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字伯南)，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八年前的初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傈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引响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
　　说起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许多年后，一些“老广”们仍怀念不已，连同它神迹般的“繁荣娼(赌)盛”。这大概是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一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后丰生(从46岁“下台”到65岁病逝)，也的确再无建树和明显“劣迹”；但其前“半生”，则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反蒋”(介石)。从取代李济深到挤走陈铭枢，陈“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邓小平语)。在其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的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最大都市(人口达112万)。但陈本人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小国之君变成“真龙天子”，于1936年夏天发动的这次“反蒋”政变(史称“两广事变”)，却彻底断送了他的功业。
　　而这都是“时命”所使然。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但无论战争还是建设，都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即完成一个民族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艰巨历史任务。而生于1690年正月的陈济棠，注定要在这些首先是被迫和欠自觉、然后是充满劫难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演出”中，充当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我们从《震》卦及其相关各卦中，即可寻出陈济棠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因“反蒋”倒台的兴衰脉络。
　　“进退，利武人之丸”这句话，可以看做是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中国局势的形象概括。从20岁厕身行伍到45岁荣于卜上将，成为一方枭雄，陈济棠的发迹过程，无不与这个“武夫当国”的时代相应合。因此，尽管陈济棠一生曾三次倒戈反蒋，却每次最终都与之握手言和：“陈将军”和“蒋委员长”的区别，只是“公”(君)“伯”(侯)之异；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必是利益而非“主义”之争。何况他们搞政治所遵循的乃是同一条不变的“民国逻辑”——“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胡汉民语)而陈济棠的“过错”，无非是“误判时机”，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干了一件假正确的事。众所周知，在正确时间干正确之事的人，是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以《震》观陈一生，亦证此言非虚。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且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倒霉而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而1954年11月3日，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陈济棠在台湾勘察德明中学校址时，因心脑血管突然病变而去世——正应了“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之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