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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主义及其人的存在
“人文主义”一词,是作为十五十六世纪新兴市民阶层——力图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出现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是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神学通过宗教观念将封建制度内化为人民内心中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的人生信念,既构成封建制度最重要的理性基础,也是束缚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枷锁。为了摆脱精神枷锁的束缚,实现自己所向往的自由生活,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家们提出,以往人们都是基于宗教信仰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和人,撕去这层神秘的纱幕,就能使世界和人现出本来面目。他们宣布重新发现了“人”,提出人、人性具有首要的价值。人文主义作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集中表现,在与“神性主义”的抗争中,夺回了人的尊严。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中,人文主义高扬人的价值和现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启导下,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爆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现代民主为追求目标的启蒙运动。
人文主义所内含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人们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组织”的自觉意识。人应当怎样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组织?这些都掌握在作为世界主人的人类自己手中,取决于人类对于其自身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的价值预设、价值取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以及改造利用世界的实践方式。然而人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造成原有人文主义核心精神遭到歪曲以至于滥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自食其果。
二、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的人文主义以及对人的理解的偏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兴起与巨大发展,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与实践发生了偏差。在早期,所说的现代科学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即对自然界或物理现象的发现与研究,由此了解若干属于实体宇宙的奥秘。接着又有关于生物界的观察与研究。达尔文的智慧与研究成果,使人类能够透过不少有关生物的演变以及变异过程与规律,把人当作一种生物来看待,使人类知道很多有关她的种族变化与身体系统。这些知识都富于实证性,都能触及宇宙内在的实质。于是具有这类知识的人,先是为之惊奇、快乐,尔后深深为自己所属的人类感到骄傲,从而自信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了解宇宙事物。这表明人具有与“造物主”相类似的地位,人文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
不幸的是,人类知识有了进步以后,那个当初使亚当夏娃犯罪的魔鬼又出现在人世间。它又来引诱人,使人产生骄傲之心,以为自己能够看透一切,知道一切。既然人类能够知道宇宙的一切,难道不能取代“造物主”的位置吗?科学本来是使人具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够知天,与天合作,并且利用它来为人类造福。一旦有了骄傲之心,人类从科学中所得到的启示就由智慧降落为小聪明或浅薄之见。小聪明或者浅薄之见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使人类在不知不觉当中损毁了宇宙,陷于痛苦以致给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现代技术使人类从中得到太多的可见之利。它帮助人类克服许多自然界中的阻碍,从而使人类比较容易地得到各种便利。它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界蕴藏的力量,为人增多生活上的幸福,避免损耗人的体能、有害于人自身的许多痛楚。它使人类有能力实现动植物更好地生长,结出更多的果实满足人类的需要,从而提高人的生活资源和福利。如果使用得当,现代技术还可以使人类拥有更多更大的能力,协助“造物主”消除自然界的不和谐之处,使世界变得美丽并且美丽为人而存在。
但不幸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不久就为人类所错用。首先,现代科学技术把前述的人的骄傲之心无休止地提高,以至于造成人类的狂妄自大。现代科学知识使人自大到自以为他看透了一切,知道了一切,他可以成为神明,甚至以为他自身已经是神明。现代科学技术又使他相信自己手中有利剑,有魔术。他可以为所欲为,必要时,征服整个宇宙。与此同时,人的物质欲望、生物欲望以及征服欲望有了难以度量的增加与扩张。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就必须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攫取资源。人于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休止的开发,甚至于陷入杀鸡取卵式野蛮的恶性循环之中。地球的面积有限度,自然资源有限度,而人类的生产无限度,人类欲望的提高也是没有限度的。结果,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与发展势必不断地争夺地球面积,强占掠夺自然资源。这成为战争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诱因。人又将其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在战争中的杀伤与破坏上。各方都在武器上竞相发明、竞相制造,谁能抢先一步,就能在同类的人面前气吞山河、目空一切。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的集中体现。这样现代科学知识将原来的人文主义精神严重污染,以至于使之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人文主义,而是人霸主义了。这样,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要求凸现出来。
三、人文主义中人的内涵的重新确认
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人。人的内容丰富,我们认为人的含义与地位问题是其关键。在对人进行重新确认的视野下,人是一个复合体,是一个人格丛。其中包括自然人或称作生物人,这个自然人中有动物性以及人性。自然人的上层建有文化人与社会人。文化人是由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所影响、所构成的基本性格。社会人表现当时社会所流行或具有普遍力量的公共态度、行为规范以及价值系统。这二者不容易分开,但是确有区别。前者是人类共有的基本性格,往往隐藏着在人格深处。后者却显著有力。在同一社会中,在同一事情上,可以存在多种并存的公共态度、行为规范以及价值系统。于是每个人的社会人可以互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开放的社会中尤其显著。然后,贯穿或者渗透在每一个体的是良心人。前述各种人的形成或表现有时会发生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是认知性的,即看不到或不了解客观正确的事与理;也可能是感情性的,即对对象过多或过少地喜爱或者憎恶;也可能是失去均衡的,即前三种人或人的三种层次中,有的过强,有的过弱等现象。良心人的功能或职务是纠正这些偏差,保持一个健全而均衡的人格丛。
总之,重新确认后的人是自然人、文化人、社会人以及良心人四者的整合与和谐。如果自然人部分过于旺盛,整个人会变得卑鄙粗野。如果文化人部分过于坚固僵硬,整个人会成为传统奴隶,或道学先生,毫无生气。如果社会人部分过于有力,那么整个人失去自主与个性,丧失自我。一个人的良心也不宜常常处于审判的位置,否则人会寝食不安,终日苦恼。这四个层次之间时常有冲突,如果得不到和谐,人就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也不是快乐、理想的人生。此外,人还有个人与社团人的划分。重新确认后的视野是既注重一般个人,也注重特殊个人;反之也成立。古今中外,学者们大多注重特殊个人,即智慧高、能力突出、造诣深厚的特殊个人,把民族或社会的成就与进步或者罪恶与失败,均归功于或者归罪于他们所崇拜或斥责的特殊个人。对一般个人则漠不关心,以为可有可无。从另一方面看,有些社会或国家,在发展公共事业以及社会福利的时候,只着眼于一般人的情况与需要,对一些孤寡、残疾障碍等弱势群体的特殊个人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和考虑。在重视人道、社会福利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差。集权主义者在千方百计以最蛮横的暴力,试图将他们统治下的一切人,都压制成一群一群的蚂蚁,不准任何特殊的人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对人重新确认后的理想是,特殊个人要与一般个人,或一般个人要与特殊个人之间具有关联并进行经常性的接触,互相协助、互相促动、互相完成,最后达到社会人中有独立个人,独立个人以参与社会人为满足的理想状态。社团人的成立,目的是为了协助个人发现自己不能发现的特殊兴趣与特殊能力。发现这种特殊兴趣与特殊能力之后,再借助社团领域和社团人的活动来培植、训练,使其发展成熟。一方面是个人的成长与实现,另一方面是社团人功能的发挥。社团人的功能的发挥,是其目的的完成。社团人的总目标和最后目标乃是为了个人福利的增加,同时也使社会稳定繁荣不断发展。
四、人文主义中人的地位的再发现
对人文主义中的人的理念做了分析之后,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自然显露,那就是在人文主义中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说来有些令人费解,近代科学技术明明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可以洞见并理解宇宙现象中的奥秘。在这个意义上,人到了可以参与天地造化的地步。但是恰恰是同一个科学又把人的价值和地位贬低到最低限度。根据生物解剖学的观点,人不过是一堆骨头和一些肌肉血液。人的生命是肺脏与心脏的呼吸与跳动,人的思想是一些脑髓的活动,而他的心理也只是一些属于生物的本能而已。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视为处于和其他动物同一棵生物分类与演化树之上,人只是猿的进化作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些不争的事实被人类无限制地夸大和过分强调。我想提醒的是:就人来说,除了这些自然生物本能性的东西之外,人还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存在,人还具有超生物性的生命。当你看到一个有生物性的生命与超生物性生命贯穿整合起来的人,你就知道人不仅是生物解剖室中的那一堆零部件,也不仅是动物分类演化树上的猿类表现,而它完全是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就是有生物性、文化性、社会性以及灵性的人。此时,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无生命的物体中,或者放在有生命的其他动物中,与他们等量齐观吗?然而人的地位究竟应该在哪里?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回答。一方面万物中人为贵。人贵于动物,也贵于高级动物。《论语》中“伤人乎?不问马。”已经蕴涵此意。孔子的马棚失火,有人来报告。孔子先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问有没有马受伤。孔子只有两匹马,一套车,用它们来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两匹马与一套车是他拥有的唯一交通工具。在他的心中,那两匹马无疑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是与人比起来,就不可相提并论。而且这里所指的人并不是为人师表的孔子自己,也很可能不是他的弟子,而最可能是管理马匹的工人和奴婢。孔子把这样的人等同高看,位置在他的马之上。
另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人在一般的生物性中多了特有的人性。这一人性比一般的生物性要高贵得多。一般生物性的其他动物都为本能所拘束,在生活与行动上没有自己的意志与自由,更没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人性是什么?古往今来定义浩如烟海,我们认为人性就是自由意志、自我意识与独立的选择。人虽然不是只有生物性而没有人性,但是也不是只有人性而没有生物性。他是这两种性的结合。因此他才高于只有生物性的其他动物。生物性与天生性合起来构成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又具备灵性。这种灵性使人有能力与条件观察、了解、欣赏宇宙万物的奥秘或者“造物主”的伟大意旨并可能在认识规律的前提下改造利用宇宙为人类造福。同时这个灵性又使人类有兴趣与能力讲道德、合规则,促成灵性的丰富与人性的充实。这个灵性一方面是以天生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人自己后天努力的结果。人可以成为万物之灵,但是别的动物却不能,同时人必须自己努力,如果自己不努力,虽然有天生条件,也只是比其他动物略高一点而已。
在基督教经典《旧约》创世纪一书中,有关于人的由来与特性的论述。其中说人是受造者。人的生命中有物质性、动物性、灵性(精神)以及自由意志。在谈到人与“造物主”和万物的关系时,将人的地位显示出来。人是“造物主”所创造的。其受造性与其他受造者相同。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受造物完全平等。但是因为造物者在人身上增加了一项其他受造物所没有的东西,就是灵性。这个灵性与“造物主”的灵性相同。这个灵性就是人所独有的人性,也是“造物主”用以区别人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之处。这个灵性也是人所独有的能力、良知与智慧。这种能力、良知、智慧使人能够洞察万物的奥秘与意旨,能够按照“造物主”所赋予的旨意去完成天职——劳动,以此去认识并改造利用这个世界使其造福于人类。人因为这些特性或曰特长,“造物主”把人放在他王国中最高的位置上。与这样的高地位相适应,人也被赋予重大的责任。这就是辅佐“造物主”促成并管理宇宙万物的进化与发展,也就是要使万物各尽其性、尽其用,实现各自的自我。美国著名的小说家William Faulkner曾经在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的一些话: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就交给他所创造的人。上帝知道人有个灵魂(灵性)并能驾御他的灵魂。上帝也知道人能够运用宇宙中的万物使他的生活由野蛮进入文明。因此,上帝把一个尚未完成的宇宙交给人,要人去完成它。上帝给人立下了一条法则,那就是人必须自己努力工作。人要获得自由、健康、和平、幸福,也必须努力。如果人想反此道而行,或以为他有绝大的能力,可以役使别人,役使万物,去为他谋求生活上的需要,这个世界就要被毁灭,世界将会如何、能够如何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而非上帝的手里。此一番话颇有道理,或许对人类的危机一语中的。
人的尊严,人的高尚的生命境界,在于引导并促使万物各尽其性,各尽其能,力求达到互尽其用,共同尽对人的效用。这里可试举农夫的例子对其加以说明。有智慧又尽其本分、职责的农夫,就要运用他的智慧、力量以及热情耕耘土地,使土地肥沃、优良,形成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然后精选种子或者种苗,对其细心爱护,运用精巧的技术与合适的工具在适宜的时间等条件下种植。等到农作物长出以后,精心培土、施肥、浇水、除草、防害等必要工作。这样,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他的农作物一定会生长旺盛,尔后开花结果。最后,农夫得到丰富的收获。农夫必须使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各种事物各尽其性、各尽其能,又互尽其用,才能取得农事的成功。农夫使土地处于最适宜的状态,就是使土地尽其性。在土地里种植适宜品种、数量与适当密度的农作物,使土地适当地尽其能。如果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过多,造成土地不胜负荷的危险,农夫就要加施肥料,或配合能够供给养分的作物,用来补充土地的肥力。拥有智慧和远见的农夫绝不做剥削土地和使土地枯竭的事情。对于农作物,农夫加倍细心培育爱护,目的是使作物尽其性,有旺盛的生长。这样农作物才有力量开花,开充满孕育力并且健美的花。开了这样的花,就有很大可能结出丰满的果实。如果农夫的经验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农作物自己的生命力量有不足之处,他就要时刻注意,一旦发现有必要,立即对农作物追加肥料,以增加农作物结实的力量。这样用力用心的农夫,他的土地与农作物都会很高兴地报答他,给他丰收的回报。
人有能力,也应该尽其能力,人应该明确人的位置与责任,进而指导万物的演化与发展,使演化向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目标。同时,人也会获得万物乃至宇宙的回报。经过重新确认的人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是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真正现实的人,是一个不断创造并美化自己生活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得益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滋养,原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光辉重新照耀人间,一个真正属人的世界正在为人而生成。
“人文主义”一词,是作为十五十六世纪新兴市民阶层——力图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出现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是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神学通过宗教观念将封建制度内化为人民内心中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的人生信念,既构成封建制度最重要的理性基础,也是束缚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枷锁。为了摆脱精神枷锁的束缚,实现自己所向往的自由生活,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家们提出,以往人们都是基于宗教信仰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和人,撕去这层神秘的纱幕,就能使世界和人现出本来面目。他们宣布重新发现了“人”,提出人、人性具有首要的价值。人文主义作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集中表现,在与“神性主义”的抗争中,夺回了人的尊严。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中,人文主义高扬人的价值和现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启导下,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爆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现代民主为追求目标的启蒙运动。
人文主义所内含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人们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组织”的自觉意识。人应当怎样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组织?这些都掌握在作为世界主人的人类自己手中,取决于人类对于其自身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的价值预设、价值取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以及改造利用世界的实践方式。然而人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造成原有人文主义核心精神遭到歪曲以至于滥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自食其果。
二、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的人文主义以及对人的理解的偏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兴起与巨大发展,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与实践发生了偏差。在早期,所说的现代科学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即对自然界或物理现象的发现与研究,由此了解若干属于实体宇宙的奥秘。接着又有关于生物界的观察与研究。达尔文的智慧与研究成果,使人类能够透过不少有关生物的演变以及变异过程与规律,把人当作一种生物来看待,使人类知道很多有关她的种族变化与身体系统。这些知识都富于实证性,都能触及宇宙内在的实质。于是具有这类知识的人,先是为之惊奇、快乐,尔后深深为自己所属的人类感到骄傲,从而自信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了解宇宙事物。这表明人具有与“造物主”相类似的地位,人文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
不幸的是,人类知识有了进步以后,那个当初使亚当夏娃犯罪的魔鬼又出现在人世间。它又来引诱人,使人产生骄傲之心,以为自己能够看透一切,知道一切。既然人类能够知道宇宙的一切,难道不能取代“造物主”的位置吗?科学本来是使人具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够知天,与天合作,并且利用它来为人类造福。一旦有了骄傲之心,人类从科学中所得到的启示就由智慧降落为小聪明或浅薄之见。小聪明或者浅薄之见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使人类在不知不觉当中损毁了宇宙,陷于痛苦以致给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现代技术使人类从中得到太多的可见之利。它帮助人类克服许多自然界中的阻碍,从而使人类比较容易地得到各种便利。它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界蕴藏的力量,为人增多生活上的幸福,避免损耗人的体能、有害于人自身的许多痛楚。它使人类有能力实现动植物更好地生长,结出更多的果实满足人类的需要,从而提高人的生活资源和福利。如果使用得当,现代技术还可以使人类拥有更多更大的能力,协助“造物主”消除自然界的不和谐之处,使世界变得美丽并且美丽为人而存在。
但不幸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不久就为人类所错用。首先,现代科学技术把前述的人的骄傲之心无休止地提高,以至于造成人类的狂妄自大。现代科学知识使人自大到自以为他看透了一切,知道了一切,他可以成为神明,甚至以为他自身已经是神明。现代科学技术又使他相信自己手中有利剑,有魔术。他可以为所欲为,必要时,征服整个宇宙。与此同时,人的物质欲望、生物欲望以及征服欲望有了难以度量的增加与扩张。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就必须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攫取资源。人于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休止的开发,甚至于陷入杀鸡取卵式野蛮的恶性循环之中。地球的面积有限度,自然资源有限度,而人类的生产无限度,人类欲望的提高也是没有限度的。结果,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与发展势必不断地争夺地球面积,强占掠夺自然资源。这成为战争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诱因。人又将其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在战争中的杀伤与破坏上。各方都在武器上竞相发明、竞相制造,谁能抢先一步,就能在同类的人面前气吞山河、目空一切。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的集中体现。这样现代科学知识将原来的人文主义精神严重污染,以至于使之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人文主义,而是人霸主义了。这样,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要求凸现出来。
三、人文主义中人的内涵的重新确认
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人。人的内容丰富,我们认为人的含义与地位问题是其关键。在对人进行重新确认的视野下,人是一个复合体,是一个人格丛。其中包括自然人或称作生物人,这个自然人中有动物性以及人性。自然人的上层建有文化人与社会人。文化人是由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所影响、所构成的基本性格。社会人表现当时社会所流行或具有普遍力量的公共态度、行为规范以及价值系统。这二者不容易分开,但是确有区别。前者是人类共有的基本性格,往往隐藏着在人格深处。后者却显著有力。在同一社会中,在同一事情上,可以存在多种并存的公共态度、行为规范以及价值系统。于是每个人的社会人可以互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开放的社会中尤其显著。然后,贯穿或者渗透在每一个体的是良心人。前述各种人的形成或表现有时会发生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是认知性的,即看不到或不了解客观正确的事与理;也可能是感情性的,即对对象过多或过少地喜爱或者憎恶;也可能是失去均衡的,即前三种人或人的三种层次中,有的过强,有的过弱等现象。良心人的功能或职务是纠正这些偏差,保持一个健全而均衡的人格丛。
总之,重新确认后的人是自然人、文化人、社会人以及良心人四者的整合与和谐。如果自然人部分过于旺盛,整个人会变得卑鄙粗野。如果文化人部分过于坚固僵硬,整个人会成为传统奴隶,或道学先生,毫无生气。如果社会人部分过于有力,那么整个人失去自主与个性,丧失自我。一个人的良心也不宜常常处于审判的位置,否则人会寝食不安,终日苦恼。这四个层次之间时常有冲突,如果得不到和谐,人就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也不是快乐、理想的人生。此外,人还有个人与社团人的划分。重新确认后的视野是既注重一般个人,也注重特殊个人;反之也成立。古今中外,学者们大多注重特殊个人,即智慧高、能力突出、造诣深厚的特殊个人,把民族或社会的成就与进步或者罪恶与失败,均归功于或者归罪于他们所崇拜或斥责的特殊个人。对一般个人则漠不关心,以为可有可无。从另一方面看,有些社会或国家,在发展公共事业以及社会福利的时候,只着眼于一般人的情况与需要,对一些孤寡、残疾障碍等弱势群体的特殊个人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和考虑。在重视人道、社会福利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差。集权主义者在千方百计以最蛮横的暴力,试图将他们统治下的一切人,都压制成一群一群的蚂蚁,不准任何特殊的人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对人重新确认后的理想是,特殊个人要与一般个人,或一般个人要与特殊个人之间具有关联并进行经常性的接触,互相协助、互相促动、互相完成,最后达到社会人中有独立个人,独立个人以参与社会人为满足的理想状态。社团人的成立,目的是为了协助个人发现自己不能发现的特殊兴趣与特殊能力。发现这种特殊兴趣与特殊能力之后,再借助社团领域和社团人的活动来培植、训练,使其发展成熟。一方面是个人的成长与实现,另一方面是社团人功能的发挥。社团人的功能的发挥,是其目的的完成。社团人的总目标和最后目标乃是为了个人福利的增加,同时也使社会稳定繁荣不断发展。
四、人文主义中人的地位的再发现
对人文主义中的人的理念做了分析之后,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自然显露,那就是在人文主义中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说来有些令人费解,近代科学技术明明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可以洞见并理解宇宙现象中的奥秘。在这个意义上,人到了可以参与天地造化的地步。但是恰恰是同一个科学又把人的价值和地位贬低到最低限度。根据生物解剖学的观点,人不过是一堆骨头和一些肌肉血液。人的生命是肺脏与心脏的呼吸与跳动,人的思想是一些脑髓的活动,而他的心理也只是一些属于生物的本能而已。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视为处于和其他动物同一棵生物分类与演化树之上,人只是猿的进化作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些不争的事实被人类无限制地夸大和过分强调。我想提醒的是:就人来说,除了这些自然生物本能性的东西之外,人还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存在,人还具有超生物性的生命。当你看到一个有生物性的生命与超生物性生命贯穿整合起来的人,你就知道人不仅是生物解剖室中的那一堆零部件,也不仅是动物分类演化树上的猿类表现,而它完全是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就是有生物性、文化性、社会性以及灵性的人。此时,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无生命的物体中,或者放在有生命的其他动物中,与他们等量齐观吗?然而人的地位究竟应该在哪里?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回答。一方面万物中人为贵。人贵于动物,也贵于高级动物。《论语》中“伤人乎?不问马。”已经蕴涵此意。孔子的马棚失火,有人来报告。孔子先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问有没有马受伤。孔子只有两匹马,一套车,用它们来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两匹马与一套车是他拥有的唯一交通工具。在他的心中,那两匹马无疑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是与人比起来,就不可相提并论。而且这里所指的人并不是为人师表的孔子自己,也很可能不是他的弟子,而最可能是管理马匹的工人和奴婢。孔子把这样的人等同高看,位置在他的马之上。
另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人在一般的生物性中多了特有的人性。这一人性比一般的生物性要高贵得多。一般生物性的其他动物都为本能所拘束,在生活与行动上没有自己的意志与自由,更没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人性是什么?古往今来定义浩如烟海,我们认为人性就是自由意志、自我意识与独立的选择。人虽然不是只有生物性而没有人性,但是也不是只有人性而没有生物性。他是这两种性的结合。因此他才高于只有生物性的其他动物。生物性与天生性合起来构成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又具备灵性。这种灵性使人有能力与条件观察、了解、欣赏宇宙万物的奥秘或者“造物主”的伟大意旨并可能在认识规律的前提下改造利用宇宙为人类造福。同时这个灵性又使人类有兴趣与能力讲道德、合规则,促成灵性的丰富与人性的充实。这个灵性一方面是以天生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人自己后天努力的结果。人可以成为万物之灵,但是别的动物却不能,同时人必须自己努力,如果自己不努力,虽然有天生条件,也只是比其他动物略高一点而已。
在基督教经典《旧约》创世纪一书中,有关于人的由来与特性的论述。其中说人是受造者。人的生命中有物质性、动物性、灵性(精神)以及自由意志。在谈到人与“造物主”和万物的关系时,将人的地位显示出来。人是“造物主”所创造的。其受造性与其他受造者相同。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受造物完全平等。但是因为造物者在人身上增加了一项其他受造物所没有的东西,就是灵性。这个灵性与“造物主”的灵性相同。这个灵性就是人所独有的人性,也是“造物主”用以区别人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之处。这个灵性也是人所独有的能力、良知与智慧。这种能力、良知、智慧使人能够洞察万物的奥秘与意旨,能够按照“造物主”所赋予的旨意去完成天职——劳动,以此去认识并改造利用这个世界使其造福于人类。人因为这些特性或曰特长,“造物主”把人放在他王国中最高的位置上。与这样的高地位相适应,人也被赋予重大的责任。这就是辅佐“造物主”促成并管理宇宙万物的进化与发展,也就是要使万物各尽其性、尽其用,实现各自的自我。美国著名的小说家William Faulkner曾经在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的一些话: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就交给他所创造的人。上帝知道人有个灵魂(灵性)并能驾御他的灵魂。上帝也知道人能够运用宇宙中的万物使他的生活由野蛮进入文明。因此,上帝把一个尚未完成的宇宙交给人,要人去完成它。上帝给人立下了一条法则,那就是人必须自己努力工作。人要获得自由、健康、和平、幸福,也必须努力。如果人想反此道而行,或以为他有绝大的能力,可以役使别人,役使万物,去为他谋求生活上的需要,这个世界就要被毁灭,世界将会如何、能够如何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而非上帝的手里。此一番话颇有道理,或许对人类的危机一语中的。
人的尊严,人的高尚的生命境界,在于引导并促使万物各尽其性,各尽其能,力求达到互尽其用,共同尽对人的效用。这里可试举农夫的例子对其加以说明。有智慧又尽其本分、职责的农夫,就要运用他的智慧、力量以及热情耕耘土地,使土地肥沃、优良,形成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然后精选种子或者种苗,对其细心爱护,运用精巧的技术与合适的工具在适宜的时间等条件下种植。等到农作物长出以后,精心培土、施肥、浇水、除草、防害等必要工作。这样,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他的农作物一定会生长旺盛,尔后开花结果。最后,农夫得到丰富的收获。农夫必须使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各种事物各尽其性、各尽其能,又互尽其用,才能取得农事的成功。农夫使土地处于最适宜的状态,就是使土地尽其性。在土地里种植适宜品种、数量与适当密度的农作物,使土地适当地尽其能。如果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过多,造成土地不胜负荷的危险,农夫就要加施肥料,或配合能够供给养分的作物,用来补充土地的肥力。拥有智慧和远见的农夫绝不做剥削土地和使土地枯竭的事情。对于农作物,农夫加倍细心培育爱护,目的是使作物尽其性,有旺盛的生长。这样农作物才有力量开花,开充满孕育力并且健美的花。开了这样的花,就有很大可能结出丰满的果实。如果农夫的经验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农作物自己的生命力量有不足之处,他就要时刻注意,一旦发现有必要,立即对农作物追加肥料,以增加农作物结实的力量。这样用力用心的农夫,他的土地与农作物都会很高兴地报答他,给他丰收的回报。
人有能力,也应该尽其能力,人应该明确人的位置与责任,进而指导万物的演化与发展,使演化向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目标。同时,人也会获得万物乃至宇宙的回报。经过重新确认的人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是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真正现实的人,是一个不断创造并美化自己生活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得益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滋养,原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光辉重新照耀人间,一个真正属人的世界正在为人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