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郑钧，摇滚歌手。196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赤裸裸》。代表作品有《回到拉萨》《灰姑娘》等。近期因发行新专辑和参加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第二季受到关注。
　　“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父子关系让我焦虑。”歌手郑钧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最近参加了一个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第二季。在节目里，他想扮演一个“狼爸”，但表现得总有些笨拙、别别扭扭。
　　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依然不能很好地进入角色。这与他自己幼年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7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患白血病去世了。“我又特别没耐心，看到孩子被娇惯得不成样、以自我为中心，就特别想对他严厉一些。”
　　参加这种通俗娱乐性的节目，郑钧受到一些歌迷的质疑。因为他素来是一个有着“高冷”范儿的摇滚歌手，曾经写出《回到拉萨》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对此郑钧不忿：“这有什么好质疑的？通过做节目增进彼此的了解，给孩子留个成长的纪念，不是挺好的吗？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是个悲剧。”

拍了一部关于藏獒的动画片

　　在很多人眼里，近年来郑钧多少有些不务正业。除了参加《爸爸回来了》，还在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当评委，可作为一个创作歌手，鲜有作品出炉。实际上，郑钧一刻也没有闲着。最近几年，可以说正是他沉下心来的耕耘时期。
　　2008年前后，传统的唱片公司开始接连倒下，音乐行业的低靡让郑钧心灰意冷。他认为不尊重创意和知识产权是这个行业的顽疾，他想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优势的新的唱片业版权模式，“它是对音乐产业的重新定义，希望能借此重振这个行业”。
　　但在当时，投资公司的老板们认为互联网技术还不足以支撑这个项目，他们倒是看上了郑钧手头的《摇滚藏獒》，想把它拍成一部动画电影。这对郑钧来说是“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那是他自己给女儿画的一本漫画书。《摇滚藏獒》由好莱坞顶级团队打造，《玩具总动员2》的导演阿什·布兰农执导，投资达到5000多万美元，郑钧参与了动画形象设计、编剧等重要的创作环节。
　　故事讲的是雪山里的一头藏獒，父亲原来想把它培养成村子里的保安，但它迷上了摇滚乐，来到城里追求梦想。它的命运轨迹彻底改变了，价值观也遭到各种冲撞。“藏獒是非常高贵的犬种，它忠诚、有尊严，属于雪山和高原。在电影里，音乐和爱最有力量。” 郑钧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部分故事讲的都是我自己”。
　　为了这部电影，他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这是他原先没有想到的：“通过这一轮我了解到，国内许多片方一两年就制作一部动画电影，是一件多么急功近利的事情。如果一切顺利，这部电影将在今年上映。”
　　其间，他也没有停止为音乐项目奔走。适逢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成熟，他原先的音乐计划又获得了重新上马的机会。这款被命名为“合音量”的应用软件，帮助创作者免费发布自己的作品，利用大数据加服务，保护创作者的版权。
　　“最大的财富是创意，但我们始终不尊重这个财富。为什么音乐缺乏创意？一是缺平台，二是缺勇气。我想让大家多去开拓自己。或许用创意打开另一扇门之后，你就过上了自由的生活。”

“作”出今天的郑钧

　　在郑钧看来，摇滚乐的核心就是快乐和自由：“人生最可悲的不是痛苦和失败，是没有希望的重复。挣钱、买东西、变垃圾，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对这种简单的重复，郑钧是不屑一顾的。而正是不停地折腾，才有了今天的郑钧。他小学学画画、中学学理科、大学学外贸，专业与音乐没有任何关联。大学因为要学英语，才接触了许多国外摇滚乐。“一听觉得太喜欢了，真的是拼了命想去干的一件事情。”后来他自学作词、作曲，为了学吉他，一个学期每天都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从早弹到晚。
　　大学时，他组织了一个乐队，临近毕业，大家在一起吃散伙饭，有的说去做生意，有的准备进入朝九晚五的生活，只有他说要去当歌手。最艰难的时候，每天的钱只够吃一个煎饼，但他并不以此为苦。
　　199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创造了一个高峰，在一个羞答答的年代，他热情奔放地唱出了“我的爱，赤裸裸”，震动了时代青年们的耳膜。他的大胆、直白、真实、质朴，成就了这张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经典唱片。《回到拉萨》《极乐世界》《灰姑娘》等歌曲，直到现在还被广为传唱。
　　少年成名，随后就是狂放不羁，夜夜笙歌。有一阵子，白天高晓松跑到他家门口把他叫醒，然后一起去三里屯喝大酒，不醉无归。他的生活日夜颠倒，夜里还要搞创作，经常彻夜不眠，后来生物钟紊乱，想睡也睡不着。每天恶性循环一般地吃、喝、玩、乐……

　　忽然有一天，他像是顿悟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打坐、练瑜伽，收心养性。情感方面，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之后，与演员刘芸结合，看起来是“浪子回归”，进入到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回顾过往，他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当你体验了不同的生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音乐里有我最诚实的态度”

　　5月8日午后，《环球人物》记者在郑钧家的小区会所等着采访，他来了，对记者说：“这儿有点闷，我们去外面说吧。”在花园里，我们找了个阴凉地坐下，采访就这么开始了。谈话时他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笑起来时尤其帅气——当年，他可是摇滚歌手中的“偶像派”。 　　郑钧原来给人的印象是不妥协、不合作的，近来转型，变成了“贤夫良父”。但在这次轻松随意的采访中，能感觉到他骨子里我行我素、对音乐的执着与坚持并没有改变，只是更成熟了，对快乐和自由的理解多了一份理性。
　　《环球人物》：创作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吗？
　　郑钧：写歌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旋律和文字合在一块，会产生超越性的东西。有些歌你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有些歌听的时候像喝大了一样的快乐。所以声音就是能量，痛苦的能量，悲伤的能量，快乐的能量。能够写出这种作品，把别人的能量给点燃了，你就是个伟大的作者。
　　写《回到拉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出现这个旋律，我就把它写了下来。有个音乐学院学作曲的人，让我给他讲讲怎么构思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它就像藏在我的脑子里。但有一点我能保证，歌里都是我最诚实的态度。
　　《环球人物》：为什么现在能打动人心的歌那么少？
　　郑钧：一个时代越物质化的结果就是人变得冷漠、麻木、混沌，这是一种其极可怕的状态。打动人心特别难，那一定是在完全非功利的心态之下写的东西，表达你最真实的情感。但是现在周围谁不是急功近利的状态？我们都是混子。因为这世界需要混子，这个时代不会有大师。原因是没有人能够像大师那样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花3年写首歌？3个月都不会，3个星期也不会！
　　《环球人物》：你曾经公然抨击过选秀节目，近年为何频频出现在选秀节目里？
　　郑钧：当年我很愤青，感觉整个音乐行业要完蛋了。最初，我对这个行业印象特别美好。发唱片的时候，我每去一个城市，当地年轻的DJ们带着我一起做节目，做完节目一起吃小吃，我们都是一帮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谈论起音乐特别兴奋。可是现在，这歌打到第几名，给多少钱，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买卖，这是一个行业的悲剧。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失望极了，才转去做动漫的。
　　选秀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它只是个电视节目，它并不是音乐行业，它不生产原创音乐，只生产明星。原创音乐的人才都流失了，那些写词、作曲的年轻人基本都写剧本去了，音乐行业已经休克了。
　　为什么我去了《中国最强音》，我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路数。去了学到很多，中国不缺好的歌手，但没有平台，选秀成了他们的唯一机会。
　　《环球人物》：看起来，你进入到了一种稳定的家庭生活。创作激情会不会有影响？
　　郑钧：客观地来说，有一定影响，因为大家所期待的那些摇滚乐，都是我在一种完全自残、自毁的生活状态中写的东西。当时特别愤怒，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发现，性格越来越暴躁、易怒，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最后身体的五脏六腑也出现了问题，反过来让你变得更加沮丧和郁闷。
　　现在我不想增加别人的情绪，而希望能够化解别人的情绪。我希望能够帮人找到一些关于生命的智慧，找到一些解脱烦恼、痛苦的办法。
　　《环球人物》：你怎么评价同为摇滚歌手的窦唯？
　　郑钧：我觉得他很牛。一个人的才华和他处于什么样的物质状态，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坐了地铁而变得伟大，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开了劳斯莱斯就变得很堕落。他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他的境界。生活中，满足个人的基本欲望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活得快乐自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