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是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又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在古代与近代，教育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教育实践、教育改革需要哲学作为指导，而教育往往是哲学思想的实验或实践，哲学的精华是教育哲学。这种特征，在先秦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的学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论语》、《孟子》、《荀子》、《礼记》、《易传》等论著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的教育哲学体系，除吸取西方现代教育哲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外，尤其要重视发掘、整理、研究和创造性地诠释中国古代、近代教育哲学思想。
　　中国儒家教育哲学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创造和改革并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儒家教育哲学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智慧，它的某些思想与方法，能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活动带来很大的启发与影响。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特别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统治思想界达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与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并由此表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儒家思想发展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的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的宋明理学，同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的新儒学。”[2]儒家思想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也有本质的不变的东西，那便是儒家教育哲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教育哲学为实践哲学之一，是从全体人生经验上、全部民族文化上，阐释整个教育历程的意义和价值，给教育实践确立目标、理想或方向，有助于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思维水平，对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对教育的发展做出合理的预测，成为自觉的、有创造精神的教育家。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杜威、赫钦斯，在中国，从孔子、老子到蔡元培、陶行知，凡是在教育改革上作了卓越贡献的伟大的教育家，都具有自己风格独具、体系完备的教育哲学思想。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与荀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中光彩夺目的明珠。深入地、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是一项亟待于填补的学术空白。
　　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史，是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萌芽、诞生、形成、成熟及变化发展的历史，儒家学派，尤其是先秦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在改革教育的实践活动中，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积有丰富的经验和建构了系统的理论。他们的教育哲学思想对秦汉以后的教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流，直接地或间接地促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及中国人的性格的形成。凡是在中国古代、近代教育事业上卓有建树的教育家，如董仲舒、王充、郑玄、颜之推、王通、韩愈、胡瑗、欧阳修、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戴震、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等，几乎都受到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或者以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为根基，结合自己要解决的教育实践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对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作新的诠释；或者以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为主导，吸取道、墨、法诸家以至佛教、西方的教育哲学思想，扩充为更庞大的体系；或者对儒家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在批判中受到新的启示，激发创造智慧和开拓新的路径。直至20世纪80年代，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对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教育家，还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对儒家教育哲学作了新的诠释、赋予它新的意义及促使它创造性的转换。
　　钱穆在《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大问题，正本清源，首应著重于教育问题上。”“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孔子与论语》第十四篇)可见，研究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不仅是撰写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史的首要课题，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教育哲学的重建，有赖于对历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严肃批判，在东西方文化接触、冲突、互渗、融会的时代，先秦儒家教育哲学由于它深刻博厚的理论和丰富具体的教育经验，必将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与开拓新的视野。尤其是儒家以“和谐辩证法”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启导人们反省现代的教育危机与精神危机。溯源立大，综合创新，这是建构现代教育哲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