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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利驱使下，包头已形成庞大的地下金融网络。
剖析金利斌案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清晰的民间借贷样本。他所提供的又不仅仅是一个样本，他的离去，让包头的地下借贷生态得以曝光。
汹涌的资金暗流，流动在地下市场之中。谁来保障，谁来引导，谁来规范，成为监管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
连锁链条
包头人赵阳的噩梦，开始于2009年的一场饭局。
饭局的参与者全是包头市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金利斌和惠龙副总裁王秀华。
赵阳在包头市从事典当行业，此前便与金利斌熟识。但金利斌从未和他说过“借钱融资”的事情。
在饭桌上，金利斌对赵阳说，惠龙集团所属公司福禾豆业发展前景非常好，将会是中国豆制品行业的航母，正在做上市前的准备。
赵阳此前就听到过惠龙“借钱”的风声，这一次，他终于动心了。他主动询问王秀华，是否可以为惠龙融资。
王秀华回答，金利斌一般人的钱不要，只要最好朋友的钱，“和公司一起发展，等上市后可以给股份，公司借款只是暂时的，等公司贷款回来就还给大家”。
随后，赵阳找到王秀华，谈妥了融资事项。2010年1月7日，赵阳以现金方式投资20万元，与金利斌签定借款合同，利息3分（利息由王秀华确定），这20万元每月给赵阳正常返利6000元，返利11次，共计返利6.6万元。
事情并未到此止步。后来，王秀华又和赵阳说，“身边有最要好的朋友，就和他们说福禾豆业的发展是很有前景的，如果把钱投到福禾后等公司上市可以给股份。”
于是，一个连锁链条开始形成。赵阳开始四处宣传王秀华勾画的美景，并吸引亲朋借钱给惠龙。
2010年5月5日，赵阳某直系亲属以现金方式给惠龙公司投资10万元，月息3.2%，此笔投资返利7次，共计返利2.24万元。
2010年7月31日，赵阳某直系亲属再次以现金方式投资10万元给惠龙公司，月息3.2%，此笔投资返利5次，共计返利1.6万元。
最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惠龙案中，赵阳共介绍26人（包括赵阳亲属7人）借钱给惠龙，融资金额高达1460万元。
风声鹤唳
赵阳介绍亲朋投资惠龙公司，王秀华会以惠龙公司的名义每个月给赵一万元作为奖励。同时，赵阳也成为他介绍这些人的“上线”。每次，都由他去王秀华处收取所有人的利息，并扣下属于他的“奖励”。
吸引亲友加盟，收取“介绍费”，这已成了包头地下借贷的通用行规。
然而，和所有地下借贷崩溃的前兆一样，2010年9月以后，赵阳发现惠龙公司开始不能准时发放利息。同时他发现，王秀华在入账之前把融回来的钱分给别人，“拆东墙补西墙”。
他开始不安，不再介绍人给王秀华，同时提出归还本金，然而此时本金已经难以撤出。
金利斌自焚消息传出后的第25天，赵阳向包头市公安局报案。
记者采访的诸多放贷人认为，“包头放贷已形成一个链条。在惠龙案中，金利斌处于借贷的终端，是最高链条，他的资金链一断，所涉的所有人资金链都断。不过，惠龙案发后，很多放贷人意识到原来中间环节属于非法融资。”
金利斌消失之后，包头的地下借贷市场开始风声鹤唳。放贷人王先生告诉《京华周刊》记者，“在包头很多人都开始往回收款，人们意识到其中风险。”
另一名放贷人贾女士称，惠龙公司案发后，众多朋友担心地问她，她的钱是不是也放给惠龙公司了？所幸，众人得到否定的答复。
不过，贾女士认为这是侥幸。她开始担心，有一天她放贷的对象会成为下一个金利斌。她与家人商量，“无论利息有多高，到7月份，放出的钱都收回后，便不再放贷。”
地下借贷
金利斌自焚的消息，让人们聚焦包头市，也揭开了包头地下借贷黑幕的一角。包头到底有多少人从事地下借贷？这些庞大的资金又流向何处？
“在包头，几乎是有点钱的都放贷，可以说是全民放贷。我周围的朋友80%都放贷的。”贾女士说，多数人并不知道钱放给谁了。
贾女士有一个在包头市商业银行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同事的丈夫则是放贷人。贾女士掌握的资金约10万元左右，全部借给了这名放贷人，每月两分利。2000元的利息每月1日会固定打入她的银行账号。至于这笔钱最终流向何处，她并不知情。
不过，她通过侧面了解，知道放贷人在2分利之上加了1分利，将她的这笔钱再次放贷给了第三人。如此层层加利，最后到需要用钱的人。
贾女士并不富裕，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个体工商业者，丈夫在一家企业上班，月收入1500元左右，放贷的钱，是家庭全部积蓄。她与借款人所签定的合同只是简单的两页纸。“上面摁个手印，合同很简单，就是说放贷人是谁，借贷人是谁，金额多少，期限多少，利息多少，到期后再给你。担保人就是朋友，如果有事就直接找朋友要钱。”
贾女士说：“放贷的也不是说多少钱都要，五万以上才要。”
10万一年可获2.4万元的收益，这已超过贾女士丈夫的一年工资收入。贾女士初时和家里人商量放贷的事情，“都同意，也是看别人放贷都挺好的，收益也高，银行一年的利息也就几千块，不如放贷。”
地下借贷的魅力也正在于高利息。包头工商银行乐园支行职工张敏杰说：“以10万元为例，定期一年的年利息是3.25%，一年的利息收入为3250元。如果以2分利放贷，一年返利收入为2.4万元，折合年利息24%，以3分利折合年利息为36%，4分利则为48%，5分利会是60%的年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利息所得，属于暴利。”
在高利驱使下，包头已形成庞大的地下金融帝国。在内蒙古银行工作的张先生告诉《京华周刊》记者，“估计包头民间融资会在500亿元左右。”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流动在民间的借贷资金的真正总额，已经难于估计。
恐怖力量
在借贷的传统影响下，包头的地下借贷已经形成令人“恐怖”的力量。
贾女士说，她的那位“放贷人”，保守估计，“一个星期筹到一个亿不难”。她说，在包头，借高利贷的人很多，“搞房地产的，开公司的都有，不担心放不出去。”
而放贷人王先生则对《京华周刊》记者称，他24小时之内筹集3000万不成问题，“不过利息就高了，至少得8分的利，用的时间也就三两个月”。
至于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巨额资金，他说主要是依赖他的人际网，“每一个放贷人都有一个网络，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连接这一网络的便是亲戚和朋友，“至少交往也得5年以上才敢放，彼此知根知底”。
这股庞大的资金暗流究竟该如何监管？5月20日，记者采访了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包头市民间融资基本情况课题组成员王亮。王亮同时还是《包头市非法民间融资风险分析：以惠龙案为例》的主要执笔者。
王亮说，包头市民间融资越来越快，以前没有这么活跃，近年来包头经济发展较好，采矿业、房地产市场等这些资金需求量较大的高利润行业，某些企业从正常金融渠道想要获取资金有一定困难。
“民间融资是正规金融的一个补充。”王亮说，“存款利息低，放贷利润相较银行利息相差大，这为民间放贷提供了存在土壤。高额利润吸引，以至于有一部分人从银行贷款再去放贷，一些白领、政府公务员、小商业者，通过正规渠道从银行贷款，这些贷款，通过小信贷公司、典当行等渠道，有一部分会流向民间放贷的池子里。”
王亮表示，他无法估计包头民间放贷的总量达到多少。而从监管的角度来说，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行政手段对它进行有效的约束。
金利斌事发后，有评论称，监管机构应从此案中吸取教训，规范和整治越来越庞杂的地下借贷产业。或许，这也是金利斌自焚所带来的警示作用。
剖析金利斌案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清晰的民间借贷样本。他所提供的又不仅仅是一个样本，他的离去，让包头的地下借贷生态得以曝光。
汹涌的资金暗流，流动在地下市场之中。谁来保障，谁来引导，谁来规范，成为监管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
连锁链条
包头人赵阳的噩梦，开始于2009年的一场饭局。
饭局的参与者全是包头市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金利斌和惠龙副总裁王秀华。
赵阳在包头市从事典当行业，此前便与金利斌熟识。但金利斌从未和他说过“借钱融资”的事情。
在饭桌上，金利斌对赵阳说，惠龙集团所属公司福禾豆业发展前景非常好，将会是中国豆制品行业的航母，正在做上市前的准备。
赵阳此前就听到过惠龙“借钱”的风声，这一次，他终于动心了。他主动询问王秀华，是否可以为惠龙融资。
王秀华回答，金利斌一般人的钱不要，只要最好朋友的钱，“和公司一起发展，等上市后可以给股份，公司借款只是暂时的，等公司贷款回来就还给大家”。
随后，赵阳找到王秀华，谈妥了融资事项。2010年1月7日，赵阳以现金方式投资20万元，与金利斌签定借款合同，利息3分（利息由王秀华确定），这20万元每月给赵阳正常返利6000元，返利11次，共计返利6.6万元。
事情并未到此止步。后来，王秀华又和赵阳说，“身边有最要好的朋友，就和他们说福禾豆业的发展是很有前景的，如果把钱投到福禾后等公司上市可以给股份。”
于是，一个连锁链条开始形成。赵阳开始四处宣传王秀华勾画的美景，并吸引亲朋借钱给惠龙。
2010年5月5日，赵阳某直系亲属以现金方式给惠龙公司投资10万元，月息3.2%，此笔投资返利7次，共计返利2.24万元。
2010年7月31日，赵阳某直系亲属再次以现金方式投资10万元给惠龙公司，月息3.2%，此笔投资返利5次，共计返利1.6万元。
最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惠龙案中，赵阳共介绍26人（包括赵阳亲属7人）借钱给惠龙，融资金额高达1460万元。
风声鹤唳
赵阳介绍亲朋投资惠龙公司，王秀华会以惠龙公司的名义每个月给赵一万元作为奖励。同时，赵阳也成为他介绍这些人的“上线”。每次，都由他去王秀华处收取所有人的利息，并扣下属于他的“奖励”。
吸引亲友加盟，收取“介绍费”，这已成了包头地下借贷的通用行规。
然而，和所有地下借贷崩溃的前兆一样，2010年9月以后，赵阳发现惠龙公司开始不能准时发放利息。同时他发现，王秀华在入账之前把融回来的钱分给别人，“拆东墙补西墙”。
他开始不安，不再介绍人给王秀华，同时提出归还本金，然而此时本金已经难以撤出。
金利斌自焚消息传出后的第25天，赵阳向包头市公安局报案。
记者采访的诸多放贷人认为，“包头放贷已形成一个链条。在惠龙案中，金利斌处于借贷的终端，是最高链条，他的资金链一断，所涉的所有人资金链都断。不过，惠龙案发后，很多放贷人意识到原来中间环节属于非法融资。”
金利斌消失之后，包头的地下借贷市场开始风声鹤唳。放贷人王先生告诉《京华周刊》记者，“在包头很多人都开始往回收款，人们意识到其中风险。”
另一名放贷人贾女士称，惠龙公司案发后，众多朋友担心地问她，她的钱是不是也放给惠龙公司了？所幸，众人得到否定的答复。
不过，贾女士认为这是侥幸。她开始担心，有一天她放贷的对象会成为下一个金利斌。她与家人商量，“无论利息有多高，到7月份，放出的钱都收回后，便不再放贷。”
地下借贷
金利斌自焚的消息，让人们聚焦包头市，也揭开了包头地下借贷黑幕的一角。包头到底有多少人从事地下借贷？这些庞大的资金又流向何处？
“在包头，几乎是有点钱的都放贷，可以说是全民放贷。我周围的朋友80%都放贷的。”贾女士说，多数人并不知道钱放给谁了。
贾女士有一个在包头市商业银行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同事的丈夫则是放贷人。贾女士掌握的资金约10万元左右，全部借给了这名放贷人，每月两分利。2000元的利息每月1日会固定打入她的银行账号。至于这笔钱最终流向何处，她并不知情。
不过，她通过侧面了解，知道放贷人在2分利之上加了1分利，将她的这笔钱再次放贷给了第三人。如此层层加利，最后到需要用钱的人。
贾女士并不富裕，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个体工商业者，丈夫在一家企业上班，月收入1500元左右，放贷的钱，是家庭全部积蓄。她与借款人所签定的合同只是简单的两页纸。“上面摁个手印，合同很简单，就是说放贷人是谁，借贷人是谁，金额多少，期限多少，利息多少，到期后再给你。担保人就是朋友，如果有事就直接找朋友要钱。”
贾女士说：“放贷的也不是说多少钱都要，五万以上才要。”
10万一年可获2.4万元的收益，这已超过贾女士丈夫的一年工资收入。贾女士初时和家里人商量放贷的事情，“都同意，也是看别人放贷都挺好的，收益也高，银行一年的利息也就几千块，不如放贷。”
地下借贷的魅力也正在于高利息。包头工商银行乐园支行职工张敏杰说：“以10万元为例，定期一年的年利息是3.25%，一年的利息收入为3250元。如果以2分利放贷，一年返利收入为2.4万元，折合年利息24%，以3分利折合年利息为36%，4分利则为48%，5分利会是60%的年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利息所得，属于暴利。”
在高利驱使下，包头已形成庞大的地下金融帝国。在内蒙古银行工作的张先生告诉《京华周刊》记者，“估计包头民间融资会在500亿元左右。”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流动在民间的借贷资金的真正总额，已经难于估计。
恐怖力量
在借贷的传统影响下，包头的地下借贷已经形成令人“恐怖”的力量。
贾女士说，她的那位“放贷人”，保守估计，“一个星期筹到一个亿不难”。她说，在包头，借高利贷的人很多，“搞房地产的，开公司的都有，不担心放不出去。”
而放贷人王先生则对《京华周刊》记者称，他24小时之内筹集3000万不成问题，“不过利息就高了，至少得8分的利，用的时间也就三两个月”。
至于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巨额资金，他说主要是依赖他的人际网，“每一个放贷人都有一个网络，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连接这一网络的便是亲戚和朋友，“至少交往也得5年以上才敢放，彼此知根知底”。
这股庞大的资金暗流究竟该如何监管？5月20日，记者采访了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包头市民间融资基本情况课题组成员王亮。王亮同时还是《包头市非法民间融资风险分析：以惠龙案为例》的主要执笔者。
王亮说，包头市民间融资越来越快，以前没有这么活跃，近年来包头经济发展较好，采矿业、房地产市场等这些资金需求量较大的高利润行业，某些企业从正常金融渠道想要获取资金有一定困难。
“民间融资是正规金融的一个补充。”王亮说，“存款利息低，放贷利润相较银行利息相差大，这为民间放贷提供了存在土壤。高额利润吸引，以至于有一部分人从银行贷款再去放贷，一些白领、政府公务员、小商业者，通过正规渠道从银行贷款，这些贷款，通过小信贷公司、典当行等渠道，有一部分会流向民间放贷的池子里。”
王亮表示，他无法估计包头民间放贷的总量达到多少。而从监管的角度来说，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行政手段对它进行有效的约束。
金利斌事发后，有评论称，监管机构应从此案中吸取教训，规范和整治越来越庞杂的地下借贷产业。或许，这也是金利斌自焚所带来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