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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外电影中都曾出现过许多形象鲜明的“疯子”形象，“疯子”这一独特形象的出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拥有着独特的美感；他们弱小低下，却又怀着神秘莫测的强大能力；他们精神失常，却又有着常人所缺失的可贵品质，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 疯子 审美意义 现实意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3.006
疯子是指精神错乱的非常态化人物，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他们无法承担正常人的责任和义务，只能以一种边缘人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正常生活中的边缘人却成为了电影中的重要角色，在中外的电影中都曾出现过形象鲜明的“疯子”形象，他们以其鲜明的特点成为电影中独特的艺术形象。
对于“疯子”的书写往往具有两种方式：一是站在圈外看“疯子”的生活形态，讲述有关“疯子”的故事，他可以不是影片的重要角色，却在叙事和表达思想感情方面承担着重要功用，如韩国电影《我爱你》中军锋的妻子；另一种是“我”即是疯子，“用疯子的视角来观看人世百态，即把“疯子”当做透视现实的窗口和事情的亲历者或叙述者，经由“疯子”的叙述形成了白痴叙述和视角”[1]，如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中的冯先生。“疯子”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产生了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对现代生活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疯子”视角的叙述会导致一种“陌生的真实”。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癫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2]。白痴叙述出来的景象更有质感，是一种世界不加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的原初景象，就像上帝在叙述一样，不假思索，一切都毋庸置疑。同时“疯子”因为被排斥在常态社会之外，他们更多保留的是内心的单纯与真实，他们依靠直觉来认识世界，有着异于常人的思维与感觉，也少了常人的理性与虚饰，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全新的、独特的。
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采用第一人称的“疯子”视角——叙述者即主人公。冯先生认为自己的老北京院落仍然存在，他找来搬家公司的工人，工人师傅们敷衍的配合着他搬着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紫檀木衣橱、金鱼缸、青花瓷，在师傅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疯子，然而当车子陷在土坑里时，拾起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们依稀看到了冯先生描述的那个老北京的院落，安静祥和、古朴空灵。冯先生用他那怀旧的眼光和心灵去诉说着属于老北京的风貌，这种新鲜和独特便带来审美上的陌生化效应，所以在影片的开端，我们看到了冯先生不解的看着现代化的北京城，而那些搬家师傅则充满了对冯先生的嘲讽。平日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而不见的事物却以新面貌出现，现在那早已被铲车碾平的地方原来是冯先生大槐树下美丽的家，是他的精神寄托。这种陌生化的真实使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形成的对比亦具有讽刺意味，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展现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对撞，传统的失落使得冯先生仿佛丢了魂一样，也许冯先生正是那民族文化之根的坚强捍卫者。
“疯子”视角亦使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经常对现实世界中的某个部分完全忽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用自己幻想中的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甚至无视自然法则，全凭幻想做事。在电影《我爱你》中，军峰的妻子总是在墙上画画，她用稚嫩天真的笔触画下了太阳、星星、鲜花、草地，透过这些画，我们看到了这对年老的夫妻对已成人离家的子女的思念，看到了老两口之间纯净无间的真情。愚与智，善与恶，这种对比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既传递着相濡以沫的真情带给我们的温暖，也表现出老年人的孤独与落寞，更是对为人子女的深沉拷问。
“疯子”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发达的环境里，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压抑了内心真实的自己，活得虚伪、疲累，变得冷漠、残酷。相形之下，“疯子”的世界虽混乱却也单纯真实，在“疯子”的身上，我们能够发现常人世界中日益陨落的真善美，艺术家在“疯子”的身影里追寻着曾属于人类心灵的真实。“疯子”最先带来的便是对抗虚伪的真诚观。
其次，“疯子”精神的内涵也包括对原始的物质功利的超脱。他们没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做事。在《百花深处》中，冯先生一直在追寻自我内在的满足，当他接过铃铛时，他获得的是正常人无法企及的幸福。在《我爱你》中，军锋的妻子坐在摩托车上，她肆无忌惮的放声大叫，那种快乐溢于言表。这种非功利的超脱，正是人类常常忘记却应永远追寻的自由精神。
第三，“疯子”形象的精神内涵最重要的便是善。他们单纯善良，真实自然，从未去恶意打压伤害他人；相形之下，所谓的正常人却冷漠残酷。在影片《我爱你》中军峰的妻子摸着金圣皙老人的白头发说到“不要老，老公”，这种单纯美好正映射出了现代人的冷漠，子女搬离家后就不再多来往，女儿找父亲帮忙却不肯去看自己的母亲，偶尔回到家中儿媳却不停地抱怨，老人去世后年轻人却在葬礼上说这是喜丧。真诚、善良、怜悯、同情等这些本应属于正常人、聪明人的品性，却被赋予在“疯子”的身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禁让人感慨现代社会中人的道德与良知的消退。导演正是通过对“疯子”形象的刻画，反映现代社会的冷漠，召唤传统文明的回归，具有强烈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丑非不美”，“疯子”这一独特形象的出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拥有着独特的美感；他们弱小低下，却又怀着神秘莫测的强大能力；他们精神失常，却又有着常人所缺失的可贵品质，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注释
[1]元玉冬.迟子建小说中的“傻子”形象分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
[2]谢家禄.新时期以来傻子视角探究.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傅斯年.小说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3]沈杏培，姜瑜.当代小说中傻子母题的诗学阐释[J].理论与创作，2005年01期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
李群，男，山东东营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美学。
[关键词] 疯子 审美意义 现实意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3.006
疯子是指精神错乱的非常态化人物，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他们无法承担正常人的责任和义务，只能以一种边缘人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正常生活中的边缘人却成为了电影中的重要角色，在中外的电影中都曾出现过形象鲜明的“疯子”形象，他们以其鲜明的特点成为电影中独特的艺术形象。
对于“疯子”的书写往往具有两种方式：一是站在圈外看“疯子”的生活形态，讲述有关“疯子”的故事，他可以不是影片的重要角色，却在叙事和表达思想感情方面承担着重要功用，如韩国电影《我爱你》中军锋的妻子；另一种是“我”即是疯子，“用疯子的视角来观看人世百态，即把“疯子”当做透视现实的窗口和事情的亲历者或叙述者，经由“疯子”的叙述形成了白痴叙述和视角”[1]，如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中的冯先生。“疯子”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产生了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对现代生活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疯子”视角的叙述会导致一种“陌生的真实”。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癫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2]。白痴叙述出来的景象更有质感，是一种世界不加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的原初景象，就像上帝在叙述一样，不假思索，一切都毋庸置疑。同时“疯子”因为被排斥在常态社会之外，他们更多保留的是内心的单纯与真实，他们依靠直觉来认识世界，有着异于常人的思维与感觉，也少了常人的理性与虚饰，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全新的、独特的。
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采用第一人称的“疯子”视角——叙述者即主人公。冯先生认为自己的老北京院落仍然存在，他找来搬家公司的工人，工人师傅们敷衍的配合着他搬着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紫檀木衣橱、金鱼缸、青花瓷，在师傅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疯子，然而当车子陷在土坑里时，拾起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们依稀看到了冯先生描述的那个老北京的院落，安静祥和、古朴空灵。冯先生用他那怀旧的眼光和心灵去诉说着属于老北京的风貌，这种新鲜和独特便带来审美上的陌生化效应，所以在影片的开端，我们看到了冯先生不解的看着现代化的北京城，而那些搬家师傅则充满了对冯先生的嘲讽。平日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而不见的事物却以新面貌出现，现在那早已被铲车碾平的地方原来是冯先生大槐树下美丽的家，是他的精神寄托。这种陌生化的真实使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形成的对比亦具有讽刺意味，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展现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对撞，传统的失落使得冯先生仿佛丢了魂一样，也许冯先生正是那民族文化之根的坚强捍卫者。
“疯子”视角亦使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经常对现实世界中的某个部分完全忽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用自己幻想中的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甚至无视自然法则，全凭幻想做事。在电影《我爱你》中，军峰的妻子总是在墙上画画，她用稚嫩天真的笔触画下了太阳、星星、鲜花、草地，透过这些画，我们看到了这对年老的夫妻对已成人离家的子女的思念，看到了老两口之间纯净无间的真情。愚与智，善与恶，这种对比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既传递着相濡以沫的真情带给我们的温暖，也表现出老年人的孤独与落寞，更是对为人子女的深沉拷问。
“疯子”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发达的环境里，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压抑了内心真实的自己，活得虚伪、疲累，变得冷漠、残酷。相形之下，“疯子”的世界虽混乱却也单纯真实，在“疯子”的身上，我们能够发现常人世界中日益陨落的真善美，艺术家在“疯子”的身影里追寻着曾属于人类心灵的真实。“疯子”最先带来的便是对抗虚伪的真诚观。
其次，“疯子”精神的内涵也包括对原始的物质功利的超脱。他们没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做事。在《百花深处》中，冯先生一直在追寻自我内在的满足，当他接过铃铛时，他获得的是正常人无法企及的幸福。在《我爱你》中，军锋的妻子坐在摩托车上，她肆无忌惮的放声大叫，那种快乐溢于言表。这种非功利的超脱，正是人类常常忘记却应永远追寻的自由精神。
第三，“疯子”形象的精神内涵最重要的便是善。他们单纯善良，真实自然，从未去恶意打压伤害他人；相形之下，所谓的正常人却冷漠残酷。在影片《我爱你》中军峰的妻子摸着金圣皙老人的白头发说到“不要老，老公”，这种单纯美好正映射出了现代人的冷漠，子女搬离家后就不再多来往，女儿找父亲帮忙却不肯去看自己的母亲，偶尔回到家中儿媳却不停地抱怨，老人去世后年轻人却在葬礼上说这是喜丧。真诚、善良、怜悯、同情等这些本应属于正常人、聪明人的品性，却被赋予在“疯子”的身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禁让人感慨现代社会中人的道德与良知的消退。导演正是通过对“疯子”形象的刻画，反映现代社会的冷漠，召唤传统文明的回归，具有强烈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丑非不美”，“疯子”这一独特形象的出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拥有着独特的美感；他们弱小低下，却又怀着神秘莫测的强大能力；他们精神失常，却又有着常人所缺失的可贵品质，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注释
[1]元玉冬.迟子建小说中的“傻子”形象分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
[2]谢家禄.新时期以来傻子视角探究.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傅斯年.小说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3]沈杏培，姜瑜.当代小说中傻子母题的诗学阐释[J].理论与创作，2005年01期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
李群，男，山东东营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