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1977年生，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作品发表于《上海文学》《诗歌月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出版诗集三部，译著有《帕斯卡尔·葩蒂诗选》。近年来，先后在《当代作家评论》《浙江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专著《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符号学研究》等五部。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
　　“与广西的美丽相见，与祖国大地相见……这是日常生活的一抹阳光，片片深绿乃至灰色，它们都是我心中的悠悠沉思。”馮艺先生在“后记”中如是写道。这是一部关于广西历史、人物、人文、山水的情感对话录，也是对自我命运的观照与“沉思录”。
　　翻阅诗集《相见》，我为诗人的“醒觉”意识所深深触动。从写“人物”的这些诗篇中，尤其看出诗人自我的情怀与情感投射。与其说，诗人是在行走与运思中抒写美丽南方的诗篇，不如说，诗人在阅读山水中清醒地“自我”，并予以形而上学与哲理化的心灵观照和哲理质询。他与山水、人物的“相见”，我个人觉得是一种精神意蕴向内的“自我”寻找，这样的“诗性言说”也是一种极为丰盈的心灵感悟与思想馈赠。
　　冯艺先生笔下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典范的不同人物，诗人与他们的彼此凝视与对话，彰显了诗人自我的审美人格与精神旨趣。比如，他反思的现实语境与个人情怀：“逃离官场的污浊/开始一页页/清新的文字/像安抚亡灵一样/带走汹涌的河流……你的睿思/和万缕激情/坚韧是一生的品质/你说 写作是你/生命的目的/我的心被你拨动”（《读张名风》）；他寻味马君武先生的苦难经历与道德人格：“奸小之境/云寒雨冷/一波三折/举步维艰……那时一场/久远的未遂/和虚空/桃李盛开/这个时代/必然来临/被激情/与岁月辜负的人/会找到故乡”（《光在风中奔跑》）；他敬畏“大我”的人格：“将军 有侠骨/却又柔肠/风雨淫浸/霜色弥坚”（《老河口遇上李将军》）；从“石涛”绘画汲取生命智慧：“在万物之外/晨钟暮鼓中/呼吸善良……我自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哲理露出筋骨……意境/如此开阔”（《苦瓜和尚》）……还有他笔下的“半塘先生”、唐景崧、赵观文、梁漱溟、柳柳州（宗元）、徐霞客、张鸣岐、冯敏昌、黄庭坚等历史和文化人物，诗人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和他们生平细节的细致观察与向内省思，阅读历史和文化这本大书，进而勘探“自我”的品质与厚度，抵达人生事实性局限的价值体验与“醒觉”智慧。
　　他还写了各种“风景”，它们就是诗人海子所讲的“诗意状态”。这些风物和景观因为诗人的自我移情与情感投射，也变成了鲜活的生命话语，抵达内心的柔软之处。他写“桂江”：“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要认识您/沿着这些倾泻的水/这些疼/不说话/像多年前一样”（《桂江》）；“桂花开了”，正是诗人感应与生命的融合“瞬间”，他写道：“秋的枝丫下/我的嗅觉/贪婪地吮吸/它的芬芳/我感觉/呼吸轻盈如风/我感到 此刻/载满/一坛诗歌”（《桂花开了》）；诗人还用幽默的“柳州话”来感悟另一审美意境：“我不再挥霍/时间和疼痛的句子/今夜我要喝一杯/这杯酒 给/满是敬重的/月光”（《好一个柳州仔》）；诗人又与圣堂山、土司衙署、下乡源、海棠桥、十里洋渡、左江、花山壁画、斜塔、明仕田园、德天、万福山、白水塘、灵山荔枝、坭兴陶、梧州骑楼、北仑河、涠洲岛、红树林、金田、大藤峡、静静的黄姚、姑婆山等“风景”对话，展示他灵魂深处的“通感”抒写，诗人在风物中醒来，闪耀鲜活的人格和灵性。
　　这其中的人物与山水是丰盈的人文与历史地理的展示，更是诗人自我的情感与精神投射。《相见》的“声音”是沉思的，也是凝重的。那种“相遇相思相望的瞬间”，映衬着诗人灯下、月前、静寂中的个人肖像与内心“声音”。相对风骨与清醒，诗人表现出对浮华过度的现实与局限的理解和悲悯，不断反思心灵深处的文化意识与人生悖论。面对种种“人物”与“风景”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平与忽视，诗人均予以同情之心和理解态度去感应和对话，呈现那种独处与醒觉意识。
　　诗人之所以吟唱、赞美笔下“相见”的人物和风景，源于他的“大地”情怀和哲理性的自我“沉思”。“万物皆相见”，与美丽“大地”的“万物”相见。这些“万物”与诗人息息相关，是他的生命养料，给予他“沉思”，让孤独体验与“共通心灵”相见、相遇、相知、相守。“激动、跳跃和沉郁……让我借着诗的语言和意象抒写人间之情怀、天地之沧桑，表达我依然的真实、真情、真知和愚钝。”这种清醒的豁达和对人生事实性局限的关怀，映衬了诗人的人格自我与精神风骨。这些美丽的山水，是他思想深处的纹理；这些超然的风物，是他深情的另一延展与内化。
　　我之所以认同这部诗集，在于《相见》对人性和人心的积极审视和对深度情感、深度真相的“醒觉”道说。每读此处，即有共鸣。“相见中的一首首诗，包含着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包含着真诚与谦卑、苦难与幽暗、悲凉与爱，以及我内敛的顽强并以此来喟叹我骨子里的不灭的炽热和虚空。”由此可见，《相见》的向内意蕴播撒于诗性的字里行间。静寂的山水已融入逼真的生命之境。诗人之所以进入这种真实体验，包括“幽暗、悲凉”和“虚空”的否定性情感的体验，这种无常与幻象的逼近与“沉思”，建构了“相见”的内在意蕴与知性特征。
　　诗写给自己与极少数的知音、故人。冯艺先生是他生活中的山水、人物、历史、风景的私密读者，并与它们闪烁的共通心灵相遇和相知，通过诗性言说的审美体验与哲理观照得以抵达。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诗歌便是人生的“否定性”情感与价值的触摸。诗集《相见》打动我的正是这种否定性的孤独、虚无、灰色与无助的情感状态的反思与转化，它们确认了生命的另一在场言说的价值与意义。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启示了现代文学的“否定性”的情感反思与思想可能，这种向内的诗性言说赋予了文字的现代品质与思想意蕴。那种成功与喧哗背后的“静寂”与独处，让我们更悲悯地理解了生命的创伤与无助。冯艺先生的诗集《相见》由此来对深度情感、深度事实与深度真相进行哲理观照与智慧审视。 　　他写道：“每一个人/只是一缕轻烟/挂在风中/慢慢冷却而孤独/天一下子高了/地一下子陷了/所有的沟隙/仇怨冤屈/缝合或泯灭或原谅”（《土司衙署》）；“一片生命/每一种细胞/都在跳动/幽静中/被爱或爱/包裹着稚嫩/生机顽强/属于各自的意义……我多么羡慕/她们身上/藏着/一种柔软和坚硬”（《东红》）；“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你怎么忽然/成了犯人/像一只孤独的飞鸟”（《海棠桥》）；“容纳旷野寂寞/过滤人间更迭/心里写满/对世事的感慨/特立独行/就是一个奇迹”（《左江斜塔》）；“山与水几成一体/水与山/共修今世来生/我与清风/共看山/仙风道骨/圈养我的孤寂”（《从明仕至德天》）；“红树林/站稳脚跟/就从黑暗中出走/向上向上”（《向上的树根》）；“突如其来的震颤/绝不喊半句冤屈/用忠诚面对/去平复/令人心碎的杂音”（《忠诚——写给袁崇焕》）……这种“声音”构成了诗集《相见》的醒觉意识与内在意蕴。风物与人物的深情，正是诗人的柔软之心、生命之真的流露和升华。在与“万物”的对视与沟通中，践行了生命的根性的价值和意义。因而，诗性与灵性的人物、风物的感应与“相见”，成为审美化、艺术化的“人格”投射，也是极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化哲学。
　　山水与人物的“沉思”与对话，敞开了自我与大我的对话，对“否定性”的情感和向内“沉思”，赋予了诗篇的凝重与质地。他写道：“溪水是幸福的/心里無须负累/所有蛰伏的/浮躁往事/冷却之后/不再有任何重量。”（《冷冻》）他在《泗城月光》中也同样追问：“一个人/山水中洗尘/我在月光下沉思/今夜。幸福就是月色/我从头到脚披了一身。”比起许多诗人，冯艺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前辈，获得了许多难以企及的生命馈赠。但是，他的醒觉意识与自我疏离，让他总能在“沉思”中获得内心的修为与洗涤，触及人类极具“否定”色彩的孤独意味与虚无体验，探寻“真文字/大文字”的风骨与品质。诗歌不仅是人物与风景的情感抒写，更是澄明之境的“真相”勘探。
　　他在“后记”中写道：“我突然发现老了，发现自己又回到诗歌。”其实，“诗歌”赋予生命另一行走智慧与心灵价值。与其说诗人流连于抒写广西山水、风物的“相见”之情，不如说他通过诗性言说捕捉人性和人心的“真情”。在冯艺先生的“相见”里，地理、人物、风景、典故等浓缩成广西独特的“文化名片”，其柔软之心和内在意蕴也走向广西山水“相见”与“大地”归途的通感体验。读山水、读人物，是对丰富人生的心灵体验，也是“相见”和相视一笑的“醒觉”意识。冯艺先生笔下的“抒写”显然不再是表面意义上的赞美，而是趋向人物、风物的人格化、命运化的诗意审美与哲理观照。
　　由此，“相见”，是一种审美情趣，也是一种诗化哲学，诗集《相见》的感性与哲理的“沉思”，成就了“相见”的真情与分量。《相见》中“相见”，撩拨心弦，也启示了“醒觉”道说装置汉语诗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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