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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富士康科技集团计划从现在起至2014年，在山西省晋城市投资1000亿元，打造“全球精密制造之都”，总用人计划20.1万人。
2012年至今，“用工荒”席卷中国大陆。为了确保富士康项目顺利落地，不受“用工荒”影响，晋城市市长王清宪与各县（市、区）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签订了招募责任书，并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初步估算补贴资金需1亿元。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进度相去甚远，“招工难”问题开始凸现。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人口大国，解决就业，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增超过1000万。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毕业生的逐年增多，我国在就业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我国今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总量压力非常大，另一方面却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解读“招工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高校毕业生的增加，意味着普通劳动力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用工荒”。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的招生规模扩大了近十倍。目前在就业困难度排名前三甲的人群中，大学毕业生压倒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高居榜首。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了680万，目前大学在校生的存量有2000余万，这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和十几年前相比少了上千万人。
二是用工企业自身因素所致。一些企业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福利待遇差，缺少人文关怀。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法国路透社记者就向尹蔚民部长提出了在华富士康企业的员工福利问题。不难看出，经济形势趋好、企业扩大生产，直接造成当前的“招工难”。
三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里用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不断增长，户籍、住房、子女入学、就业歧视等因素加大了进城务工成本，再加上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种种原因直接制约着农民进城务工的积极性。
四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招工难存在的另一原因是企业发展了，观念却没变化。社会在发展，企业却仍然依赖低人力成本优势进行市场竞争，靠加班加点来提高日产量，不引进高新技术设备来提高效率，不想法使企业转型升级。加上对用工紧缺认识不足，没有人才储备，招聘途径单一，一时招不到所需工人也在情理之中。
五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我”。富士康招工难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企业文化、社会心理、精神危机等。笔者在这个多棱镜下看到的，则更多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在我国目前两亿人规模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半壁江山，为钱焦虑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仅在富士康，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企业里，很多农民工主动申请加班，以挣到理想中的工钱，借以满足自身需要，这已成为他们选择打工企业的筹码。与他们的父辈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钱的渴望更多是贴补家用，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可能会选择回乡居住。而新生代农民工对钱的诉求是个人发展，要融入城市生活。当融入城市的成本增长太快、个人财富的积累太慢时，他们失去的往往是希望。
六是市场需求与培训严重脱节，培训资源分散。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被公认为是解决企业用工结构性矛盾的一剂良药。然而，这项“民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政府热、农民冷”的尴尬局面。部分学校的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只做表面文章，农民工对此并不买账。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加工、服务、建筑、服装、家政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培训，更不愿意因参加培训而失去工作的机会。另外，部分农民工参加培训后不能顺利就业，或是岗位发挥作用不明显，也影响到农民工参训的积极性。
真正解决用工难，需要企业、劳动者、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用工单位要眼睛向内，增加企业软实力，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工厂不该是只生产商品、追逐利润的冰冷经济单元，里面应该有关爱，有温暖。因此，工厂应该关注工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对那些人生观还不稳定、敏感又脆弱的青年人，应给予及时引导；它应该致力于培育员工健康的工作观，在员工和公司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互爱互信的关系。
其次，企业转型升级与教育转型发展同步进行。当前用工荒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源教育上的短板：重学术轻技术，重文凭轻应用，重学历轻才能。人社部门要准确掌握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和企业搭建有效的对接平台。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企业岗位信息库和劳动力资源库，为双方牵线搭桥；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双向沟通、合作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教育响应用人单位市场需求信号的能力和速度。
三是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一方面，通过人文关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唱响“劳动光荣”的主旋律，在所有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劳动可以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当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日臻完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劳动力能够在统一、公平的社会就业保障制度中实现公开、公正的双向选择、合理流动，当人才人力资源不再受到诸如社会阶层歧视、分割的制度篱笆的制约时，转变就业观念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再者，招工难呼唤终结廉价用工时代。人口红利渐行渐远，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大势所趋。解决招工难与促进就业一样，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应该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促进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把就业蛋糕做大，不难看出，我国正在构建以就业优先为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
（作者系晋城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职工）
2012年至今，“用工荒”席卷中国大陆。为了确保富士康项目顺利落地，不受“用工荒”影响，晋城市市长王清宪与各县（市、区）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签订了招募责任书，并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初步估算补贴资金需1亿元。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进度相去甚远，“招工难”问题开始凸现。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人口大国，解决就业，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增超过1000万。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毕业生的逐年增多，我国在就业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我国今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总量压力非常大，另一方面却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解读“招工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高校毕业生的增加，意味着普通劳动力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用工荒”。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的招生规模扩大了近十倍。目前在就业困难度排名前三甲的人群中，大学毕业生压倒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高居榜首。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了680万，目前大学在校生的存量有2000余万，这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和十几年前相比少了上千万人。
二是用工企业自身因素所致。一些企业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福利待遇差，缺少人文关怀。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法国路透社记者就向尹蔚民部长提出了在华富士康企业的员工福利问题。不难看出，经济形势趋好、企业扩大生产，直接造成当前的“招工难”。
三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里用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不断增长，户籍、住房、子女入学、就业歧视等因素加大了进城务工成本，再加上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种种原因直接制约着农民进城务工的积极性。
四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招工难存在的另一原因是企业发展了，观念却没变化。社会在发展，企业却仍然依赖低人力成本优势进行市场竞争，靠加班加点来提高日产量，不引进高新技术设备来提高效率，不想法使企业转型升级。加上对用工紧缺认识不足，没有人才储备，招聘途径单一，一时招不到所需工人也在情理之中。
五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我”。富士康招工难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企业文化、社会心理、精神危机等。笔者在这个多棱镜下看到的，则更多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在我国目前两亿人规模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半壁江山，为钱焦虑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仅在富士康，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企业里，很多农民工主动申请加班，以挣到理想中的工钱，借以满足自身需要，这已成为他们选择打工企业的筹码。与他们的父辈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钱的渴望更多是贴补家用，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可能会选择回乡居住。而新生代农民工对钱的诉求是个人发展，要融入城市生活。当融入城市的成本增长太快、个人财富的积累太慢时，他们失去的往往是希望。
六是市场需求与培训严重脱节，培训资源分散。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被公认为是解决企业用工结构性矛盾的一剂良药。然而，这项“民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政府热、农民冷”的尴尬局面。部分学校的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只做表面文章，农民工对此并不买账。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加工、服务、建筑、服装、家政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培训，更不愿意因参加培训而失去工作的机会。另外，部分农民工参加培训后不能顺利就业，或是岗位发挥作用不明显，也影响到农民工参训的积极性。
真正解决用工难，需要企业、劳动者、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用工单位要眼睛向内，增加企业软实力，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工厂不该是只生产商品、追逐利润的冰冷经济单元，里面应该有关爱，有温暖。因此，工厂应该关注工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对那些人生观还不稳定、敏感又脆弱的青年人，应给予及时引导；它应该致力于培育员工健康的工作观，在员工和公司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互爱互信的关系。
其次，企业转型升级与教育转型发展同步进行。当前用工荒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源教育上的短板：重学术轻技术，重文凭轻应用，重学历轻才能。人社部门要准确掌握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和企业搭建有效的对接平台。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企业岗位信息库和劳动力资源库，为双方牵线搭桥；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双向沟通、合作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教育响应用人单位市场需求信号的能力和速度。
三是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一方面，通过人文关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唱响“劳动光荣”的主旋律，在所有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劳动可以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当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日臻完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劳动力能够在统一、公平的社会就业保障制度中实现公开、公正的双向选择、合理流动，当人才人力资源不再受到诸如社会阶层歧视、分割的制度篱笆的制约时，转变就业观念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再者，招工难呼唤终结廉价用工时代。人口红利渐行渐远，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大势所趋。解决招工难与促进就业一样，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应该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促进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把就业蛋糕做大，不难看出，我国正在构建以就业优先为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
（作者系晋城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