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肺炎，可能大部分日本人都比中国国内知道得要早。1月6日，相当于中国卫健委的日本厚生劳动省就已经发布注意通告，要求医療机构和各地的保健所关注病情。新闻也开始相关报道，当时的用词还是“武汉肺炎”，日本市民与中国留学生聊天时会说“听说你们武汉那边有很厉害的肺炎啊，很为你们‘心配’呀。”
　　日语中的“心配”一般用在别人身上，指担心、害怕，而“不安”则更近似于恐慌。随着日本和韩国发生了确诊病人暴增的情况，日本民众情绪也开始由“心配”到了“不安”。据日本放送协会最新报道，截至3月2日20时，日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总数上升至976例，累计死亡人数为12人（其中邮轮“钻石公主”号乘客6人）。
　　于是，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了各种传言，一方面诟病安倍政府这种“不紧不慢”的态度和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质疑是否存在“检测门槛过高”“检测无门”的做法。日本政府机构为何不采取强制防疫措施？日本民众是否陷入恐慌？确诊少只因检测少的说法是否有其合理性？

　　随着日本和韩国发生了确诊病人暴增的情况，日本民众情绪也开始由“心配”到了“不安”。一方面诟病安倍政府这种“不紧不慢”的态度和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质疑是否存在“检测门槛过高”“检测无门”的做法。

东京不安 大阪淡定

　　随着撤侨、禁止湖北省护照入境、奈良司机被确诊，“钻石公主”号等事件接连发生，日本人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不安”了。1月中下旬，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日本很多部门开始发出指示。东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1月28日，学校网站上发布通知，要求全校教员除了非紧迫情况，不要出国出差。
　　特别是2月13日以后，日本出现了国内首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一天之内6地确诊8名患者，多路感染路径不明，以及万人像沙丁鱼一样聚集的“冈山裸祭”，更加剧了民众的不安与担忧。从市民的角度看，东京一些欧美外企也开始居家办公或分散出勤时间，部分学校也开始调整学生的上学时间。
　　刘迪教授还说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每天他乘坐山手线路电车接驳，相比之前，拥挤的电车上有80%的乘客都戴了口罩，而正值花粉时节又加上华人此前的疯狂采购，日本街头常开的超市和药妆店，大部分用光了3个月的库存，而口罩和消毒水的货架长期处于缺货状态，且进货时间未定。
　　东京大学在读大二学生文和（化名），主要活动范围在池袋到八王子这一段。他告诉《新民周刊》，此前他曾帮国内亲戚购买口罩，由于限购、脱销的缘故，口罩大多数被店员藏在店里很难找的地方或者收银台下面，得会说日语问店员才能拿到，采购的数量也从刚开始的一人买3份，到后来的一人买1份，再到现在基本买不到了。
　　在东京千叶县的王菁家，小儿子刚开始上保育园， 2月28日，日本政府向全国各都道府县发出中小学停课通知时，学校暂时还未有所行动。目前虽然正常生活，但她也开始担忧。王菁丈夫所在IT公司开始错峰上下班，而日本类似的大中型公司在经历过2011年“311地震”等突发事件的长期摸索，通常都设立了危机管理部门，一旦出现情况，会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脚本演练，避免公司陷入混乱状态。
　　相比之下，在大阪工作3年的江苏人小方，感受则不同。虽然身边的日本朋友开始担心疫情发展，但小芳说，并未看到大家尤其是年轻人的实际行动，可以说，除了少部分人戴口罩之外，足球比赛、堂吃午饭、同事聚餐，逛街购物，大家的生活似乎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小方因为了解国内情况，内心相对更担忧。1月24日，小方的妻子从中国来日本过年，出去玩的时候，周围很多华人，当时他们就很警觉地戴了口罩。而在公司戴口罩，则会被同事调侃：“多虑了”。在日本市民眼中，新冠肺炎在中国的死亡率并不是很高，病故患者不少有基础疾病且年纪较大，况且大阪目前只确诊了一例，应该无碍。
　　大阪现在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实行“错峰上班”的模式，但小方身边的朋友会利用错峰上班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对于他们来说错峰似乎并不是为了防控疫情。而目前大阪还未采取类似公共场所测量体温等更多的防控措施。文和也告诉记者，学校速报里会提示有发热情况的学生，请自行在家隔离，会提供诊所联系电话，但需大家自行联系。
　　整体的感觉是日本将疫情的防控寄希望于企业和个人自身的决定，以至于大家也并不特别清楚要怎么做。日本歌手西川贵教2月26日还在网上抱怨自己不清楚演唱会到底是否要继续，批评政府没有给到民众明确的信息。最新情况是大阪市从2月29日开始，高中以外的学校开始停课，但针对这些决定，大家更多的是抱怨。

被诟病的日本公共卫生体系

　　事实上，疫情危机始于一个月前。1月20日，一名80岁的中国香港男子在横滨登上了载有约3700人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在离船后6天，他于2月1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彼时，“钻石公主”号正在返回日本的途中。 　　2月3日，邮轮提前抵达横滨港，由于船上已有人出现感染症状，日本政府决定禁止全船人员登陆，取而代之的是留在船上隔离14天。从一开始，就有专家对隔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将乘客和船员留在邮轮上的决定反而“加剧了疫情”。
　　日本感染病专家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在公开视频中描述，邮轮在感染控制方面做得很不够，连基本的安全“绿区”和污染“红区”都没有区分。“人们穿着防护装备到处走来走去，戴着防护手套在同一个地方吃饭，一些工作人员发烧了，去医疗中心时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对于没有明显症状、检测阴性的人员，没有隔离，下船后也乘坐交通工具离开。
　　历来以严谨出名的日本，公共卫生系统真的如此不堪吗？日本主管健康和医疗的机构，是厚生劳动省（简称厚劳省），从1950年开始，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公共卫生体系，民间医疗也非常发达。在日本的公共场所，即便在平时，洗手液、酒精消毒也均有配备，日本基本从幼儿园开始就普及卫生健康知识，至今形成了全民习惯。
　　至于为何对下船后的乘客不采取隔离措施，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须军认为，日本是民选政府，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所有的决定和行为均要有法可依。根据法律规定，只能劝说但不能强制做检查。日本政府更没有权力强制取消集会、让企业放假，或强制让公民待家里。
　　“只能劝告、建议，但不能强制，除非国家宣布紧急状态，目前充分调动资源的能力确实有限。“须军告诉《新民周刊》，如果把下船的人，集中放在日本境内隔离，一下子隔离3700人，依照日本目前的床位数量基本也不现实，而且不能征用宾馆、私人医院等。可以说，日本的“佛系”政策，一定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
　　“日本实际确诊人数并不知道有多少，这与检测门槛高有一定关系。”须军说，日本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2月21日在推特上发文，称儿子连续发烧咳嗽6天，去地区保健所要求医生给孩子进行新冠肺炎检测但被拒绝，理由是并不符合检测条件。
　　虽然日本政府承诺对已确诊患者，不分国籍，一律公费治疗，但在厚劳省给出的就诊指引上，官方确实设置了就诊门槛：建议37.5度以上、持续发烧4天、有强烈的倦怠感或呼吸困难的人，才需要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甚至去医院前，要先给归国者咨询中心打电话，确认是否需要检测，检测时还需有公立保健所的介绍信，不然费用很高。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2月26日在国会发言中称，2月18日至24日期间，日本平均每天为约900人次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一实际检测数字远低于此前强调的最大检测能力的3830次。加藤胜信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初期的检测能力主要集中于乘包机归国人员，但这一说法并不被在场在野党议员所信服。
　　须军认为，日本将进行核酸检测的门槛提高，可能是想通过“少检测少确诊”的方式减小疫情的“动静”。“减小动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府可能没有充分认识这种疫情的严重性，有一定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就是想尽量保住奥运、保住经济，在医疗充足情况下，政府过度考虑经济预算和政治问题了。”

东京奥运会延期还是取消

　　进入3月份，日本人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但变化也正悄然发生。2月24日，小芳把一周前定的聚餐地点改为了宿舍，并在席间劝说日本朋友戴口罩。刘迪所在的杏林大学防控措施更明显了，3月份的毕业典礼取消了。日本各种招聘、跳槽、入职说明会包括新天皇上位后的第一个诞生日庆祝活动都延期或取消。
　　核酸检测的批准权力，即将从保健所下放到各个医院。日本政府2月25日公布《方针》中提到，就诊者目前是否进行核酸检测，将由各地医疗机构的医生判断。也就是说，从这周开始，患者不必再得到保健所批准，也不会出现医生认为需要检测而保健所不同意的情况。唯一的不同是，检测费用不是由国家全额支付，患者自己需要付10%至30%左右。
　　加藤胜信27日也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新冠病毒检测最快将于下周适用公共医疗保险。东京都地区通过委托民间机构，每天核酸检测能力从120人份增至约340人份，目前关于15分钟出结果的新冠肺炎检测新技术，也可能在下个月投入使用。
　　同时，疫情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正在逐步展现出来，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游客来源国，日本超过30%的游客来自中国。受此次疫情影响，日本1月至3月的旅游业收入或将减少13亿美元。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疫情持续一年，访日游客将同比减少34%，日本的GDP将被拉低0.45%。多家日企也纷纷表示，企业的生产链和物流链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的营收预期都大幅下调。
　　从中期看来，最让日本政府担心的，莫过于今年7月份将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日本为东京奥运会筹措了许久，预计耗资1.35万亿日元（约合124亿美元）。日本民众还曾捐500万台手机回收金属只为铸造5000枚奖牌。而这个关口，日本政府也希望通过这次奥运会，至少能复苏经济并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此前网上曾一度传出由于疫情关系，东京奥运会将取消的谣言。日本奥委会很快就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国际奥委会也发声表示，相信日本正在妥善应对疫情。就目前来看，奥运会仍在持续推进中，比如奥运会主会场和室内球场已经在今年1月竣工验收;奥运选手村也开始布置室内设备;2月15日，东京奥组委还按原计划举行了火炬传递的彩排活动。
　　不过，有评论指出，在奥林匹克百余年历史上取消发生过三次，但都因为战争，考虑到奥运会涉及环节众多，且其他签过合同的赛事也难以为其“让路”，东京奥运会很可能面临取消而不能延期的命运。3月3日，日本奥运事务大臣樱田义孝称，根据东京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约，东京可以将奥运会推迟至今年年底举行。当然，在新冠肺炎疫情有全球扩散危险的背景下，东京奥运会的命运也并不掌握在东京奥组委，乃至国际奥委会手中。
　　奥运会开幕前日本本土和全球的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才是东京奥运会真正的“判官”。除了一连串的经济、产业影响，苦练数年的竞技运动员影响最大，毕竟他们已经等不起下一个四年。像费德勒、纳达尔都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的暮年，就算延期一年，一年之后呢，他們能否保持现在的状态，仍是一个未知数。
　　3月1日，中国政府在向日方提供检测试剂盒之后，又向日本政府捐赠了5000件防护服和10万只口罩;而3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包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在内，将加紧推进立法，以便可以采取与《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同等的措施。安倍晋三说，要常作最坏的打算，提前作好相应准备至关重要，但愿接下来的两周会迎来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