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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冯牧在《清碧溪速写》这篇散文中写道:“我最早知道清碧溪的名字,是从徐霞客的游记中读到的。他对于清碧溪的逼真如画和引人入胜的描写,使我不胜向往。当我坐在潭边,重新翻阅徐霞客在他游记中对清碧溪的记载时,我不能不对于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散文家发出由衷的感佩之情。”
确实,徐霞客对大理有着一腔热忱,在游记中把大理写得“逼真如画”。
那么,徐霞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笔者有必要花些笔墨先介绍一下其人“奇书”。
明朝万历十四年(公元1587年)十一月,徐霞客出生在现在的江苏省江阴县马镇镇南旸岐村,离我们已经整整419年了。
自古以来,徐霞客被人们称作“千古奇人”,他写的《徐霞客游记》被称作“千古奇书”。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徐霞客这个人的言行确实怪诞离奇,不合时宜。当时很多人说他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在那时候人的眼中,读圣贤书、考八股文、步科举路、谋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是做人的基本目标,也是一条众人趋之若骛的正道,只有如此才算务正业。徐霞客不仅不想走这条“正道”,而且对热衷于走这条路又有钱有势的人,他不愿意巴结,更不屑于追逐微利图虚名,(“不屑谒豪贵,博高名”)。路上遇见当官的,他总是远远地避开;对所崇敬的人,他不嫌路远,脚蹬草鞋就去拜访。因此,当时的人说他有“嗜痂之癖”,意思是有爱吃疮疤的怪癖。
然而,徐霞客绝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从小聪慧敏捷,读书“目空万卷”,在师塾里,“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也就是说他从小就读书破万卷,随口吟诗,下笔如神。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嗜书如命,特好奇书”。藏书汗牛充栋,仿佛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全搬到书房里了。他读遍能够找得到的书,也不过瘾,还要到处寻觅收罗。有一年冬天下雪,他在书肆里见到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当时囊中羞涩身无分文,他就毫不犹豫地脱下皮袍当了钱去换书,扛着一摞书,到了家几乎冻成了冰棍。
徐霞客读书的痴迷程度,以及对前人见解的大胆怀疑也是人们说他怪异的理由之一。他读旅行家陶水监的传记后说:“他这种所谓的旅游只不过是在无名的小山中打打转、听听松涛的声音就心满意足的行为而已,哪能与登青天、探白日那样壮游相比拟呢?”当读到东汉严子陵“天下有九州,我已经跑过了其中的八个州;神州大地上有五座高山,我登上了其中的四座”一句话时,他如逢知音,兴奋地说:“大丈夫就要有如此宏伟志向,岂有游了一个角落就心满意足,沾沾自喜呢?”
就因为从小就有这样非同一般的言行举止,徐霞客被周围一些人称作是一个“怪而且诞”之人(即荒诞离奇的人)。对此,他不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更生方设法搜集古人的游行事迹。
不过,徐霞客毕竟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开明的地域,慧眼识珠,能够充分理解他的人不是没有,而且理解他的大都是当时最明智的人士。比如江南名人董其昌、钱谦益、陈继儒等,尤其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不光理解他,而且是精心培养他,深刻地影响他。
徐霞客生长在一个思想超前的家庭,他父亲和母亲的观念很新潮。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江阴人叫王思任的进士,曾写过一篇《徐氏三可传》,极为称颂徐家父母子三人的德行,“三可”就是“三个可人”,三个值得称道的人。在明代江苏江阴,徐霞客祖上曾经是“江南巨富”,也是“文献巨室”。徐家世代“辟田千顷”,“积书数千卷”,每代都不乏达官贵人。然而,到了徐霞客的祖父这一代,徐家开始出现衰微迹象。太祖父徐元献直至祖父徐衍芳,个个都是很有才学的能人,但赴京会试都莫名其妙地名落孙山,最终都因科举耗尽心力,英年早逝。到了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徐家家道终于一蹶不振。徐有勉在父亲和先祖们无缘白故落第的刺激下,折磨成当时人们心目中一个性格怪诞的人。他虽然酷爱读书,却对科举功名极为淡漠。有一次,好心人关心他,劝他筹集点路费,趁年轻时赌他一把,进京赶考,图个功名,谋个差事,像祖上一样崭露头角,混个人模人样。对于好心的忠告,他很不耐烦,掉头就走。他尤其不愿与官场结交。有一次,有位姓秦的中丞和姓侯的给谏到无锡出差。他俩都是御使,因为与徐家是世交,想起徐家生计困难,打算提拔提拔徐有勉在官场端个铁饭碗。他听见后,立马躲进屋边的竹林子里,待风声一过,就带上一本书,划了一叶小船驶入江中,悠哉游哉逍遥去了。照世俗的眼光,这个人“狗戴帽子不受敬”,好不识相啊!试想想,如今哪个不向往吃皇粮端铁饭碗的公务员。君不见招考公务员的盛况,数百对一的比例,不就是要争那个铁饭碗,过个安稳日子啊!对此,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却说:“世间的事,人各有志,不可勉为其难。”他常常教诲孩子干点实事,说:“读书好客,可以竟吾志,不愿而富贵也”。因此,王思任说:“有这样的父亲,怎能不让人称道呢?(‘有如此之父,而称可者。’)”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王孺人虽是妇道人家,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江南女子,相夫有道,教子有方。她常对徐霞客说:“志在四方,这是男子汉的正经事。《论语》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过是叫你计划好路程的远近和行期的长短,按时回来而已,但绝不是叫你像小鸡跟着母鸡,一刻离不开半步。一个人若成了篱笆中的小鸡,车辕下的马驹,还有什么志气呢?”(“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因此,她还特地替儿子缝制了远行的帽子,以壮其行色。更值得惊叹的是,为了消除儿子的顾虑,这位母亲在年过古稀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跟着儿子一起游了离江阴100多里的荆溪和勾曲,显示年老不衰。在当时,这也算得上是壮举。因此,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为王孺人写的墓志铭说:“人们说,中国有九州,徐霞客的足迹占其八,这应当归功于他的母亲。”(“故仲子足迹,几所谓州有九,游其八者,孺人成之也。”)确实像王思任所说:“有如此之母,而称可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很值得赞叹啊!”)
能够理解徐霞客宏伟志向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士,这就是陈继儒。他是当时江南与大画家董其昌齐名的学者,因不满科举制度,焚烧掉儒者衣冠隐居深山。他虽年长30岁,但从与徐霞客的接触中,他感到这个后生在很多方面与自己很相通,因此对徐霞客十分赞赏,说徐霞客就像一个老成道士(枯道人),能抛弃人间烦琐,痴情于名山大川,足迹走遍半个天下。于是他就给这位后生取了“霞客”这个名字。徐霞客原名叫宏祖,字振之,这寄托着徐有勉对孩子的期待,希望他能重振家风,这种家风不是别的,而是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让名利所羁绊。这一点从他给朋友说的话中得到证实,他说:“我的次子弘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读书好客,看来可以继承我的志趣,我并不愿意他富与贵。”(“是儿眉庭霞起,读书好客,可以竟吾志,不愿而富贵也。”)陈继儒因此给他取名“霞客”。在汉字里“霞”这个字很优美,有五彩缤纷、高远圣洁、风姿潇洒等等美好的含义。而“霞客”指的就是一个气宇轩昂、飘逸洒脱、超凡脱俗的超人,是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颇有点道家的气度。
徐霞客是个说一不二的大孝子。虽然,从22岁开始,他就有“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的志向,但在母亲和远游之间,他宁可割爱远游而选择了遵孝道。直至母亲在80岁上离世,他终于能够开始了他游历考察的生涯,实现了“生平无他嗜,日遑遑游天下名山”的理想。“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他先后进行了4次长途跋涉,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要知道,在三四百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如今的“铁、公、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外出全靠两只脚长途跋涉。单凭这一点精神,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更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的险滩。不难想象,他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到,徐霞客献身大自然的决心是如此之大,意志是如此之坚强。
徐霞客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探索、求知、求实精神,在公元十六七世纪那个时代,中国的文明正在居于顶峰。林语堂在论及中国这个古老而庞大帝国的神秘时说:“当年,中国已经在艺术领域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而像徐霞客这样的人物正是中国欲振兴高翔的翅膀。他对自然现象进行精辟系统的研究,要比欧洲著名地理学者罗蒙诺索夫和洪堡早一二百年。因此可以说,徐霞客不仅是一位苦行者,而且是世界地理科学史上的先行者。
徐霞客游踪所至,每日必记。一日行程终了,他总是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有时日行百余里,晚上就在危垣破壁之下,点起豆大的油灯,进行写作;甚至在露宿山野寄身草莽的时候,燃着木片照明,坚持记录。因此,他的日记写景状物详细而逼真。他经过30年考察撰写而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这样评价徐霞客:“他的游记读起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的,倒像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
2007年,在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时,温家宝总理专门写了贺信,他说:“《徐霞客游记》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在于运用他人文精神的大文字与科学精神的真文字,将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山川大地予以逼真的描画;无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完成了他开拓性的全方位生态探讨与审美观照。”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徐霞客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去世后不久,读过他这本奇书的人惊叹道,这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并进而说:“宇宙间不可无此奇人,竹素间不可无此奇书。”意思是说,人世间不能缺少这位奇人,图籍里不能没有这本奇书。如果,世间缺了这位奇人和他的奇书,那将是最大最大的遗憾。
认识了徐霞客的其人和“奇书”,我们再回到本文的标题,解读关于徐霞客为何特别钟情于大理。
少年时代的鲁迅对《徐霞客游记》一书爱不释手,在认真阅读了这本奇书好多遍之后,他在书上写下了4个字:“独鹤与飞。”鲁迅以艺术的敏锐,精辟地把徐霞客比作一只孤飞的仙鹤。那么,这只孤单的仙鹤,究竟要飞向何方,哪里是它的归宿呢?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天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并耗时30多年。在这30多年的旅行生涯中,云南之行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曲折、时间最长,也是丰富多彩的一页。这一年徐霞客已经51岁了,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这样的年龄,已经算得上是垂垂老者。因此,在即将起程西游时,他不无感慨地说:“老病将至,必难再迟。”
那么,徐霞客西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历来有探江源、慕名山、为友情、和避乱世诸说。
“探江源”说认为:徐霞客把西南遐游的方向定在滇西是为了弄清楚长江的源头。这种说法有道理。徐霞客从小读古代地理书,总觉得这些书常常将地理的真面目弄得含糊不清,甚至错误百出,因此他要亲自考察找个明白。他的家乡江阴地处江尾海头,即长江入海之处。中国古代有一本《禹贡》说“岷山导江”,即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徐霞客不相信这种观点,一到云南终于得出长江的真正源头是金沙江。这种求实精神,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到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问:徐霞客在云南的行程中在大理逗留的时间最久,内容也最丰富。这已经远远超过探寻江源的目的,那么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他在云南境内踯躅了三个年头,22个月,将近700天。从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看,自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十五日,徐霞客从姚安进入大理的祥云,一直到庚辰(公元1640年)三月病笃离大理东归,他在大理停留的时间就有500多天,而在鸡足山大致有半年。他走遍了除云龙县以外的大理州所辖各县,不久他因病东归,到家后去世。就日记而言,《徐霞客游记》全书60万字中,“滇游日记”的文字大约占五分之二,而大理日记占滇游日记的二分之一还多。更为珍贵的是,他为后人还留下了一份完整的《鸡足山志》纲目,这可以称作是徐霞客人生的绝唱,临终时的“天鹅之歌”。
除此之外,他在一首诗中明白地写道:“矢志名山,来游鸡足。”也就是说,游鸡足山是他矢志不移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大理的鸡足山是徐霞客旅行人生的归宿。
那么,我们接着要问:徐霞客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大理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从远的动因看,徐霞客“生平无他嗜,日遑遑游天下名山”,“夜话翻来只有山”。“夜话翻来只有山”这句诗出自晋宁才子唐泰之手,也就是后来祝发鸡足山和感通寺的担当和尚给徐霞客的赠诗《与先生夜酌》。徐霞客就是如此痴迷于名山大川,跟人闲聊,三句话离不开“山”字。只要是名山他都向往,全力以赴去攀登。
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心驰神往鸡足山由来已久。
徐霞客对鸡足山格外地神往,这还得从鸡足山在明代佛教中的地位说起。鸡足山的兴盛时代起于明代,大多寺宇是明代兴建的。在明代,鸡足山已经名扬海内。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曾写道:“鸡足山在天下之西南,与蜀之峨眉、浙之补陀(普陀)、山西之五台、楚之太和、两河之王屋并峙宇内,为方士高衲、骚人墨客之所快睹。”
明代,大理与内地交流频繁,除了跟随明朝军商屯田进入大理的大批内地汉族外,还有两种人士经常往返于大理和内地之间,这类人中有江南人,也有云南人。他们中第一类是僧人,其中多数是鸡足山的和尚,他们到江南一带学法,最著名的如彻庸。彻庸又名周理,是祥云乔甸的杜家子弟,11岁时父亲去世后入鸡足山拜遍周和尚为师,出师后云游浙江,因写得一手好诗,与董其昌、陈继儒等江南名流过从甚密,互相酬唱。还有云南昆明人读彻,先是在鸡足山出家,以后去了江南。对于这位读彻,徐霞客在鸡足山的游记中还特别提到他。这是他在观赏瀑布途中遇见一位叫野和的和尚,这位僧人恰是读彻的师侄。他写道:“读彻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诗翰俱清雅。”说明他与读彻早有交往。像这样孜孜不倦、不远万里来内地求法的鸡足山僧人为数不少,在《游庐山日记》中,在一处“重嶂幽寂,非复人世”的地方,徐霞客就遇见一位赤脚短发的鸡足山僧人。就是这些人把鸡足山的兴盛情况传播给内地人,从而使这座西南佛教名山名扬江南。另一类人是官吏,明朝派遣很多官员到大理,其中有不少文人。这些人到了大理,总要到鸡足山游一游。徐霞客那个时代,游过鸡足山并留下诗文的江南官员知名的有嘉靖间任云南左布政使的周复俊,万历年间任云南右参议的冯时可,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等数10人。其中对徐霞客影响最大的是王士性,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旅游家。他素以诗文名天下,且性好游,徐霞客在游记里两次提到他,还称他为“王十岳”(意思是他游过五岳已经两次)。写过《游鸡足山记》的王士性对徐霞客西行不能不有影响。当然还有云南人到江南办事的,如明代的李元阳就在江阴任过县令,明末晋宁的担当,以及一直陪徐霞客游大理的洱源人何巢阿等等。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徐霞客不想做官,也不信宗教,但是对科学和艺术则特别感兴趣。”虽然说徐霞客“不信宗教”,但他与宗教,尤其是佛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爱山成癖,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因此徐霞客与僧徒有了不解之缘。与静闻和尚的生死情成了他一生挥之难去、刻骨铭心的情结,也是他游鸡足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静闻是南京迎福寺的一位禅师,他用针刺指血写成一部《法华经》,立志要将这本血写的经书亲自送到鸡足山。于是,静闻就成了徐霞客万里西行志同道合的旅伴。不幸的是,他们在湘江上遭遇盗窃,静闻遇刺,不幸在途中去世,死前托付徐霞客葬骨鸡足山。
崇祯九年,即1636年9月19日,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在51岁的时候,徐霞客和静闻终于在子夜放舟,离开故乡江阴,踏上征途,开始了他们的万里西行的夙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前途未卜的苦行者来说,这颇具有一种苍凉悲壮的色彩!
徐霞客和静闻一路走来,从江阴到杭州、江西,直至第二年的二月初来到湖南衡阳,有时陆行,有时泛舟,逢山探幽,遇寺揽胜。在这5个多月里,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二月十一日夜晚,他们所乘的客船停泊在湘江上衡阳的新塘。
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初春寂静之夜。徐霞客躺在船舱里,欣赏美景,吟着诗句,忽然听到岸上有孩儿的哭声,一直不停。到了二更时,静闻尿急起床。本来他可以站在船边撒尿江中,但静闻是一位戒律很严的僧侣,一吐一解(痰和小便)是决不污秽江水的。于是他跳下水涉江上岸,解完小便就以慈悲心,去问啼哭的小孩。小孩诉说遭到主人的殴打,不敢回家。静闻给了他钱,还劝他上船避寒,小孩就是赖着不动。当静闻回到船上不久,一伙强盗就随之上船。原来那个啼哭的孩子是一个诱引。面对火炬刀剑的交丛,徐霞客赤身跳入江中,爬上旁边的船上,开船逃离现场,得以脱身。直到天亮后,他才好不容易与静闻及他带来的姓顾的仆人生死相会。原来在危急之中,大家纷纷赤身跳入水中,在盗贼的刀剑之下逃生。静闻却独自留在船上,舍命向盗贼乞求,保住了佛经和徐霞客的许多重要书籍、文稿。盗贼放火烧船,他为了救火,被刺两刀。等盗贼离开之后,他又在烈焰和寒冷的河水之间往返穿梭,抢救物品,直至船只沉没,然后就在沙岸边等待物品的主人来认领。此时,他与只穿着单衣单裤、冷得发抖的徐霞客劫后重逢,于是赶紧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徐穿上。在这次劫难中,仆人顾行也受了刀伤。而船上一位同行的姓艾的朋友却被杀害了,惨不忍睹。在极其狼狈的境况下,他们只好返回衡阳。这是一幕何等惊心动魄的场景,令徐霞客终身难忘。
在湘江遇盗半年后的九月间,也就是离出发整整一年之后,静闻竟一病不起,在广西南宁的崇善寺病故。徐霞客遵从静闻生前的遗言,将骨灰带上葬往鸡足山。遥遥鸡足,尚在千里之外,身负遗骨跋山涉水,谈何容易!但徐霞客却做到了,在静闻圆寂一年多之后,他终于带着遗骨抵达鸡足山,征得寺僧允许,隆重立塔将静闻葬于佛塔寺旁,了却了“别君已许携君骨”的心愿。
这件事历来被誉为徐霞客的崇高的道德品格、无穷的人格魅力。
儒家的经典《论语》中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友谊》一文中也说:“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如果有一位知心的挚友,人就可以安心瞑目,因为他将能承担你所未做完的事业。因此,一个好朋友实际上可以使你获得又一次生命。”由此说来,静闻禅师是幸运的,有了徐霞客这位挚友,他实现了人生的归宿。而付出艰辛的徐霞客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人生的最后家园!一个佛教徒为了心中虔诚的信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献出了生命;一个旅行家为了人间真挚的情谊,历尽艰辛,将朋友的遗骨送达目的地,实现了死者的理想。这是一个关于理想、关于友情的真实故事,足以与日月共久长,与山水共芬芳。
本来,把静闻的骨灰体面地送上鸡足山,并且建塔立碑,这对痴于友情的徐霞客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然而,他没有离开鸡足山,不仅不离开,一住就是半年,这对于行色匆匆的苦行者来说,应当别有隐情。除了报答丽江木增土司礼遇之恩,受托撰写《鸡足山志》外,从精神层面上看,又有深层次的原因。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得认为:“对徐霞客和其他游访者来说,在这个时候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中,鸡足山无异于一个遁世避难之所。”是焉?非焉?
徐霞客对鸡足山的钟情,进一步说明他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无怪乎鲁迅把他比作一只独飞的白鹤。这与徐霞客同时代人的笔下也有这种象征自由和高雅的比喻,说徐霞客的远游仿佛是得道成仙后骑仙鹤上天的壮举(“控鹤骖鸾冲天之举”)。这已经把徐霞客的境界提升到了极其崇高的精神层面上了。
【作者简介】 施立卓:男,1938年8月生。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主编,副编审。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在1981年发表的《白族烤茶与下关沱茶》一文中,首次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介绍于世,引起强烈反响。专著有《白族丛谈》、《万花溪絮语》(散文集)、《航天元勋王希季》(传记文学),编选《李元阳诗文选》,担任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李元阳集》总编校(兼《散文卷》校注),撰写《大理州旅游志》和《大理省级开发区志》等,与人合作主编《神笛》(白族民间童话集)和《杨黼论丛》、校注《二艾遗书》和《关中集》等。参加《白族学研究》、《白族文化研究》、《大理州年鉴》的编辑。
责任编辑 王丽敏
确实,徐霞客对大理有着一腔热忱,在游记中把大理写得“逼真如画”。
那么,徐霞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笔者有必要花些笔墨先介绍一下其人“奇书”。
明朝万历十四年(公元1587年)十一月,徐霞客出生在现在的江苏省江阴县马镇镇南旸岐村,离我们已经整整419年了。
自古以来,徐霞客被人们称作“千古奇人”,他写的《徐霞客游记》被称作“千古奇书”。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徐霞客这个人的言行确实怪诞离奇,不合时宜。当时很多人说他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在那时候人的眼中,读圣贤书、考八股文、步科举路、谋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是做人的基本目标,也是一条众人趋之若骛的正道,只有如此才算务正业。徐霞客不仅不想走这条“正道”,而且对热衷于走这条路又有钱有势的人,他不愿意巴结,更不屑于追逐微利图虚名,(“不屑谒豪贵,博高名”)。路上遇见当官的,他总是远远地避开;对所崇敬的人,他不嫌路远,脚蹬草鞋就去拜访。因此,当时的人说他有“嗜痂之癖”,意思是有爱吃疮疤的怪癖。
然而,徐霞客绝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从小聪慧敏捷,读书“目空万卷”,在师塾里,“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也就是说他从小就读书破万卷,随口吟诗,下笔如神。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嗜书如命,特好奇书”。藏书汗牛充栋,仿佛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全搬到书房里了。他读遍能够找得到的书,也不过瘾,还要到处寻觅收罗。有一年冬天下雪,他在书肆里见到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当时囊中羞涩身无分文,他就毫不犹豫地脱下皮袍当了钱去换书,扛着一摞书,到了家几乎冻成了冰棍。
徐霞客读书的痴迷程度,以及对前人见解的大胆怀疑也是人们说他怪异的理由之一。他读旅行家陶水监的传记后说:“他这种所谓的旅游只不过是在无名的小山中打打转、听听松涛的声音就心满意足的行为而已,哪能与登青天、探白日那样壮游相比拟呢?”当读到东汉严子陵“天下有九州,我已经跑过了其中的八个州;神州大地上有五座高山,我登上了其中的四座”一句话时,他如逢知音,兴奋地说:“大丈夫就要有如此宏伟志向,岂有游了一个角落就心满意足,沾沾自喜呢?”
就因为从小就有这样非同一般的言行举止,徐霞客被周围一些人称作是一个“怪而且诞”之人(即荒诞离奇的人)。对此,他不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更生方设法搜集古人的游行事迹。
不过,徐霞客毕竟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开明的地域,慧眼识珠,能够充分理解他的人不是没有,而且理解他的大都是当时最明智的人士。比如江南名人董其昌、钱谦益、陈继儒等,尤其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不光理解他,而且是精心培养他,深刻地影响他。
徐霞客生长在一个思想超前的家庭,他父亲和母亲的观念很新潮。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江阴人叫王思任的进士,曾写过一篇《徐氏三可传》,极为称颂徐家父母子三人的德行,“三可”就是“三个可人”,三个值得称道的人。在明代江苏江阴,徐霞客祖上曾经是“江南巨富”,也是“文献巨室”。徐家世代“辟田千顷”,“积书数千卷”,每代都不乏达官贵人。然而,到了徐霞客的祖父这一代,徐家开始出现衰微迹象。太祖父徐元献直至祖父徐衍芳,个个都是很有才学的能人,但赴京会试都莫名其妙地名落孙山,最终都因科举耗尽心力,英年早逝。到了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徐家家道终于一蹶不振。徐有勉在父亲和先祖们无缘白故落第的刺激下,折磨成当时人们心目中一个性格怪诞的人。他虽然酷爱读书,却对科举功名极为淡漠。有一次,好心人关心他,劝他筹集点路费,趁年轻时赌他一把,进京赶考,图个功名,谋个差事,像祖上一样崭露头角,混个人模人样。对于好心的忠告,他很不耐烦,掉头就走。他尤其不愿与官场结交。有一次,有位姓秦的中丞和姓侯的给谏到无锡出差。他俩都是御使,因为与徐家是世交,想起徐家生计困难,打算提拔提拔徐有勉在官场端个铁饭碗。他听见后,立马躲进屋边的竹林子里,待风声一过,就带上一本书,划了一叶小船驶入江中,悠哉游哉逍遥去了。照世俗的眼光,这个人“狗戴帽子不受敬”,好不识相啊!试想想,如今哪个不向往吃皇粮端铁饭碗的公务员。君不见招考公务员的盛况,数百对一的比例,不就是要争那个铁饭碗,过个安稳日子啊!对此,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却说:“世间的事,人各有志,不可勉为其难。”他常常教诲孩子干点实事,说:“读书好客,可以竟吾志,不愿而富贵也”。因此,王思任说:“有这样的父亲,怎能不让人称道呢?(‘有如此之父,而称可者。’)”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王孺人虽是妇道人家,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江南女子,相夫有道,教子有方。她常对徐霞客说:“志在四方,这是男子汉的正经事。《论语》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过是叫你计划好路程的远近和行期的长短,按时回来而已,但绝不是叫你像小鸡跟着母鸡,一刻离不开半步。一个人若成了篱笆中的小鸡,车辕下的马驹,还有什么志气呢?”(“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因此,她还特地替儿子缝制了远行的帽子,以壮其行色。更值得惊叹的是,为了消除儿子的顾虑,这位母亲在年过古稀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跟着儿子一起游了离江阴100多里的荆溪和勾曲,显示年老不衰。在当时,这也算得上是壮举。因此,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为王孺人写的墓志铭说:“人们说,中国有九州,徐霞客的足迹占其八,这应当归功于他的母亲。”(“故仲子足迹,几所谓州有九,游其八者,孺人成之也。”)确实像王思任所说:“有如此之母,而称可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很值得赞叹啊!”)
能够理解徐霞客宏伟志向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士,这就是陈继儒。他是当时江南与大画家董其昌齐名的学者,因不满科举制度,焚烧掉儒者衣冠隐居深山。他虽年长30岁,但从与徐霞客的接触中,他感到这个后生在很多方面与自己很相通,因此对徐霞客十分赞赏,说徐霞客就像一个老成道士(枯道人),能抛弃人间烦琐,痴情于名山大川,足迹走遍半个天下。于是他就给这位后生取了“霞客”这个名字。徐霞客原名叫宏祖,字振之,这寄托着徐有勉对孩子的期待,希望他能重振家风,这种家风不是别的,而是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让名利所羁绊。这一点从他给朋友说的话中得到证实,他说:“我的次子弘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读书好客,看来可以继承我的志趣,我并不愿意他富与贵。”(“是儿眉庭霞起,读书好客,可以竟吾志,不愿而富贵也。”)陈继儒因此给他取名“霞客”。在汉字里“霞”这个字很优美,有五彩缤纷、高远圣洁、风姿潇洒等等美好的含义。而“霞客”指的就是一个气宇轩昂、飘逸洒脱、超凡脱俗的超人,是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颇有点道家的气度。
徐霞客是个说一不二的大孝子。虽然,从22岁开始,他就有“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的志向,但在母亲和远游之间,他宁可割爱远游而选择了遵孝道。直至母亲在80岁上离世,他终于能够开始了他游历考察的生涯,实现了“生平无他嗜,日遑遑游天下名山”的理想。“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他先后进行了4次长途跋涉,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要知道,在三四百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如今的“铁、公、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外出全靠两只脚长途跋涉。单凭这一点精神,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更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的险滩。不难想象,他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到,徐霞客献身大自然的决心是如此之大,意志是如此之坚强。
徐霞客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探索、求知、求实精神,在公元十六七世纪那个时代,中国的文明正在居于顶峰。林语堂在论及中国这个古老而庞大帝国的神秘时说:“当年,中国已经在艺术领域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而像徐霞客这样的人物正是中国欲振兴高翔的翅膀。他对自然现象进行精辟系统的研究,要比欧洲著名地理学者罗蒙诺索夫和洪堡早一二百年。因此可以说,徐霞客不仅是一位苦行者,而且是世界地理科学史上的先行者。
徐霞客游踪所至,每日必记。一日行程终了,他总是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有时日行百余里,晚上就在危垣破壁之下,点起豆大的油灯,进行写作;甚至在露宿山野寄身草莽的时候,燃着木片照明,坚持记录。因此,他的日记写景状物详细而逼真。他经过30年考察撰写而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这样评价徐霞客:“他的游记读起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的,倒像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
2007年,在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时,温家宝总理专门写了贺信,他说:“《徐霞客游记》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在于运用他人文精神的大文字与科学精神的真文字,将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山川大地予以逼真的描画;无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完成了他开拓性的全方位生态探讨与审美观照。”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徐霞客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去世后不久,读过他这本奇书的人惊叹道,这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并进而说:“宇宙间不可无此奇人,竹素间不可无此奇书。”意思是说,人世间不能缺少这位奇人,图籍里不能没有这本奇书。如果,世间缺了这位奇人和他的奇书,那将是最大最大的遗憾。
认识了徐霞客的其人和“奇书”,我们再回到本文的标题,解读关于徐霞客为何特别钟情于大理。
少年时代的鲁迅对《徐霞客游记》一书爱不释手,在认真阅读了这本奇书好多遍之后,他在书上写下了4个字:“独鹤与飞。”鲁迅以艺术的敏锐,精辟地把徐霞客比作一只孤飞的仙鹤。那么,这只孤单的仙鹤,究竟要飞向何方,哪里是它的归宿呢?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天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并耗时30多年。在这30多年的旅行生涯中,云南之行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曲折、时间最长,也是丰富多彩的一页。这一年徐霞客已经51岁了,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这样的年龄,已经算得上是垂垂老者。因此,在即将起程西游时,他不无感慨地说:“老病将至,必难再迟。”
那么,徐霞客西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历来有探江源、慕名山、为友情、和避乱世诸说。
“探江源”说认为:徐霞客把西南遐游的方向定在滇西是为了弄清楚长江的源头。这种说法有道理。徐霞客从小读古代地理书,总觉得这些书常常将地理的真面目弄得含糊不清,甚至错误百出,因此他要亲自考察找个明白。他的家乡江阴地处江尾海头,即长江入海之处。中国古代有一本《禹贡》说“岷山导江”,即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徐霞客不相信这种观点,一到云南终于得出长江的真正源头是金沙江。这种求实精神,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到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问:徐霞客在云南的行程中在大理逗留的时间最久,内容也最丰富。这已经远远超过探寻江源的目的,那么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他在云南境内踯躅了三个年头,22个月,将近700天。从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看,自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十五日,徐霞客从姚安进入大理的祥云,一直到庚辰(公元1640年)三月病笃离大理东归,他在大理停留的时间就有500多天,而在鸡足山大致有半年。他走遍了除云龙县以外的大理州所辖各县,不久他因病东归,到家后去世。就日记而言,《徐霞客游记》全书60万字中,“滇游日记”的文字大约占五分之二,而大理日记占滇游日记的二分之一还多。更为珍贵的是,他为后人还留下了一份完整的《鸡足山志》纲目,这可以称作是徐霞客人生的绝唱,临终时的“天鹅之歌”。
除此之外,他在一首诗中明白地写道:“矢志名山,来游鸡足。”也就是说,游鸡足山是他矢志不移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大理的鸡足山是徐霞客旅行人生的归宿。
那么,我们接着要问:徐霞客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大理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从远的动因看,徐霞客“生平无他嗜,日遑遑游天下名山”,“夜话翻来只有山”。“夜话翻来只有山”这句诗出自晋宁才子唐泰之手,也就是后来祝发鸡足山和感通寺的担当和尚给徐霞客的赠诗《与先生夜酌》。徐霞客就是如此痴迷于名山大川,跟人闲聊,三句话离不开“山”字。只要是名山他都向往,全力以赴去攀登。
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心驰神往鸡足山由来已久。
徐霞客对鸡足山格外地神往,这还得从鸡足山在明代佛教中的地位说起。鸡足山的兴盛时代起于明代,大多寺宇是明代兴建的。在明代,鸡足山已经名扬海内。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曾写道:“鸡足山在天下之西南,与蜀之峨眉、浙之补陀(普陀)、山西之五台、楚之太和、两河之王屋并峙宇内,为方士高衲、骚人墨客之所快睹。”
明代,大理与内地交流频繁,除了跟随明朝军商屯田进入大理的大批内地汉族外,还有两种人士经常往返于大理和内地之间,这类人中有江南人,也有云南人。他们中第一类是僧人,其中多数是鸡足山的和尚,他们到江南一带学法,最著名的如彻庸。彻庸又名周理,是祥云乔甸的杜家子弟,11岁时父亲去世后入鸡足山拜遍周和尚为师,出师后云游浙江,因写得一手好诗,与董其昌、陈继儒等江南名流过从甚密,互相酬唱。还有云南昆明人读彻,先是在鸡足山出家,以后去了江南。对于这位读彻,徐霞客在鸡足山的游记中还特别提到他。这是他在观赏瀑布途中遇见一位叫野和的和尚,这位僧人恰是读彻的师侄。他写道:“读彻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诗翰俱清雅。”说明他与读彻早有交往。像这样孜孜不倦、不远万里来内地求法的鸡足山僧人为数不少,在《游庐山日记》中,在一处“重嶂幽寂,非复人世”的地方,徐霞客就遇见一位赤脚短发的鸡足山僧人。就是这些人把鸡足山的兴盛情况传播给内地人,从而使这座西南佛教名山名扬江南。另一类人是官吏,明朝派遣很多官员到大理,其中有不少文人。这些人到了大理,总要到鸡足山游一游。徐霞客那个时代,游过鸡足山并留下诗文的江南官员知名的有嘉靖间任云南左布政使的周复俊,万历年间任云南右参议的冯时可,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等数10人。其中对徐霞客影响最大的是王士性,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旅游家。他素以诗文名天下,且性好游,徐霞客在游记里两次提到他,还称他为“王十岳”(意思是他游过五岳已经两次)。写过《游鸡足山记》的王士性对徐霞客西行不能不有影响。当然还有云南人到江南办事的,如明代的李元阳就在江阴任过县令,明末晋宁的担当,以及一直陪徐霞客游大理的洱源人何巢阿等等。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徐霞客不想做官,也不信宗教,但是对科学和艺术则特别感兴趣。”虽然说徐霞客“不信宗教”,但他与宗教,尤其是佛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爱山成癖,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因此徐霞客与僧徒有了不解之缘。与静闻和尚的生死情成了他一生挥之难去、刻骨铭心的情结,也是他游鸡足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静闻是南京迎福寺的一位禅师,他用针刺指血写成一部《法华经》,立志要将这本血写的经书亲自送到鸡足山。于是,静闻就成了徐霞客万里西行志同道合的旅伴。不幸的是,他们在湘江上遭遇盗窃,静闻遇刺,不幸在途中去世,死前托付徐霞客葬骨鸡足山。
崇祯九年,即1636年9月19日,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在51岁的时候,徐霞客和静闻终于在子夜放舟,离开故乡江阴,踏上征途,开始了他们的万里西行的夙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前途未卜的苦行者来说,这颇具有一种苍凉悲壮的色彩!
徐霞客和静闻一路走来,从江阴到杭州、江西,直至第二年的二月初来到湖南衡阳,有时陆行,有时泛舟,逢山探幽,遇寺揽胜。在这5个多月里,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二月十一日夜晚,他们所乘的客船停泊在湘江上衡阳的新塘。
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初春寂静之夜。徐霞客躺在船舱里,欣赏美景,吟着诗句,忽然听到岸上有孩儿的哭声,一直不停。到了二更时,静闻尿急起床。本来他可以站在船边撒尿江中,但静闻是一位戒律很严的僧侣,一吐一解(痰和小便)是决不污秽江水的。于是他跳下水涉江上岸,解完小便就以慈悲心,去问啼哭的小孩。小孩诉说遭到主人的殴打,不敢回家。静闻给了他钱,还劝他上船避寒,小孩就是赖着不动。当静闻回到船上不久,一伙强盗就随之上船。原来那个啼哭的孩子是一个诱引。面对火炬刀剑的交丛,徐霞客赤身跳入江中,爬上旁边的船上,开船逃离现场,得以脱身。直到天亮后,他才好不容易与静闻及他带来的姓顾的仆人生死相会。原来在危急之中,大家纷纷赤身跳入水中,在盗贼的刀剑之下逃生。静闻却独自留在船上,舍命向盗贼乞求,保住了佛经和徐霞客的许多重要书籍、文稿。盗贼放火烧船,他为了救火,被刺两刀。等盗贼离开之后,他又在烈焰和寒冷的河水之间往返穿梭,抢救物品,直至船只沉没,然后就在沙岸边等待物品的主人来认领。此时,他与只穿着单衣单裤、冷得发抖的徐霞客劫后重逢,于是赶紧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徐穿上。在这次劫难中,仆人顾行也受了刀伤。而船上一位同行的姓艾的朋友却被杀害了,惨不忍睹。在极其狼狈的境况下,他们只好返回衡阳。这是一幕何等惊心动魄的场景,令徐霞客终身难忘。
在湘江遇盗半年后的九月间,也就是离出发整整一年之后,静闻竟一病不起,在广西南宁的崇善寺病故。徐霞客遵从静闻生前的遗言,将骨灰带上葬往鸡足山。遥遥鸡足,尚在千里之外,身负遗骨跋山涉水,谈何容易!但徐霞客却做到了,在静闻圆寂一年多之后,他终于带着遗骨抵达鸡足山,征得寺僧允许,隆重立塔将静闻葬于佛塔寺旁,了却了“别君已许携君骨”的心愿。
这件事历来被誉为徐霞客的崇高的道德品格、无穷的人格魅力。
儒家的经典《论语》中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友谊》一文中也说:“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如果有一位知心的挚友,人就可以安心瞑目,因为他将能承担你所未做完的事业。因此,一个好朋友实际上可以使你获得又一次生命。”由此说来,静闻禅师是幸运的,有了徐霞客这位挚友,他实现了人生的归宿。而付出艰辛的徐霞客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人生的最后家园!一个佛教徒为了心中虔诚的信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献出了生命;一个旅行家为了人间真挚的情谊,历尽艰辛,将朋友的遗骨送达目的地,实现了死者的理想。这是一个关于理想、关于友情的真实故事,足以与日月共久长,与山水共芬芳。
本来,把静闻的骨灰体面地送上鸡足山,并且建塔立碑,这对痴于友情的徐霞客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然而,他没有离开鸡足山,不仅不离开,一住就是半年,这对于行色匆匆的苦行者来说,应当别有隐情。除了报答丽江木增土司礼遇之恩,受托撰写《鸡足山志》外,从精神层面上看,又有深层次的原因。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得认为:“对徐霞客和其他游访者来说,在这个时候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中,鸡足山无异于一个遁世避难之所。”是焉?非焉?
徐霞客对鸡足山的钟情,进一步说明他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无怪乎鲁迅把他比作一只独飞的白鹤。这与徐霞客同时代人的笔下也有这种象征自由和高雅的比喻,说徐霞客的远游仿佛是得道成仙后骑仙鹤上天的壮举(“控鹤骖鸾冲天之举”)。这已经把徐霞客的境界提升到了极其崇高的精神层面上了。
【作者简介】 施立卓:男,1938年8月生。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主编,副编审。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在1981年发表的《白族烤茶与下关沱茶》一文中,首次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介绍于世,引起强烈反响。专著有《白族丛谈》、《万花溪絮语》(散文集)、《航天元勋王希季》(传记文学),编选《李元阳诗文选》,担任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李元阳集》总编校(兼《散文卷》校注),撰写《大理州旅游志》和《大理省级开发区志》等,与人合作主编《神笛》(白族民间童话集)和《杨黼论丛》、校注《二艾遗书》和《关中集》等。参加《白族学研究》、《白族文化研究》、《大理州年鉴》的编辑。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