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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档案工作我是半路出家, 气象工作才是我的老本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气象工作, “文革”后期又在北京大学气象专业进修过两年, 回到单位不久, 组织部门就选派我去人民公社、乡镇、县直机关当小头头,直到1989年我才迈进档案工作的大门。
以前,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哪个机关单位工作, 每当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时, 都是档案帮了我的大忙。从事工作以后, 进一步了解到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与档案及档案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下面我扼要的讲述运用档案, 亲身平息矛盾纠纷, 化干戈为玉帛的三个小故事。
一、小档案大威力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时代, 为了提高生产力, 大锅饭开始松动时, 根据县委要求, 我们公社首先在小东区大队第四生产队,搞了一个包产到组的试点。两个生产小组在公社、大队的指导下, 签发了一份包工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合同书。其中一个组没有把包产当回事, 仍然是卯子工、拉大帮, 年终一算账用工不少没有增产。而另一个生产组长攒足了劲, 带领社员早出晚归, 精耕细做, 工没多用却增产粮食一万多斤。在社员口粮分配上出了争议, 未增产的小组社员, 仍旧坚持全队社员口粮按人分配, 而增产的小组社员, 强烈要求按包产合同办事, 因此事情形成了对立。两个组社员之间, 见面就打架, 既便是父子、兄弟关系, 只因不在一个组, 也反目为仇。大队干部调解社员不服,公社主任出面做工作也不认可, 后来只有我这个书记亲自上阵。我手持合同书, 在第四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会议, 当众宣读了合同, 并下了结论, 要求他们按合同规定, 咋定咋办, 如果哪位社员再有争议, 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 否则要不折不扣地按合同规定的条款执行。结果未增产组的部分社员, 有的跑到县委告我一状。县委责成农村工作部长查处此事, 县农村工作部长查阅了合同档案以后, 明确表态: “公社的意见没有错, 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条款执行”。至此, 一场群体包产纠纷得到平息。第二年包产到组的做法,在全公社49个生产队全部推开, 调动起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年终全社大幅度增产, 社员口粮不足的问题从此过了大关。
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988年9月, 我由县直机关调动到上石洞乡工作。上任后, 乡主要领导干部, 领我到各村熟悉情况, 我们5个人第一天到达中石洞村街头时,见一位花甲年纪的老人, 猫着腰正在自留地劳动。走到跟前时, 他抬起头见我们是乡干部, 板着脸, 歪着头, 恶狠狠地骂道: “当官的就会欺负老百姓! ”然后继续劳动, 当时我们谁也没敢吭一声。这件事弄的我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回乡后, 我向乡长了解上午所发生的一幕, 他说: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村财乡管时, 乡政府把村的钱挪用了, 后来又返回村里自己管时, 因为乡里没有钱, 还不上, 老百姓对此事有意见, 不过是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老问题。”我接着问: “都欠哪个村的? 有账没有? 共欠多少钱? ”他一一回答: “各村都有, 少的几十, 最多的也不过200元, 共欠万元左右”。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深思: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本应是鱼水关系,怎么变成了油水关系呢?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欠债如果不还, 老百姓不骂我们, 那才怪呢? 可是想还又没钱, 很是发愁, 说来也巧, 天不灭曹,在春节前夕, 与友邻乡合办的理石米矿下马, 处理机械设备分到一笔款, 也是万元左右, 这时我心理有了底, 下决心用此款还清这笔债务。不料正在我筹划的时候, 乡长突然提出, 要用这些钱发年终奖金, 个别干部更是见钱眼红。我通过召开党委会、全体干部会、个别谈心等方法,统一了还债的思想认识, 并责成乡长, 逐村落实还款事宜。乡政府不发年终奖, 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 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老百姓骂街的现象不见了, 各项工作开展都很顺利。虽然我不久调出, 但该乡第二年就步入全县20个乡镇的先进行列。
三、快刀斩乱麻
1989年8月, 我由乡下调入档案局工作。故事发生在1991年第一批“社教”期间, “社教”一开始, 县委指派我任原茅山镇“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快活林村工作组组长。这个村不但范围大, 而且居民组和人口都比较多, 是山区县的一个大村庄, 历史遗留问题也比较多。工作组的主要任务除了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社教”方针、政策以外, 主要帮助农民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在办实事阶段, 我们设立了举报箱, 村民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随时举报。通过举报和调查摸底得知, 除了对现任党支部书记陈某长期借用村集体公款不还有意见以外, 主要是对上届村干部和少数村民组长经济问题反映强烈。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动员陈书记还清了欠款, 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公布于众。说起来话长, 早在19世纪末期, 天津市原蓟县旅游局, 在黄崖古长城脚下, 修建旅游景点时,占用了该村的部分土地、山林、果树等, 村民举报上一届村干部在补偿费用上有较大的贪污嫌疑。据现任村干部介绍, 前几年往上寄的举报信, 能装一麻袋。县镇也曾多次派人调查处理未果, 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带领村干部到蓟县旅游局查档。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同志没好气地说:“你们折腾几次了, 难道说就没完了……”。在无奈的情况下, 我们托蓟县档案局领导出面, 终于查到了历次汇款单及总金额。然后工作组和村干部一起与上届村干部对帐, 查明: 大部分补偿资早已分到村民手中, 但有一个部分( 不超过2000元)确实被原村干部以发奖金、擅自提工资补贴和以山石砸毁自己的承包土地果树等名目侵吞了。在事实面前, 他们心服口服, 在10天内退还了赃款。少数居民组的问题也不少, 主要漏洞出在组钱村管上, 有的组长集体收入不交账, 有的组长虚开发票, 根据群众举报, 我们重点核对了5、7、8三个居民组的账目: 工作组的同志与村干部一起, 分别召开了全体村民会议, 村会计当众一笔一笔地公布收入、支出项目金额与村民一笔一笔账核实。例如: 在清查第五居民组组长张某的经济问题时, 村会计公布某年某月某日购买水管等开支XX元; 修道用工款开支XX元,并公布领款花名单时, 群众非常气愤并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组没有买过水管子。”这个说我没领着钱, 那个说我也没领过工钱, 。我们当时反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铁证面前他只好低头认胀按要求在限期内退了贪污的款。第八居民组组长杨某贪污手段更是愚蠢, 公布账目时发现 他处理的集体财产收入, 多数没往村会计手中交款, 可是群众却笔笔皆知, 全组应收款虽然不足万元, 可是他贪污了60%, 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 只好连连谢罪, 打了欠条。惟独第七组的财务收支笔笔有据, 群众再也没有疑虑。我们当即表扬了组长, 还他一个清白, 其它各组举报的零星问题, 也都先后得以妥善查处, 清除了这团乱麻。工作组撤出回原单位后才听说, 村民早已把表彰信寄到县委和地委“社教”办。我被省、地、县三级党委授予优秀社教队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了奖状。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在我整整40年的工作生涯中, 我以档案为据,调处了无数件矛盾纠纷, 处理了许多疑难问题, 肯定地说, 是档案助我一臂之力, 不可用金钱的价值来计算, 它是无价至宝。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13亿人口, 80%居住在农村。因为我了解农村工作, 深知加强农村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当我在知天命的晚年, 调到档案部门工作后, 我便主动地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乡村建档的重要意义, 取得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多次下发关于乡村建档的文件, 要求乡镇、村设立专兼职档案员, 建立比较规范的档案室。有了上方宝剑以后, 全局同志拼命的工作。自1989年到1991年, 全县20个乡镇全部建立了比较标准的档案室, 并设立了专兼职档案员, 又通过6年的努力, 到1996年底, 全县297个村全部完成了建档任务, 乡村档案室的建立、健全为执政、执法、执纪部门的调解民事纠纷、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提供了大量的有效证据。尤其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后, 调处了数以万计土地、山林、果树、宅基地、财务管理混乱的矛盾纠纷, 为全县安定团结、创建和谐社会,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县委县政府对档案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档案局多次被评为优胜单位。我本人也曾多次被县委、县政府, 市档案局评为模范工作者和优秀档案局局长。1996年2月又被省总工会、人事局、档案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退休后享有两次市级劳模津贴。
回顾我40年的工作经历, 先后在气象、乡镇、乡镇企业、城建、档案案等单位工作。档案部门虽然一无权, 二无钱,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档案局, 我最热爱的工作, 也是档案工作。如前所述, 在做其他工作时, 每逢遇到棘手的难题, 都是档案帮了我大忙, 而我做档案工作后, 自己认为也确实开足了马力, 为全县档案事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以前,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哪个机关单位工作, 每当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时, 都是档案帮了我的大忙。从事工作以后, 进一步了解到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与档案及档案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下面我扼要的讲述运用档案, 亲身平息矛盾纠纷, 化干戈为玉帛的三个小故事。
一、小档案大威力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时代, 为了提高生产力, 大锅饭开始松动时, 根据县委要求, 我们公社首先在小东区大队第四生产队,搞了一个包产到组的试点。两个生产小组在公社、大队的指导下, 签发了一份包工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合同书。其中一个组没有把包产当回事, 仍然是卯子工、拉大帮, 年终一算账用工不少没有增产。而另一个生产组长攒足了劲, 带领社员早出晚归, 精耕细做, 工没多用却增产粮食一万多斤。在社员口粮分配上出了争议, 未增产的小组社员, 仍旧坚持全队社员口粮按人分配, 而增产的小组社员, 强烈要求按包产合同办事, 因此事情形成了对立。两个组社员之间, 见面就打架, 既便是父子、兄弟关系, 只因不在一个组, 也反目为仇。大队干部调解社员不服,公社主任出面做工作也不认可, 后来只有我这个书记亲自上阵。我手持合同书, 在第四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会议, 当众宣读了合同, 并下了结论, 要求他们按合同规定, 咋定咋办, 如果哪位社员再有争议, 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 否则要不折不扣地按合同规定的条款执行。结果未增产组的部分社员, 有的跑到县委告我一状。县委责成农村工作部长查处此事, 县农村工作部长查阅了合同档案以后, 明确表态: “公社的意见没有错, 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条款执行”。至此, 一场群体包产纠纷得到平息。第二年包产到组的做法,在全公社49个生产队全部推开, 调动起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年终全社大幅度增产, 社员口粮不足的问题从此过了大关。
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988年9月, 我由县直机关调动到上石洞乡工作。上任后, 乡主要领导干部, 领我到各村熟悉情况, 我们5个人第一天到达中石洞村街头时,见一位花甲年纪的老人, 猫着腰正在自留地劳动。走到跟前时, 他抬起头见我们是乡干部, 板着脸, 歪着头, 恶狠狠地骂道: “当官的就会欺负老百姓! ”然后继续劳动, 当时我们谁也没敢吭一声。这件事弄的我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回乡后, 我向乡长了解上午所发生的一幕, 他说: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村财乡管时, 乡政府把村的钱挪用了, 后来又返回村里自己管时, 因为乡里没有钱, 还不上, 老百姓对此事有意见, 不过是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老问题。”我接着问: “都欠哪个村的? 有账没有? 共欠多少钱? ”他一一回答: “各村都有, 少的几十, 最多的也不过200元, 共欠万元左右”。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深思: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本应是鱼水关系,怎么变成了油水关系呢?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欠债如果不还, 老百姓不骂我们, 那才怪呢? 可是想还又没钱, 很是发愁, 说来也巧, 天不灭曹,在春节前夕, 与友邻乡合办的理石米矿下马, 处理机械设备分到一笔款, 也是万元左右, 这时我心理有了底, 下决心用此款还清这笔债务。不料正在我筹划的时候, 乡长突然提出, 要用这些钱发年终奖金, 个别干部更是见钱眼红。我通过召开党委会、全体干部会、个别谈心等方法,统一了还债的思想认识, 并责成乡长, 逐村落实还款事宜。乡政府不发年终奖, 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 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老百姓骂街的现象不见了, 各项工作开展都很顺利。虽然我不久调出, 但该乡第二年就步入全县20个乡镇的先进行列。
三、快刀斩乱麻
1989年8月, 我由乡下调入档案局工作。故事发生在1991年第一批“社教”期间, “社教”一开始, 县委指派我任原茅山镇“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快活林村工作组组长。这个村不但范围大, 而且居民组和人口都比较多, 是山区县的一个大村庄, 历史遗留问题也比较多。工作组的主要任务除了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社教”方针、政策以外, 主要帮助农民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在办实事阶段, 我们设立了举报箱, 村民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随时举报。通过举报和调查摸底得知, 除了对现任党支部书记陈某长期借用村集体公款不还有意见以外, 主要是对上届村干部和少数村民组长经济问题反映强烈。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动员陈书记还清了欠款, 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公布于众。说起来话长, 早在19世纪末期, 天津市原蓟县旅游局, 在黄崖古长城脚下, 修建旅游景点时,占用了该村的部分土地、山林、果树等, 村民举报上一届村干部在补偿费用上有较大的贪污嫌疑。据现任村干部介绍, 前几年往上寄的举报信, 能装一麻袋。县镇也曾多次派人调查处理未果, 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带领村干部到蓟县旅游局查档。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同志没好气地说:“你们折腾几次了, 难道说就没完了……”。在无奈的情况下, 我们托蓟县档案局领导出面, 终于查到了历次汇款单及总金额。然后工作组和村干部一起与上届村干部对帐, 查明: 大部分补偿资早已分到村民手中, 但有一个部分( 不超过2000元)确实被原村干部以发奖金、擅自提工资补贴和以山石砸毁自己的承包土地果树等名目侵吞了。在事实面前, 他们心服口服, 在10天内退还了赃款。少数居民组的问题也不少, 主要漏洞出在组钱村管上, 有的组长集体收入不交账, 有的组长虚开发票, 根据群众举报, 我们重点核对了5、7、8三个居民组的账目: 工作组的同志与村干部一起, 分别召开了全体村民会议, 村会计当众一笔一笔地公布收入、支出项目金额与村民一笔一笔账核实。例如: 在清查第五居民组组长张某的经济问题时, 村会计公布某年某月某日购买水管等开支XX元; 修道用工款开支XX元,并公布领款花名单时, 群众非常气愤并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组没有买过水管子。”这个说我没领着钱, 那个说我也没领过工钱, 。我们当时反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铁证面前他只好低头认胀按要求在限期内退了贪污的款。第八居民组组长杨某贪污手段更是愚蠢, 公布账目时发现 他处理的集体财产收入, 多数没往村会计手中交款, 可是群众却笔笔皆知, 全组应收款虽然不足万元, 可是他贪污了60%, 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 只好连连谢罪, 打了欠条。惟独第七组的财务收支笔笔有据, 群众再也没有疑虑。我们当即表扬了组长, 还他一个清白, 其它各组举报的零星问题, 也都先后得以妥善查处, 清除了这团乱麻。工作组撤出回原单位后才听说, 村民早已把表彰信寄到县委和地委“社教”办。我被省、地、县三级党委授予优秀社教队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了奖状。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在我整整40年的工作生涯中, 我以档案为据,调处了无数件矛盾纠纷, 处理了许多疑难问题, 肯定地说, 是档案助我一臂之力, 不可用金钱的价值来计算, 它是无价至宝。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13亿人口, 80%居住在农村。因为我了解农村工作, 深知加强农村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当我在知天命的晚年, 调到档案部门工作后, 我便主动地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乡村建档的重要意义, 取得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多次下发关于乡村建档的文件, 要求乡镇、村设立专兼职档案员, 建立比较规范的档案室。有了上方宝剑以后, 全局同志拼命的工作。自1989年到1991年, 全县20个乡镇全部建立了比较标准的档案室, 并设立了专兼职档案员, 又通过6年的努力, 到1996年底, 全县297个村全部完成了建档任务, 乡村档案室的建立、健全为执政、执法、执纪部门的调解民事纠纷、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提供了大量的有效证据。尤其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后, 调处了数以万计土地、山林、果树、宅基地、财务管理混乱的矛盾纠纷, 为全县安定团结、创建和谐社会,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县委县政府对档案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档案局多次被评为优胜单位。我本人也曾多次被县委、县政府, 市档案局评为模范工作者和优秀档案局局长。1996年2月又被省总工会、人事局、档案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退休后享有两次市级劳模津贴。
回顾我40年的工作经历, 先后在气象、乡镇、乡镇企业、城建、档案案等单位工作。档案部门虽然一无权, 二无钱,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档案局, 我最热爱的工作, 也是档案工作。如前所述, 在做其他工作时, 每逢遇到棘手的难题, 都是档案帮了我大忙, 而我做档案工作后, 自己认为也确实开足了马力, 为全县档案事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