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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大师和修辞术泰斗，也是现代西方大学的古代奠基人。昆体良的《善说家的教育》深化了古希腊一罗马的文教传统，他提出的教育理想无疑可以用来借鉴我们现代教育的得失沿革。文章初步介绍了昆体良及其《善说家的教育》，希望为国内学界进一步理解昆体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昆体良；修辞术；教育；古罗马帝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18—05
教育历来关乎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品质的优劣。自从传统的政教文明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以来，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大道，大学模仿现代西方大学的分科建制，整个教育也以超英赶美的速度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近十年来，大学扩招几乎完全以市场为取向，从大学的热门专业，就知做哪行比较赚钱。如今，各界知识学人无不热切关注文教建设，似乎已经认识到，眼下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品质，存在着诸多问题，改革教育的呼声和讨论此起彼伏。值此良机，研习古罗马时期的教育设置，重温西方大学奠基人昆体良(Quintilian)的古典文教理念，考察昆体良当时怎么办学，怎么培养真正的人才，怎么读经典大书，怎么承传和持守从希腊人那里而来的古典文教传统，对我们来说正当其时且不无裨益。至少，比较古今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无疑可以反观我们的教育状况，鉴照现代大学理念的得失沿革。
大约在公元35年，昆体良生于西班牙行省的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如今称为Calahorra，位于西班牙埃布罗河上游)。昆体良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修辞学家，家学渊源悠长，可谓世代书香。小昆体良幼承庭训，12岁左右随父亲到罗马，入读文法学校，师从著名的文法教师帕勒蒙(Palaemon)。随后进入修辞术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受学于修辞术名师阿菲尔(Domitius Afer)。毕业后，昆体良未留京城罗马谋前程，而是返回家乡西班牙，从事律师业和教授修辞术。公元68年，西班牙行省总督伽尔巴(Galba)欣赏昆体良的才华，把他带回了罗马。不久，维斯帕西安(Vespasian)登基，首次开办了由国家支付薪俸的公立修辞术学校。约从公元72年开始，昆体良担任拉丁语修辞术学校的主持(校长)，在此岗位教书育人达20年。昆体良一生桃李满天下，为罗马政界和学界培养人才无数(小普林尼就是他的著名学生，塔两佗可能也是)，深远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政教体制和生活品质，“甚至改变了下一代的修辞感觉和文学口味”。退休后，昆体良专事写作，完成了多达12卷的《善说家的教育》，未料此书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著作。从古罗马时候起，经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前后，昆体良这部书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被奉为金科玉律。可以说，昆体良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古代奠基人，也是第一位享受帝国特殊津贴的“大学教授”。
在昆体良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教育已经形成三个等级：识字教育、文法教育和修辞术教育。这种分层大致对应于我们如今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或者说，现代教育的三级划分是从古罗马而来(古罗马则承接古希腊而来)。罗马的小学教师(elementaryschoolmaster)是ludi magister或litterator，教授最基本的读和写，称之为识字或读写教师。不过，这些教师也教一些谋生技术，如算账、薄记、采购、管家、交易等。这些行当基本上成了现代大学最受欢迎的专业。大多数普通的罗马自由民仅仅止步于小学，他们学会基本的读写和算帐，然后选择某个行当，跟随师傅学习一门手艺。只有极少数孩子才会升读文法学校(中学)，人读修辞术学校(大学)的人就更少了，当时整个教育等级呈金字塔结构。
罗马的中学老师称为文法教师，即grammaticus，这个词直接从希腊文转写而来。文法学校主要教授作文、诗歌和语法，但也教授音乐、几何、算术、天文学、法律等学科，形成了颇为规范的学习课程，罗马人称之为“自由教育”(artes liberales)，昆体良则给出了严格的希腊名称：(通识教育)。artes liberales类似我们的中学，其目标并非给予每个学生一种专业具体的知识，而是让学生学会一些普遍的原则，获得某种教养，帮助学生在以后恰当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从而对以后的人生有所准备。
古罗马的修辞术教育就是高等教育，不过，现时代的我们似乎很难把修辞术与高等教育联想在一起。在古罗马，修辞术是少数想要从政的精英必学的内容，修辞术学校就是他们的高等学府。西方古典修辞术有三种体式(genra)，系统的归纳首先见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议事体、诉讼体和颂扬体。昆体良对这种划分表示认可。议事体是指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上的演说，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立法、宣战、媾和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议事体演说无不引经据典，引古证今，慷慨陈辞。我们古人没有这种议事形式，但同样强调“议事”的政治性：《尚书·周官》有云：“学古人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孔安国传曰：“凡制事必以古义议度终始，政乃不迷错。”孔颖达正义：“凡欲制断当今之事，必以古之义理议论量度其终始，合于古义然后行之。则其为之政教乃不迷错也。”又：“论议时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则政教乃不迷错也。”诉讼体用于法庭论辩，或是控告他人，或是为当事人辩护。颂扬体主要涉及讴歌圣贤和颂扬英烈，但也包括批评和谴责。“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文心雕龙·颂赞》)。
西方的古典修辞术不仅涉及政治与法律，还与伦理挂钩。亚里士多德说到：
演说者……要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美德，还要能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所以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修辞术》，罗念生译)。
昆体良也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在昆体良看来，真正的修辞术就是一种“美德(virtue)”。修辞术有可能是门“非技艺”或“坏”的或“空洞的”技艺，但这种修辞术正是昆体良所要针对的下三滥修辞术，盛行于当时的法庭和修辞学校。昆体良心目中想到并试图确立的修辞术的确是一种“美德”。所谓修辞术是一种美德，其实指的是要求掌握修辞术的善说家必须具有美德。
罗马人的基础教育和文法教育都是从希腊人学来的，基本上接受并持守了希腊人的教育观念，修辞术教育尽管也从希腊人而来，但情况有所不同。原来，早在古希腊时代，诗与哲学就有了纠纷，两者之争关乎何者更智慧、更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指导。到了古罗马时期，随着公共生活规模的扩大，修辞术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从而，诗与哲学之争在一定意义上突显为修辞术与哲学之争。西塞罗多次说到，修辞术几乎就是诗的一种形式(《论演说家》、《演说家》)。及至昆体良的时候，从柏拉图时 代起就作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哲学学校已经开始凋零，修辞术学校则全面占据上风，罗马皇帝甚至兴建了公立修辞术学校。在昆体良看来，当时的哲人已经不同于“谆谆教诲着最卓越的原则并身体力行”的老一辈哲人，而是一些“高谈玄奥的天理性命而不谙实事、徒尚清谈的迂阔之徒”。为此，昆体良以更具实践性的修辞术应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扩大，抵制脱离实际的哲学。但到了帝国时期，修辞术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修辞术学校沦为教人牟利和炫耀的机构，不再关注道德品质的高下，不再过问政制的好坏。昆体良自己就写过《论善说术衰落的原因》(De Causis Carruptae Eloquentiae)，可惜没有留存下来。虽然身处罗马帝制治下，昆体良仍然信心十足，力挽狂澜，力图重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修辞参见刘小枫编修《雅努斯：古典拉丁文言教程》中关于昆体良的章节，中山大学讲义稿。术的昔日荣光。因此，昆体良寄望于未来，提出了自己要培养完美善说家的理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必须是个能够“恰当处理公私事务、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自己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的基础、以自己的法官身份做恶惩奸”的安邦定国者(卷1前言9—10页)。昆体良一代伟器，即便身处僭主迭出的世代，仍然竭力保养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的担纲者。笔者认为，随着公共生活的进一步扩大，大学扩招自有其理，但扩招不能改变大学教育的根本品质——大学应当以保养和培育对国家未来有所担当的优秀青年为宗旨。
具体而言，在昆体良心目中，各级教育应该如何办学?修辞术学校应该秉持何种理想?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才?
昆体良留下的这部著作的拉丁文书名是《Insti—tutio Oratoria》。简单说，前面的名词institutio有“原理”和“教育”两种意思，形容词oratoria指“演说者的、能言善辩的、修辞术的”，因此，《Institutio Ora-toria》大体可分为两种译法：一则译作《修辞术原理》或《演说术原理》，强调演说术和修辞术方面，一则可译作《修辞家的教育》或《演说家的教育》，突显对演说者或修辞家的教育和指导。从全书的主旨看，昆体良着意要培养的理想修辞家必须是个“善于言辞的好人(vir bonus bene peritus)”，不仅要求他善于言说，而且首先要求他是个好人，他的演说要以“善”为根本取向。因此，理想的修辞家就可称之为“善说家”，因为他本身既善良，又善于辞令。故这里主张翻译成《善说家的教育》。但是，始终不应忘记的是，“善说”基于善写，还有善读——精心悉读古人留下的经典大书。
为什么昆体良要培养这类善于辞令的好人?直接原因在于，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帝国政治尤其需要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社会事件和邦交事件的人才，说白了，就是尤其需要公务员，需要贤良方正的政治人才。尽管未有明显证据，但昆体良之后的罗马帝国渐趋稳健繁荣，很难说与昆体良文教理念的深远影响没有关系。不过，如果因此而把昆体良看作只是为帝国提供统治人才的溜须拍马之徒，则未免太小看昆体良了。其实，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需要此类是担大任的政治人，此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涉及一个共同体存亡和优劣的关键人物。对于这类潜在的优秀学子，昆体良并没有指望一下子就能碰到许多，而是把希望指向未来。昆体良更为实际的目的是，赋予勤奋好学的青年向善的愿望。
此类好人具有什么卓越品质?理想的善说家要集哲人与修辞家的品质于一身。所谓“品格上具有一切美德”，就是具有勇敢、正义、节制、和智慧这四种古传美德。昆体良心目中的善说家其实是政治哲人，他必须懂得什么应该说和什么不应该说。此谓之审慎。善说家当然要坚持真理，但善说家并不总是以说出真实为目的，不过并非总是如此，为了公共福祉，善说家有时也会为不真实辩护。修辞术是善于辞令的艺术，善说家应该知道如何言说善(speak—ing well)。昆体良的如此理想显然不仅针对当时以实利为取向的演说家，而且针对当时迂腐闭塞的伪哲人。前者只把修辞术视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抛弃研究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后者则成了掩饰恶劣罪行的假面具，用伪装的严肃、朴素和与众不同的衣着来遮掩自己在品德上的堕落。
树立完美善说家的理想，即便我们达不到“立志高远的人也会比实现就对达到目标丧失信心而裹足不前的人达到更高的高度”。直到全书最后，昆体良仍然再次强调：
我要教育的人并非法庭上平庸或被聘的代言人，甚至不是(让我们避免使用刺耳的语词)服务型案件的律师——通常称之为讼棍(causidicus)，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禀赋、对诸门博雅学问都有深刻见解的人，一个终究被赐予人世、史无前例、在各个方面都独特完美、思想和言辞都崇高尊贵的人。
《善说家的教育》共12卷，笔触严谨典雅而不失跌宕变化，结体广博精深，体大虑周，内容无所不涉，要搞清楚整部著作的篇章结构，殊为不易。昆体良写作此书的首要主旨是培养德才兼备、贤良方正的政治人，亦即理想的善说家。起首(卷1至卷2.10)和结尾(卷12)论教育，为整部著作的基本框架，中间论述修辞术原理和涵咏古典诗文，是为全文的主体部分。整部作品犹如一首变奏曲：卷1前言提出培养理想的善说家，有如呈现变奏曲的乐思主题；卷1-卷11分述善说家各个阶段的教育、修辞术的各个方面和古典诗文绎读，有如围绕主题乐思而展开丰富多彩的变奏；最后的卷12.11是理想善说家的实现，回应前言提出的理想，有如变奏之后对主题乐思的顾盼和回归。不过，这个比喻还稍嫌简略，就全书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而言，《善说家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如下4端：(1)道德一政治论：卷1前言、卷12.1和卷12.11；(2)教育论：卷1、卷2.1一卷2.10和卷12.2-卷10；(3)修辞术原理：卷2.11-卷11；(4)诗文论：卷10。
如此划分，只不过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在昆体良那里，这四个方面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用我们古人的一句话来概括，可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文言》)。孑L颖达疏：“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专门论教育部分涉及三卷，分别为卷1、卷2.1—卷2.10和卷12。前两卷大体上论述完美善说家三个级别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最后一卷将会看到理想善说家的完成。既然罗马已经有了小学教育传统，昆体良为什么还要从头开始讲?因为昆体良始终强调自己要培养理想的演说家，也就是理想的政治人，他要亲自从摇篮开始，设计出这个未来善说家的培育计划。
卷1的前言显然也是全书的前言，似乎最后写就，“回应了卷12富有挑战性但仍然乐观的论调”。前言由三部分构成：1—8节表明作者的写作缘起和 意图；9—20节强调作者的主旨和目标是培养理想的善说家；21—27节概述整部作品的章节结构和谋篇布局。昆体良还强调，要培养理想的善说家，有三点不可或缺：良好的自然资质、方法得当的训练和勤勉刻苦的学习。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昆体良并非在描述流行于自己时代的实践，而是在勾勒一位理想善说家(像西塞罗一样)。要努力达到这样一种理想，老师不仅要顺乎而非违背人的天资，还得眼界高远，看到有少数“天赋”的人是个心性高贵的政治人。
卷1分为三部分：幼儿教育(卷1.1)、基础教育(卷1.2—卷1.3)、文法教育(卷1.4—卷1.12)。
卷1.1论学前教育。昆体良属意的始终是培养极少数完美的善说家，而不是搞全民教育。因此，尽管罗马已经有了自身的教育传统，昆体良仍然不厌其烦，从幼儿教育开始论述。尽管人们认为学校会败坏小孩的道德，但昆体良认为，道德败坏也会发生在家里，学校的道德败坏就是这些已被败坏的小孩带给学校的。卷1.4—卷1.9进入文法教育(中学)阶段，学生主要学习两方面的内容，“言谈正确和解释诗人”。文法是个包罗万象的主题，既涵盖我们所说的语法，也有对诗歌文本的解释。言辞表达的重要来源便是掌握古代经典诗文的语词和句子。因此，阅读与解释经典就是文法教育不可或缺部分——通过讲解古典诗文来培养学生的道德精神和高尚品质。
卷2前面10节(卷2.1—卷2.10)开始论修辞术学校(大学)的教育，把卷1的实践教育观点扩展到修辞术教师的范围。昆体良偏向于让修辞术教师接管一切，他再次强调，必须究问教师的道德品格。此外，不能以二三流的专科教师敷衍初学者，而是要由最好的教师来确保学生将来不会落下未学的东西。接下来是修辞术的初阶训练(progymnasmata)，包括：陈述、否定与肯定、颂扬与抨击、泛论题、比较性辩论题，还有论法律问题等(卷2.4.33—卷2.4.40)。
从卷2后半部分(卷2.11)开始，一直到卷11，昆体良全面展开了对修辞术原理的论述。这部分放在全书中间，横跨十卷，无愧于修辞术的集大成之作。19世纪的古典修辞术大家福尔克曼(RichardVolkmann)说，修辞术的概念和技术用语纷繁复杂，正是昆体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娅莉阿德妮之线(Ariadne’s thread)”。昆体良自己也说，这部著作不仅囊括了自己教学经验和法庭实践的成果，也涵盖了大量的文献研究。
从卷2.11到卷3.5是关于修辞术的序论，总论各种关于修辞术本质的一般性问题(诸如修辞术是否一门技艺或是否是一种美德等论题)，包括修辞术的必要性、起源、历史、定义、作用、素材、工具、分类等。在捍卫修辞术、对抗哲学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对修辞术的具体论述从卷3.6开始，一直到卷11才算结束。全面讲述如此庞大的修辞术体系，昆体良需要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架构，他选择了一种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谋篇布局，按照修辞术训练的五大部分依次展开论述。具体篇章结构如下：卷3.6至卷6构思(inventio，或译作立意、立论、创意)，亦即找到要发挥的观点，发现可用于说服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就潜藏在给定的论题之中；卷7论布局(disposifio)，即把体现了构思的材料按照一定的顺序作出合理的编排；卷8至卷11.1论辞采(elo—cutio，或译作表达、风格、措辞)，涉及言辞的打磨和表达；卷11.2论记诵(memoria)，也就是把写下来的演说辞诵读并熟记胸中；卷11.3论发表(pronuntia—tio)，涉及演说时具体要有什么样的仪态风度和动作举止。
卷10最为著名。昆体良相信风格最好通过阅读和写作来培养，他把推荐阅读的详尽书目(卷10.1)全然放在辞采(Elocution)目下，阅读的公开目标似乎只是提供便利和流畅的语辞，但阅读的教育价值当然远不止于此，它是观念和思想的宝库(卷10.2.1)，有益于道德修养。从卷1开始，昆体良的教育就要求所有阶段都要研习纪事家和诗人，从文法班的中学生直到几近成年的修辞术大学生，甚至是终生阅读。昆体良不仅把自己的学生设想为未来的善说家，也设想为作家和教师。
卷11.1论得体(deeorum)的部分也尤其值得深思。昆体良的辞采论分为四点：合文法、清晰、润色、得体。昆体良已经注意到(卷1.5.1)，大多数人把语言的“得体”视为“润色(ornatus)”的一部分。但在昆体良看来，“得体”实在太重要，不应列为“润色”的部分。“得体”既是道德的也是审美的概念，只有恰当掌握“得体”的善说家才是具有良好道德原则的人，即善于言辞的好人。
卷12重新回到善说家的教育问题上。卷12.1论“善于制作辞令的好人”这个概念提出的道德问题。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善说家(卷1—卷13)。一个坏人，无论他的演说多么精熟，都不是真正的善说家；我们的理想是要求一个真正权威和有德之人。卷12.2要求善说家研究哲学，至少要进人一定的深度。哲学的3门分支都要涉及：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学。此外，善说家也需要法律知识和历史知识(卷12.3—卷12.4)。卷12.5论善说家所需的个人品质：勇气最为重要(卷1—卷4)，但体魄和声音的自然资质也不可或缺。接下来的4章(卷12.6—12.9)总论善说家的生涯：应该何时开始从业(卷12.6)；应该如何选择案件以及是否应该收费(卷12.7)；应该如何接受顾主的示意(卷12.8)；在法庭上应该如何表现(卷12.9)。
卷12.10是令我们觉得困惑的一章，讨论的是按地区划分的2种演说辞风格——“亚细亚风格(Asianism)”与“阿提卡风格(Atticism)”，还有按特点划分的三种表达风格——纤秀、恢宏以及绚丽或适中。为什么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在辞采(elocutio)目下出现，反倒是留在最后才解释?答案并不简单。岁素(Russell)的解释颇为独到：一方面，昆体良明显没有把风格分类看得特别重要。实质上，昆体良把分类(卷12.10.58)说成是别人的观点，并批评说，这些分类(卷12.10.66—卷12.10.68)没有考虑到介于这三种主要“风格”之间的无数色调和音调；另一方面，昆体良承认，所有这些风格在演说的不同语境或部分都有其用处，善说家应该都要加以掌握，这点很重要。对昆体良而言，最关键的是，他自己认可的风格与“衰败”或腐化的风格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较之3种风格的划分要重要得多。再者，风格是关乎善说家整个品格的问题，因为风格已经得到[修辞]艺术的训练与养化。出现在结尾的[修辞]作品正好是这一教化的体现。
卷12.11不仅是该卷的结尾，也是整部著作的闭幕。说过善说家荣休的时光和状况后，昆体良最后一次回顾卷1前言设定的理想：这个伟大的学习计划完全可以达到，“即便此书无法给年青学子太多实践的帮助，毕竟会赋予他们向善的意愿”。
这就是昆体良培养理想善说家的基本构想。昆体良着意重回西塞罗《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中的教育理想，《Institutio Oratoria》的题目便显得是在挑战当时的思想状况。修辞术衰败之后，现代的演说者被称为acusidici或advocati或patronl‘(讼棍、讼师，辩护士)，大家都感觉善说术已经行将就木了。Ora—tor和oratory等词的意思已经发生改变，丢掉了其原来的意义，只被用来形容古人。对当时流行的修辞术手册和修辞术教师而言，《善说家的教育》的书名和卷1的前言就显得是在挑战他们的观念：当时的修辞术已死，昆体良故意选择上一代的善说术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善说家的教育》的作品结构更加表明了题目的重要含义，卷12还加入了修辞术学校学生毕业后应该作什么研究的讨论，这点显得不同于《论演说家》，更不同于通行的修辞术手册，从而是对古罗马文教的真正深化。昆体良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兴许在于，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经典与文教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昆体良；修辞术；教育；古罗马帝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18—05
教育历来关乎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品质的优劣。自从传统的政教文明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以来，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大道，大学模仿现代西方大学的分科建制，整个教育也以超英赶美的速度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近十年来，大学扩招几乎完全以市场为取向，从大学的热门专业，就知做哪行比较赚钱。如今，各界知识学人无不热切关注文教建设，似乎已经认识到，眼下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品质，存在着诸多问题，改革教育的呼声和讨论此起彼伏。值此良机，研习古罗马时期的教育设置，重温西方大学奠基人昆体良(Quintilian)的古典文教理念，考察昆体良当时怎么办学，怎么培养真正的人才，怎么读经典大书，怎么承传和持守从希腊人那里而来的古典文教传统，对我们来说正当其时且不无裨益。至少，比较古今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无疑可以反观我们的教育状况，鉴照现代大学理念的得失沿革。
大约在公元35年，昆体良生于西班牙行省的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如今称为Calahorra，位于西班牙埃布罗河上游)。昆体良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修辞学家，家学渊源悠长，可谓世代书香。小昆体良幼承庭训，12岁左右随父亲到罗马，入读文法学校，师从著名的文法教师帕勒蒙(Palaemon)。随后进入修辞术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受学于修辞术名师阿菲尔(Domitius Afer)。毕业后，昆体良未留京城罗马谋前程，而是返回家乡西班牙，从事律师业和教授修辞术。公元68年，西班牙行省总督伽尔巴(Galba)欣赏昆体良的才华，把他带回了罗马。不久，维斯帕西安(Vespasian)登基，首次开办了由国家支付薪俸的公立修辞术学校。约从公元72年开始，昆体良担任拉丁语修辞术学校的主持(校长)，在此岗位教书育人达20年。昆体良一生桃李满天下，为罗马政界和学界培养人才无数(小普林尼就是他的著名学生，塔两佗可能也是)，深远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政教体制和生活品质，“甚至改变了下一代的修辞感觉和文学口味”。退休后，昆体良专事写作，完成了多达12卷的《善说家的教育》，未料此书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著作。从古罗马时候起，经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前后，昆体良这部书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被奉为金科玉律。可以说，昆体良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古代奠基人，也是第一位享受帝国特殊津贴的“大学教授”。
在昆体良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教育已经形成三个等级：识字教育、文法教育和修辞术教育。这种分层大致对应于我们如今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或者说，现代教育的三级划分是从古罗马而来(古罗马则承接古希腊而来)。罗马的小学教师(elementaryschoolmaster)是ludi magister或litterator，教授最基本的读和写，称之为识字或读写教师。不过，这些教师也教一些谋生技术，如算账、薄记、采购、管家、交易等。这些行当基本上成了现代大学最受欢迎的专业。大多数普通的罗马自由民仅仅止步于小学，他们学会基本的读写和算帐，然后选择某个行当，跟随师傅学习一门手艺。只有极少数孩子才会升读文法学校(中学)，人读修辞术学校(大学)的人就更少了，当时整个教育等级呈金字塔结构。
罗马的中学老师称为文法教师，即grammaticus，这个词直接从希腊文转写而来。文法学校主要教授作文、诗歌和语法，但也教授音乐、几何、算术、天文学、法律等学科，形成了颇为规范的学习课程，罗马人称之为“自由教育”(artes liberales)，昆体良则给出了严格的希腊名称：(通识教育)。artes liberales类似我们的中学，其目标并非给予每个学生一种专业具体的知识，而是让学生学会一些普遍的原则，获得某种教养，帮助学生在以后恰当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从而对以后的人生有所准备。
古罗马的修辞术教育就是高等教育，不过，现时代的我们似乎很难把修辞术与高等教育联想在一起。在古罗马，修辞术是少数想要从政的精英必学的内容，修辞术学校就是他们的高等学府。西方古典修辞术有三种体式(genra)，系统的归纳首先见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议事体、诉讼体和颂扬体。昆体良对这种划分表示认可。议事体是指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上的演说，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立法、宣战、媾和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议事体演说无不引经据典，引古证今，慷慨陈辞。我们古人没有这种议事形式，但同样强调“议事”的政治性：《尚书·周官》有云：“学古人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孔安国传曰：“凡制事必以古义议度终始，政乃不迷错。”孔颖达正义：“凡欲制断当今之事，必以古之义理议论量度其终始，合于古义然后行之。则其为之政教乃不迷错也。”又：“论议时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则政教乃不迷错也。”诉讼体用于法庭论辩，或是控告他人，或是为当事人辩护。颂扬体主要涉及讴歌圣贤和颂扬英烈，但也包括批评和谴责。“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文心雕龙·颂赞》)。
西方的古典修辞术不仅涉及政治与法律，还与伦理挂钩。亚里士多德说到：
演说者……要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美德，还要能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所以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修辞术》，罗念生译)。
昆体良也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在昆体良看来，真正的修辞术就是一种“美德(virtue)”。修辞术有可能是门“非技艺”或“坏”的或“空洞的”技艺，但这种修辞术正是昆体良所要针对的下三滥修辞术，盛行于当时的法庭和修辞学校。昆体良心目中想到并试图确立的修辞术的确是一种“美德”。所谓修辞术是一种美德，其实指的是要求掌握修辞术的善说家必须具有美德。
罗马人的基础教育和文法教育都是从希腊人学来的，基本上接受并持守了希腊人的教育观念，修辞术教育尽管也从希腊人而来，但情况有所不同。原来，早在古希腊时代，诗与哲学就有了纠纷，两者之争关乎何者更智慧、更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指导。到了古罗马时期，随着公共生活规模的扩大，修辞术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从而，诗与哲学之争在一定意义上突显为修辞术与哲学之争。西塞罗多次说到，修辞术几乎就是诗的一种形式(《论演说家》、《演说家》)。及至昆体良的时候，从柏拉图时 代起就作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哲学学校已经开始凋零，修辞术学校则全面占据上风，罗马皇帝甚至兴建了公立修辞术学校。在昆体良看来，当时的哲人已经不同于“谆谆教诲着最卓越的原则并身体力行”的老一辈哲人，而是一些“高谈玄奥的天理性命而不谙实事、徒尚清谈的迂阔之徒”。为此，昆体良以更具实践性的修辞术应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扩大，抵制脱离实际的哲学。但到了帝国时期，修辞术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修辞术学校沦为教人牟利和炫耀的机构，不再关注道德品质的高下，不再过问政制的好坏。昆体良自己就写过《论善说术衰落的原因》(De Causis Carruptae Eloquentiae)，可惜没有留存下来。虽然身处罗马帝制治下，昆体良仍然信心十足，力挽狂澜，力图重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修辞参见刘小枫编修《雅努斯：古典拉丁文言教程》中关于昆体良的章节，中山大学讲义稿。术的昔日荣光。因此，昆体良寄望于未来，提出了自己要培养完美善说家的理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必须是个能够“恰当处理公私事务、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自己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的基础、以自己的法官身份做恶惩奸”的安邦定国者(卷1前言9—10页)。昆体良一代伟器，即便身处僭主迭出的世代，仍然竭力保养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的担纲者。笔者认为，随着公共生活的进一步扩大，大学扩招自有其理，但扩招不能改变大学教育的根本品质——大学应当以保养和培育对国家未来有所担当的优秀青年为宗旨。
具体而言，在昆体良心目中，各级教育应该如何办学?修辞术学校应该秉持何种理想?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才?
昆体良留下的这部著作的拉丁文书名是《Insti—tutio Oratoria》。简单说，前面的名词institutio有“原理”和“教育”两种意思，形容词oratoria指“演说者的、能言善辩的、修辞术的”，因此，《Institutio Ora-toria》大体可分为两种译法：一则译作《修辞术原理》或《演说术原理》，强调演说术和修辞术方面，一则可译作《修辞家的教育》或《演说家的教育》，突显对演说者或修辞家的教育和指导。从全书的主旨看，昆体良着意要培养的理想修辞家必须是个“善于言辞的好人(vir bonus bene peritus)”，不仅要求他善于言说，而且首先要求他是个好人，他的演说要以“善”为根本取向。因此，理想的修辞家就可称之为“善说家”，因为他本身既善良，又善于辞令。故这里主张翻译成《善说家的教育》。但是，始终不应忘记的是，“善说”基于善写，还有善读——精心悉读古人留下的经典大书。
为什么昆体良要培养这类善于辞令的好人?直接原因在于，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帝国政治尤其需要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社会事件和邦交事件的人才，说白了，就是尤其需要公务员，需要贤良方正的政治人才。尽管未有明显证据，但昆体良之后的罗马帝国渐趋稳健繁荣，很难说与昆体良文教理念的深远影响没有关系。不过，如果因此而把昆体良看作只是为帝国提供统治人才的溜须拍马之徒，则未免太小看昆体良了。其实，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需要此类是担大任的政治人，此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涉及一个共同体存亡和优劣的关键人物。对于这类潜在的优秀学子，昆体良并没有指望一下子就能碰到许多，而是把希望指向未来。昆体良更为实际的目的是，赋予勤奋好学的青年向善的愿望。
此类好人具有什么卓越品质?理想的善说家要集哲人与修辞家的品质于一身。所谓“品格上具有一切美德”，就是具有勇敢、正义、节制、和智慧这四种古传美德。昆体良心目中的善说家其实是政治哲人，他必须懂得什么应该说和什么不应该说。此谓之审慎。善说家当然要坚持真理，但善说家并不总是以说出真实为目的，不过并非总是如此，为了公共福祉，善说家有时也会为不真实辩护。修辞术是善于辞令的艺术，善说家应该知道如何言说善(speak—ing well)。昆体良的如此理想显然不仅针对当时以实利为取向的演说家，而且针对当时迂腐闭塞的伪哲人。前者只把修辞术视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抛弃研究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后者则成了掩饰恶劣罪行的假面具，用伪装的严肃、朴素和与众不同的衣着来遮掩自己在品德上的堕落。
树立完美善说家的理想，即便我们达不到“立志高远的人也会比实现就对达到目标丧失信心而裹足不前的人达到更高的高度”。直到全书最后，昆体良仍然再次强调：
我要教育的人并非法庭上平庸或被聘的代言人，甚至不是(让我们避免使用刺耳的语词)服务型案件的律师——通常称之为讼棍(causidicus)，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禀赋、对诸门博雅学问都有深刻见解的人，一个终究被赐予人世、史无前例、在各个方面都独特完美、思想和言辞都崇高尊贵的人。
《善说家的教育》共12卷，笔触严谨典雅而不失跌宕变化，结体广博精深，体大虑周，内容无所不涉，要搞清楚整部著作的篇章结构，殊为不易。昆体良写作此书的首要主旨是培养德才兼备、贤良方正的政治人，亦即理想的善说家。起首(卷1至卷2.10)和结尾(卷12)论教育，为整部著作的基本框架，中间论述修辞术原理和涵咏古典诗文，是为全文的主体部分。整部作品犹如一首变奏曲：卷1前言提出培养理想的善说家，有如呈现变奏曲的乐思主题；卷1-卷11分述善说家各个阶段的教育、修辞术的各个方面和古典诗文绎读，有如围绕主题乐思而展开丰富多彩的变奏；最后的卷12.11是理想善说家的实现，回应前言提出的理想，有如变奏之后对主题乐思的顾盼和回归。不过，这个比喻还稍嫌简略，就全书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而言，《善说家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如下4端：(1)道德一政治论：卷1前言、卷12.1和卷12.11；(2)教育论：卷1、卷2.1一卷2.10和卷12.2-卷10；(3)修辞术原理：卷2.11-卷11；(4)诗文论：卷10。
如此划分，只不过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在昆体良那里，这四个方面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用我们古人的一句话来概括，可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文言》)。孑L颖达疏：“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专门论教育部分涉及三卷，分别为卷1、卷2.1—卷2.10和卷12。前两卷大体上论述完美善说家三个级别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最后一卷将会看到理想善说家的完成。既然罗马已经有了小学教育传统，昆体良为什么还要从头开始讲?因为昆体良始终强调自己要培养理想的演说家，也就是理想的政治人，他要亲自从摇篮开始，设计出这个未来善说家的培育计划。
卷1的前言显然也是全书的前言，似乎最后写就，“回应了卷12富有挑战性但仍然乐观的论调”。前言由三部分构成：1—8节表明作者的写作缘起和 意图；9—20节强调作者的主旨和目标是培养理想的善说家；21—27节概述整部作品的章节结构和谋篇布局。昆体良还强调，要培养理想的善说家，有三点不可或缺：良好的自然资质、方法得当的训练和勤勉刻苦的学习。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昆体良并非在描述流行于自己时代的实践，而是在勾勒一位理想善说家(像西塞罗一样)。要努力达到这样一种理想，老师不仅要顺乎而非违背人的天资，还得眼界高远，看到有少数“天赋”的人是个心性高贵的政治人。
卷1分为三部分：幼儿教育(卷1.1)、基础教育(卷1.2—卷1.3)、文法教育(卷1.4—卷1.12)。
卷1.1论学前教育。昆体良属意的始终是培养极少数完美的善说家，而不是搞全民教育。因此，尽管罗马已经有了自身的教育传统，昆体良仍然不厌其烦，从幼儿教育开始论述。尽管人们认为学校会败坏小孩的道德，但昆体良认为，道德败坏也会发生在家里，学校的道德败坏就是这些已被败坏的小孩带给学校的。卷1.4—卷1.9进入文法教育(中学)阶段，学生主要学习两方面的内容，“言谈正确和解释诗人”。文法是个包罗万象的主题，既涵盖我们所说的语法，也有对诗歌文本的解释。言辞表达的重要来源便是掌握古代经典诗文的语词和句子。因此，阅读与解释经典就是文法教育不可或缺部分——通过讲解古典诗文来培养学生的道德精神和高尚品质。
卷2前面10节(卷2.1—卷2.10)开始论修辞术学校(大学)的教育，把卷1的实践教育观点扩展到修辞术教师的范围。昆体良偏向于让修辞术教师接管一切，他再次强调，必须究问教师的道德品格。此外，不能以二三流的专科教师敷衍初学者，而是要由最好的教师来确保学生将来不会落下未学的东西。接下来是修辞术的初阶训练(progymnasmata)，包括：陈述、否定与肯定、颂扬与抨击、泛论题、比较性辩论题，还有论法律问题等(卷2.4.33—卷2.4.40)。
从卷2后半部分(卷2.11)开始，一直到卷11，昆体良全面展开了对修辞术原理的论述。这部分放在全书中间，横跨十卷，无愧于修辞术的集大成之作。19世纪的古典修辞术大家福尔克曼(RichardVolkmann)说，修辞术的概念和技术用语纷繁复杂，正是昆体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娅莉阿德妮之线(Ariadne’s thread)”。昆体良自己也说，这部著作不仅囊括了自己教学经验和法庭实践的成果，也涵盖了大量的文献研究。
从卷2.11到卷3.5是关于修辞术的序论，总论各种关于修辞术本质的一般性问题(诸如修辞术是否一门技艺或是否是一种美德等论题)，包括修辞术的必要性、起源、历史、定义、作用、素材、工具、分类等。在捍卫修辞术、对抗哲学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对修辞术的具体论述从卷3.6开始，一直到卷11才算结束。全面讲述如此庞大的修辞术体系，昆体良需要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架构，他选择了一种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谋篇布局，按照修辞术训练的五大部分依次展开论述。具体篇章结构如下：卷3.6至卷6构思(inventio，或译作立意、立论、创意)，亦即找到要发挥的观点，发现可用于说服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就潜藏在给定的论题之中；卷7论布局(disposifio)，即把体现了构思的材料按照一定的顺序作出合理的编排；卷8至卷11.1论辞采(elo—cutio，或译作表达、风格、措辞)，涉及言辞的打磨和表达；卷11.2论记诵(memoria)，也就是把写下来的演说辞诵读并熟记胸中；卷11.3论发表(pronuntia—tio)，涉及演说时具体要有什么样的仪态风度和动作举止。
卷10最为著名。昆体良相信风格最好通过阅读和写作来培养，他把推荐阅读的详尽书目(卷10.1)全然放在辞采(Elocution)目下，阅读的公开目标似乎只是提供便利和流畅的语辞，但阅读的教育价值当然远不止于此，它是观念和思想的宝库(卷10.2.1)，有益于道德修养。从卷1开始，昆体良的教育就要求所有阶段都要研习纪事家和诗人，从文法班的中学生直到几近成年的修辞术大学生，甚至是终生阅读。昆体良不仅把自己的学生设想为未来的善说家，也设想为作家和教师。
卷11.1论得体(deeorum)的部分也尤其值得深思。昆体良的辞采论分为四点：合文法、清晰、润色、得体。昆体良已经注意到(卷1.5.1)，大多数人把语言的“得体”视为“润色(ornatus)”的一部分。但在昆体良看来，“得体”实在太重要，不应列为“润色”的部分。“得体”既是道德的也是审美的概念，只有恰当掌握“得体”的善说家才是具有良好道德原则的人，即善于言辞的好人。
卷12重新回到善说家的教育问题上。卷12.1论“善于制作辞令的好人”这个概念提出的道德问题。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善说家(卷1—卷13)。一个坏人，无论他的演说多么精熟，都不是真正的善说家；我们的理想是要求一个真正权威和有德之人。卷12.2要求善说家研究哲学，至少要进人一定的深度。哲学的3门分支都要涉及：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学。此外，善说家也需要法律知识和历史知识(卷12.3—卷12.4)。卷12.5论善说家所需的个人品质：勇气最为重要(卷1—卷4)，但体魄和声音的自然资质也不可或缺。接下来的4章(卷12.6—12.9)总论善说家的生涯：应该何时开始从业(卷12.6)；应该如何选择案件以及是否应该收费(卷12.7)；应该如何接受顾主的示意(卷12.8)；在法庭上应该如何表现(卷12.9)。
卷12.10是令我们觉得困惑的一章，讨论的是按地区划分的2种演说辞风格——“亚细亚风格(Asianism)”与“阿提卡风格(Atticism)”，还有按特点划分的三种表达风格——纤秀、恢宏以及绚丽或适中。为什么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在辞采(elocutio)目下出现，反倒是留在最后才解释?答案并不简单。岁素(Russell)的解释颇为独到：一方面，昆体良明显没有把风格分类看得特别重要。实质上，昆体良把分类(卷12.10.58)说成是别人的观点，并批评说，这些分类(卷12.10.66—卷12.10.68)没有考虑到介于这三种主要“风格”之间的无数色调和音调；另一方面，昆体良承认，所有这些风格在演说的不同语境或部分都有其用处，善说家应该都要加以掌握，这点很重要。对昆体良而言，最关键的是，他自己认可的风格与“衰败”或腐化的风格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较之3种风格的划分要重要得多。再者，风格是关乎善说家整个品格的问题，因为风格已经得到[修辞]艺术的训练与养化。出现在结尾的[修辞]作品正好是这一教化的体现。
卷12.11不仅是该卷的结尾，也是整部著作的闭幕。说过善说家荣休的时光和状况后，昆体良最后一次回顾卷1前言设定的理想：这个伟大的学习计划完全可以达到，“即便此书无法给年青学子太多实践的帮助，毕竟会赋予他们向善的意愿”。
这就是昆体良培养理想善说家的基本构想。昆体良着意重回西塞罗《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中的教育理想，《Institutio Oratoria》的题目便显得是在挑战当时的思想状况。修辞术衰败之后，现代的演说者被称为acusidici或advocati或patronl‘(讼棍、讼师，辩护士)，大家都感觉善说术已经行将就木了。Ora—tor和oratory等词的意思已经发生改变，丢掉了其原来的意义，只被用来形容古人。对当时流行的修辞术手册和修辞术教师而言，《善说家的教育》的书名和卷1的前言就显得是在挑战他们的观念：当时的修辞术已死，昆体良故意选择上一代的善说术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善说家的教育》的作品结构更加表明了题目的重要含义，卷12还加入了修辞术学校学生毕业后应该作什么研究的讨论，这点显得不同于《论演说家》，更不同于通行的修辞术手册，从而是对古罗马文教的真正深化。昆体良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兴许在于，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经典与文教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