疆主流媒体的对外宣传主要体现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内部各民族的和谐关系，表现为稳定、团结等。主要重视策略性的宣传，缺乏文化类的宣传。对各民族的文化宣传呈现碎片化、片面化，长期使受众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刻板印象及固化认识。太过于注重挖掘少数民族的“特色”而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二）议程设置明显
在对新疆的主流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对外宣传方针与云南贵州等地存在明显区别，相对于其他省份在宣传旅游时倚重自然风光，新疆更加注重刻画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和谐，因此在做媒体报道策划时，民族团结是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最先要考虑的因素和议题。
（三）信息连接度差
一方面新疆主流媒体在宣传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时主动性较差，直接导致了新疆少数民族旅游的知名度不高，对信息有明显的挑拣痕迹，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形象描述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新疆主流媒体对外宣传报道严重滞后，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制作质量上，缺少精品，炒冷饭现象严重，对一个议题重复报道，缺少新意。
四、整合与互动——媒介人类学视域下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路径
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体系，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基础，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提高媒介使用的效果，利用文化事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良好的互动。
（一）增强传播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互动与整合
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弊端恰好可以由新媒体来补充，尤其对于新疆来说，文化旅游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模式，文化消费生产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对激烈的竞争，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使用好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功能及新媒体的交互功能。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量是一定的，受播出时间及渠道的影响较大，但是其传播的内容导向性明确，有内在逻辑，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内容不够丰富，新媒体恰恰补充了这一缺点，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是海量的，且接收更加方便。因此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如果想取得阶段性的突破，那么政府与企业的互动整合、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与整合尤为重要。政府在确立了传播导向性的同时，还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参与者的积极性，将他们的声音发出来。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是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元素使旅游产品增值，因此政府各部门对文化旅游高度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在采写新闻时，除了自己的见闻一般还会从政府、专家、企业等权威部门获得信息，从当地少数民族那里获得的信息比例非常小，忽视了主体行为，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与之恰好相反，因此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要发出来，在旅游实践中，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一同构成了旅游资源的全景。
（二）避免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化建构
旅游开发背景下，媒介的少数民族文化建构被置于商业化背景中，“差异”使少数民族产生一种异域情调的美，刺激了外界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差异主要通过服饰、语言、风俗等体现出来，大众媒介往往已经成为差异制造的共谋者，积极的参与了少数民族差异化符号的挖掘、包装与传播实践中。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又是差异的传播者，在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将差异广泛传播，吸引围观。当然避免媒介对少数民族的差异化建构并非要求媒介失真地刻意地表现少数民族的现代性，在新疆举办的旅游节上，节目录制时通常会要求台下的观众穿上传统服装，即使这种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大众服饰所取代。
（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产业化的互动与整合
在市场化的驱动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了旅游的消费符号，少数民族自愿将本民族的文化包装成一种可以消费的文化，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造成一定影响，甚至会引导少数民族的文化向世俗化商业化发展。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因此在发展少数民族旅游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成了一个难题。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不产业化发展，而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保护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避免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走向庸俗化和同质化。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媒介对于人的影响研究不再是传播学界的专利，人类学研究毋庸置疑已经找不到过去那种与外界阻隔的原住民居住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有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意义，媒介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还并不成熟，本文受萨义德对媒介的中东报道的影响，结合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15级博士）
媒介人类学是讨论媒介在现实世界中位置相关问题的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随着传播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渐变大，人类学家开始将眼光转向过去不愿意涉足的媒介领域，在以英美人类学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关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是对于“媒介人类学”这个概念的研究，已经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目前西方学界对于“媒介人类学”的概念仍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美国传播学研究者瑞克·罗森布勒曾给人类学做过这样一种宽泛的界定，他认为媒介人类学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媒体研究中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一类是人类学对媒体的研究。阿筠-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一篇副标题为“对跨国人类学的看法和质疑”（1991）的文章中创造了“媒介景观”（mediascapes）这个概念，该文回顾了早期人类学科的自我界定，并指出了大众传媒在20世纪后期人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学对其分析和实用性意义探究的迫切要求。英国文化研究探讨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化霸权研究项目中的中心位置，聚焦媒介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媒介被复制、改变或抗拒。原住民传媒采用的独特文化运动同样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眼光，这种运动是对大众传媒进入初先民族生活的一种回应。大众传媒主要通过卫星和商业电视强行进入的，埃里克-迈克尔斯（Eric Michaels）的研究主要表现了原住民在面对大众媒介強行进入时采取的回应都努力将情况朝对自己有力的一面转变。安德森在讨论小说和报纸及广播电视时，认为媒介在民族的制造和想象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国外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出现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传统上位于镜头前的人们逐渐有能力接近和使用媒体，二是出现了一种知识上的转移。这种变化扩大了对人类学影视工作者如何再现他者的质疑。
国内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主要由从事人类学研究及新闻传播的一些学者来完成的，这些相关研究并未明确地归于媒介人类学范畴，在此之外中国大陆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也出版面世：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布莱恩-拉金的《信号与噪音》（Signal and Noise Media，Infrastructure，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2008）、金斯伯格等人主编的《媒体世界》（Media World：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普尼尔玛-曼克卡的《观文化，看政治》以及阿布-卢赫德的《国家戏剧》。这一译丛的出版，让大陆的学者对媒体人类学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和理解。 国内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传承及经济发展领域，媒介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因此从媒介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媒介变迁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
（一）大众传播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新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仅受到了来自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时深受中亚国家的影响，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以美国主导的大众传播对文化产品的分配，是世界文化同质化的主要原因。二战后，欧洲被削弱，美国力量上升，接受了欧洲过去的殖民地，新的帝国主义格局形成，美国对以电子为基础交流体系进行通断，这种垄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广播体系，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广告财政之上的商业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播系统的原型。这种强势的大众传播体系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威胁。边缘文化逐渐吸收越来越多的中心传过来的模式与意义，逐渐变得与中心模糊不清，雷同，文化的差异性被逐渐消除。
权力是传播学领域最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在传播学的批判视角中，庞大的权力机器生产出代表统治阶级意愿的意识形态，大众媒介正是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绝佳场所，知识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大众传播媒介以愈来愈强势的姿态参与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并以愈来愈明朗的方式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宣传，而宣传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及指向性的大众传播活动。大众媒介机构包括电视台、广播台、出版社等运作组织，这种大型组织实体和机构，在参与“制造”与“规范”整个社会不断流动着的“文化价值”。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具有很强的整合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众传播分为对内传播及对外传播，如果说经济驱动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同质化倾向的原因，那么大众传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南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与北疆以伊犁地区的高山畜牧业为主的文化出现趋同。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多样文化逐渐趋向于西北文化。以伊犁地区为例，哈萨克族的艾肯弹唱旅游节、察布查尔县锡伯族旅游文化节、昭苏天马节等文化旅游在内容与形式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核心元素趋于一致，对外宣传的内容也雷同。因此新疆少数民族一些极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面临着传承危机。
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特殊群体的“妖魔化”及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声音很少能够得到全面的呈现，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阶段，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信息分配的不均衡、物质基础的差异及选择性接触，大众传播的受众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强权受众阶层由于其物质及文化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媒介的信息传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活动中占绝对优势的媒介话语霸权出现。这种话语霸权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大众传播媒介对弱势群体的传播权、知情权和媒介接近权等一系列权力的公开侵害与剥夺，使弱势群体日益处于社会的边缘，失去了与主流话语权对话和发生的机会。
（二）自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自媒体”是搭载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播媒介技术，以普通大众为信息发布者，通过媒介互联技术向他人发布信息及新闻的传播方式。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以文化传播带动文化旅游。民族文化传播，究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在永远变动着的世界里如何坚定地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化的原生态，规避同质化，能够提炼出民族文化的精髓进行传播。自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关键点大部分集中于美食、服饰、特色音乐舞蹈等方面，娱乐性较强，主要集中于大众消费的热门领域，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内涵，社会生活规范等民族文化的核心探讨较少。传播的内容太过迎合和围绕时下热门的少数民族文化消费，敷于表面，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浅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不够，因此造成体验者感觉看完阿勒泰就等于看到了整个新疆。 同时，随着手机媒介的兴起，海量的信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著名的传播学家蒂奇诺讨论大众传播造成社会分化时提出了一种假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随着信息传播的增量，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低者更快更有效地获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必然存在两种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随着信息传播的增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大，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信息同样意味着经济价值，因此极易造成国家、地区、人与人之间的“马太效应”，富者越来越富，而穷者越来越穷。新疆地处偏远，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地区信息建设的成本过高，因此在新疆仍然存在着众多的信息贫困者。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新疆的中老年群体对手机及互联网的使用严重落后，对自媒体的利用远远不足，因此利用自媒体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后来居上，实现信息传播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新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新疆主流媒体对疆内民族文化旅游宣传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媒体在当前的发展成井喷之势，在新疆不乏有很多运作良好的新媒体平台，但是大众传播依然是推动文化发展最强势的力量。
（一）报道内容单一
報道内容单一主要表现在新疆对外新闻宣传上，新疆主流媒体的对外宣传主要体现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内部各民族的和谐关系，表现为稳定、团结等。主要重视策略性的宣传，缺乏文化类的宣传。对各民族的文化宣传呈现碎片化、片面化，长期使受众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刻板印象及固化认识。太过于注重挖掘少数民族的“特色”而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二）议程设置明显
在对新疆的主流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对外宣传方针与云南贵州等地存在明显区别，相对于其他省份在宣传旅游时倚重自然风光，新疆更加注重刻画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和谐，因此在做媒体报道策划时，民族团结是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最先要考虑的因素和议题。
（三）信息连接度差
一方面新疆主流媒体在宣传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时主动性较差，直接导致了新疆少数民族旅游的知名度不高，对信息有明显的挑拣痕迹，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形象描述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新疆主流媒体对外宣传报道严重滞后，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制作质量上，缺少精品，炒冷饭现象严重，对一个议题重复报道，缺少新意。
四、整合与互动——媒介人类学视域下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路径
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体系，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基础，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提高媒介使用的效果，利用文化事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良好的互动。
（一）增强传播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互动与整合
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弊端恰好可以由新媒体来补充，尤其对于新疆来说，文化旅游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模式，文化消费生产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对激烈的竞争，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使用好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功能及新媒体的交互功能。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量是一定的，受播出时间及渠道的影响较大，但是其传播的内容导向性明确，有内在逻辑，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内容不够丰富，新媒体恰恰补充了这一缺点，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是海量的，且接收更加方便。因此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如果想取得阶段性的突破，那么政府与企业的互动整合、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与整合尤为重要。政府在确立了传播导向性的同时，还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参与者的积极性，将他们的声音发出来。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是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元素使旅游产品增值，因此政府各部门对文化旅游高度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在采写新闻时，除了自己的见闻一般还会从政府、专家、企业等权威部门获得信息，从当地少数民族那里获得的信息比例非常小，忽视了主体行为，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与之恰好相反，因此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要发出来，在旅游实践中，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一同构成了旅游资源的全景。
（二）避免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化建构
旅游开发背景下，媒介的少数民族文化建构被置于商业化背景中，“差异”使少数民族产生一种异域情调的美，刺激了外界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差异主要通过服饰、语言、风俗等体现出来，大众媒介往往已经成为差异制造的共谋者，积极的参与了少数民族差异化符号的挖掘、包装与传播实践中。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又是差异的传播者，在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将差异广泛传播，吸引围观。当然避免媒介对少数民族的差异化建构并非要求媒介失真地刻意地表现少数民族的现代性，在新疆举办的旅游节上，节目录制时通常会要求台下的观众穿上传统服装，即使这种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大众服饰所取代。
（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产业化的互动与整合
在市场化的驱动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了旅游的消费符号，少数民族自愿将本民族的文化包装成一种可以消费的文化，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造成一定影响，甚至会引导少数民族的文化向世俗化商业化发展。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因此在发展少数民族旅游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成了一个难题。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不产业化发展，而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保护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避免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走向庸俗化和同质化。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媒介对于人的影响研究不再是传播学界的专利，人类学研究毋庸置疑已经找不到过去那种与外界阻隔的原住民居住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有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意义，媒介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还并不成熟，本文受萨义德对媒介的中东报道的影响，结合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15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