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 言
申丹教授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五章主要论述了小说文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特点等。第六到第八章是具体运用小说文体学来研究文学翻译的。该书语料丰富，体现了语言学理论的实证性和文学研究中审美艺术的相互结合，是一次多层次地对翻译本体进行细化研究的可贵尝试。
二、内容简介
第一章作者首先从反面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文体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过去的近30年里，英美文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所以作者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用更为精确和深入的文体模式和方法替代当前传统的研究方法。该书主要论述了文学翻译研究中运用文体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并特别探讨了该方法在小说翻译中的应用。第二章作者将文学文体学视为一门学科，并说明其性质、功能和有效性。本章还重点区分了语言形式和小说事实，也就是histoire（话语的内容）and discours（这样说话的原因）。作者随后又提出，该书不会涉及文体学的历史进程，也不会研究或比较文体学家所运用的语言学模式。第三章作者以Roger Pearce 和Stanley Fish为例，对他们对文体学的批评一一加以反驳，同时提出小说文体学的特点、分析过程和理论基础。第四章作者关注的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提出一个基本的假定，即客观性是约定俗成的，而主观性是个人的兴趣。以此为基础，他总结出三个特点：结构特征、心理价值和文学意义。第五章重点探讨的是把文体学应用到文学翻译当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首先指出，纯粹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对文学翻译的问题解决没有帮助。作者认为解决的主要办法就是文学文体学，因为这一学科既包括现代语言学也包括文学能力和敏感性。作者将其探讨的重点放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翻译上。而对其进行文体分析则能解决“deceptive equivalence（虚假对等）”的问题。这是作者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对原文中的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关系缺乏认识，所以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改动或“改进”，以求译文更加客观可靠，合乎逻辑和自然流畅。但是这一“改进”的结果则是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文体价值的缺损。要避免这样的“虚假等值”，就需要对原文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以把握原文中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有机关联。
第六章到第八章作为该书的第二部分，是把小说文体学具体运用到文学翻译中。这三章分别探讨了词汇、句法、言语和思想表达的问题。第二部分的语料以现当代中国作家，如老舍、鲁迅和茅盾的作品，还包括曹雪芹《红楼梦》的英译本。主要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这些作品英译过程中产生与原文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是塑造人物形象和产生其他文学艺术效果所必不可少的。作者将“词汇”层面上的“偏离”分为“矛盾”、“客观性”、“不可靠性”和“冗余的编码”四个部分；第七章则集中在“句式层面”上，探讨了句式和“节奏”、“主要信息”、“对过程的模仿”、“对平行结构的转换”、“动词并置和假同时性”之间的关系，并总结性地论述了“语言形式和小说现实”的关系；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言语和思想的呈现”，包括英语的基本方式、中文的基本方式、对混合形式的转换、对直接引语的转换、自由间接引语的功能和保持的必要性、slipping的转换等。
第六章作者首先谈到矛盾（illogicality）和反讽（irony）艺术效果再现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翻译中最易被改动的成分之一就是原文中带有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但表面上矛盾的表达形式。这样的语言成分因与译者认识、解释和表达事物的常规方式发生冲突而被改为更合乎常规逻辑的方式，从而造成对原文的某种歪曲。就分析《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文来说，虽然没有矛盾的成分，但原文中表达形式的突然转换或遣词造句上的夸张强调也是造成译者误译的原因之一。那么原文作者通过矛盾的表达形式造成的反讽效果在译文中就彻底失去了。接下来作者探讨了矛盾和小说真实性（authenticity）之间的关系。这里具体说的是哪个译文更符合原文的逻辑和常理。如鲁迅的《祝福》的两个译文，译文二还保留了女人悲伤的神情，所以无法传达原文人物性格和思想从悲伤转变为完全冷漠的过程，也就无法体现原文中存在的矛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译文不够真实。为了说明矛盾和强调（intensity）的具体关系，作者所用的例子之一是鲁迅的《药》。译文二由于增加了连接词and而消除了原文中表达强调和夸张的效果。接下来作者谈到了矛盾和悬念（suspense）之间的关系，认为“悬念”指的是由原作者掌控信息的储存，释放和收回。要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悬念，译者应尽量避免修改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概念冲突的地方。因为这种“概念的背离”（conceptual deviation）本身就是作者为读者设下的悬念。以上作者提到的矛盾和讽刺效果的艺术再现，小说真实性的体现以及起到强调和设置悬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要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才能体现出来。
客观性（Objectivity）是另一个和“概念的背离”相关的概念。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立地看待对立的意识形态；二是译者要尽可能避免情感的介入。客观性还体现在译者忠实地传达原作者对人物的评论（non－contextual commentary）。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三位译者都对原文中作者对贾雨村性格的描述加入了个人的主观分析成分（subjectivity）。这主要体现在词汇的选择上。译者的主观介入还可能是由相关的传统和陈旧的概念所致。译者的主观介入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从而导致对原文的扭曲。译者介入虽然可能不会改变小说的事实，但是却可能改变一些重要的文体价值，例如作者的立场和语调等，从而误导读者。
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也是小说叙事风格的特点之一。因为小说叙事中人物的特殊叙述视角常常是通过他/她的不可靠的评价或阐述体现出来的。所以，评价越不可信，反而越可以描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可惜的是很多原文中不可靠的地方都被译者“正常化”了（normalization）。由于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可靠性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中文中常会省略主语和限定语。所以译者需要了解各个参与者的可靠程度以及对人物塑造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保留原叙述的叙述距离。作者还给出了鲁迅的《伤逝》中第一人称回溯性叙述视角的翻译例子。最后的结论是译者尤其应该关注原文中不可靠之处，了解其背后的动机和原因，考虑其在突出作品功能上的作用。对可靠性的“偏离”对于强化作者的立场，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完善作品的主题和审美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冗余的编码（redundant encoding）往往也是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如在康拉德的作品The Secret Agent中，冗余减缓了感知的过程并强化了作品中的悬念意识。
本章中作者提到的illogical、unreliable、redundant，可以说都体现对原文审美的“偏离”。译者应尽可能体会作者的艺术用心，在翻译中以自然适当的方式予以保留和体现。另外作者再次强调了译者要尽可能减少自我的主观情感介入，因为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往往会造成“虚假对等”。
第七章是句子层面上的探讨。句法的选择往往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可以产生文学意义。句式和词汇的选择有时是分不开的，因为中英文语言形式之间的差别很大。本章探讨的是如何在中英文的句式转换上实现功能上的对等。
首先，作者谈到的是句式和节奏（pace）的关系。叙述小说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构建小说世界的。所以，句式组织多是根据所描写的经验的发展节奏构造而成。句式主要用来连接事件，所以在呈现事件发展的顺序时，句式和节奏的关系就突显了出来。如作者举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和薛宝钗出场的一段描述。原文对前者的描述显然多于后者，表现出曹雪芹对林黛玉的偏爱。但是，在翻译时，译者忽略了这一点，或将其正常化，从而打乱了原文的叙述节奏。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选用不同的句式描述相同的场景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因为读者由此体会出的事件发展节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人物塑造和读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
其次，是句式和主要信息（prominence）之间的关系。句式的层级性代表了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尤其在英语句式中可以强调或者弱化某些信息和区分新旧信息。所以在中英互译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句序，从而传达原文的叙述重点。而且句式改变会带来叙述视角的变化，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事实上，中翻英的一个常见问题是，为了表达的自然，译者很可能会破坏原文的主要信息。译者的责任在于发现原文中交际重点和逻辑关系，然后用译语中自然的语言和句式传达出来。作者总结说为了充分再现原文的主要信息，译者需要在更大的语境中了解原文的功能和及时语境中所包含的逻辑关系。
再次，作者谈到的是句式和过程模仿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首先提到的是前修饰语（premodification）。中文的前修饰语综合了一系列可以进行层次转换的词组和从句。修饰成分的位置和冗长的前修饰语的存在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来模仿事件发生的过程。前修饰成分的并置主要是起到强调说明的作用。以茅盾的《春蚕》为例，其中有一个很长的结尾，尤其是前置的定语很长。这是通过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来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劳动者工作的辛苦。译文则用后置定语代替了前置定语，从而一定程度减弱了文学效果，如语气上一气呵成，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心理上的影响，而且劳动也不再那么辛劳。然后是先后次序（sequence）的问题。句式先后次序出现了对于传统的偏离，即会体现出一种文学效果来。如具有语言象似性的次序能体现人物的情绪。译者的任务是找到译文中能体现原文中的“偏离”的合适表达。接下来作者谈到平行结构（parallelism）的翻译问题。中文的单音节结构适合形成平行结构。所有中文中的平行结构要比英文的自然和常见。平行的另一特征是循环（circularity），和文章主题相关的循环是值得保留的。在此之后，作者谈到了并置和假同时性的问题（juxtaposition and pseudo－simultaneity）。即文本省略了标点，把几个动作放在一起来表达动作或者场景的连贯性。这便产生了假同时性的艺术效果。电影中可以通过分屏（split－screen）的方式来同时完成几个动作。减少文本中文字的距离就是为了减少读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打破读者的期待常规。
最后，作者着重谈了语言形式和小说现实之间的关系，即叙述形式和话语内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主要是体现在用语言形式模仿小说现实，但也可以用小说形式形成现实的经验。作家通过操纵语言达到意向性的效果。句法可以表现现实：如果现实简单，句法简单；反之句法则会比较复杂。当然句法的异常也可以表现现实的特殊情况，对于塑造人物也很重要。形成小说现实的语言承载的意思要多过小说现实本身。是现实主义小说形式模仿现实还是小说语言形成现实？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文本中的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本就难以区分。
第八章重点讨论的是翻译中自由间接引语在翻译成其他语态的时候可能带来的损失。所用的语料是《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作者认为在特定条件下有必要保持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在特定的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承担很多和主题相关的责任，如控制作品的主题性原则等。具体来说，自由间接引语的功能体现在：传达讽刺的效果，移情的作用，体现原文的多音调性和多语义性。最后，作者总结：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的文体分析，可以避免“虚假对等”，从而有助于译文达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
三、结束语
申丹教授将小说文体学应用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传统现实小说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多个角度进行文本的分析。但是，这种方法的侧重点在于指导译者如何操控文字来表现作品的艺术主题，大部分是出于“诗学”再现的考虑。译者还可能鉴于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其他外围因素的考虑对原文进行“改进”，使之“正常化”。译者因为这些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对原文进行的“改写”，所产生的“偏离”是翻译的文化学派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申丹.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申丹教授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五章主要论述了小说文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特点等。第六到第八章是具体运用小说文体学来研究文学翻译的。该书语料丰富，体现了语言学理论的实证性和文学研究中审美艺术的相互结合，是一次多层次地对翻译本体进行细化研究的可贵尝试。
二、内容简介
第一章作者首先从反面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文体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过去的近30年里，英美文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所以作者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用更为精确和深入的文体模式和方法替代当前传统的研究方法。该书主要论述了文学翻译研究中运用文体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并特别探讨了该方法在小说翻译中的应用。第二章作者将文学文体学视为一门学科，并说明其性质、功能和有效性。本章还重点区分了语言形式和小说事实，也就是histoire（话语的内容）and discours（这样说话的原因）。作者随后又提出，该书不会涉及文体学的历史进程，也不会研究或比较文体学家所运用的语言学模式。第三章作者以Roger Pearce 和Stanley Fish为例，对他们对文体学的批评一一加以反驳，同时提出小说文体学的特点、分析过程和理论基础。第四章作者关注的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提出一个基本的假定，即客观性是约定俗成的，而主观性是个人的兴趣。以此为基础，他总结出三个特点：结构特征、心理价值和文学意义。第五章重点探讨的是把文体学应用到文学翻译当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首先指出，纯粹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对文学翻译的问题解决没有帮助。作者认为解决的主要办法就是文学文体学，因为这一学科既包括现代语言学也包括文学能力和敏感性。作者将其探讨的重点放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翻译上。而对其进行文体分析则能解决“deceptive equivalence（虚假对等）”的问题。这是作者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对原文中的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关系缺乏认识，所以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改动或“改进”，以求译文更加客观可靠，合乎逻辑和自然流畅。但是这一“改进”的结果则是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文体价值的缺损。要避免这样的“虚假等值”，就需要对原文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以把握原文中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有机关联。
第六章到第八章作为该书的第二部分，是把小说文体学具体运用到文学翻译中。这三章分别探讨了词汇、句法、言语和思想表达的问题。第二部分的语料以现当代中国作家，如老舍、鲁迅和茅盾的作品，还包括曹雪芹《红楼梦》的英译本。主要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这些作品英译过程中产生与原文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是塑造人物形象和产生其他文学艺术效果所必不可少的。作者将“词汇”层面上的“偏离”分为“矛盾”、“客观性”、“不可靠性”和“冗余的编码”四个部分；第七章则集中在“句式层面”上，探讨了句式和“节奏”、“主要信息”、“对过程的模仿”、“对平行结构的转换”、“动词并置和假同时性”之间的关系，并总结性地论述了“语言形式和小说现实”的关系；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言语和思想的呈现”，包括英语的基本方式、中文的基本方式、对混合形式的转换、对直接引语的转换、自由间接引语的功能和保持的必要性、slipping的转换等。
第六章作者首先谈到矛盾（illogicality）和反讽（irony）艺术效果再现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翻译中最易被改动的成分之一就是原文中带有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但表面上矛盾的表达形式。这样的语言成分因与译者认识、解释和表达事物的常规方式发生冲突而被改为更合乎常规逻辑的方式，从而造成对原文的某种歪曲。就分析《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文来说，虽然没有矛盾的成分，但原文中表达形式的突然转换或遣词造句上的夸张强调也是造成译者误译的原因之一。那么原文作者通过矛盾的表达形式造成的反讽效果在译文中就彻底失去了。接下来作者探讨了矛盾和小说真实性（authenticity）之间的关系。这里具体说的是哪个译文更符合原文的逻辑和常理。如鲁迅的《祝福》的两个译文，译文二还保留了女人悲伤的神情，所以无法传达原文人物性格和思想从悲伤转变为完全冷漠的过程，也就无法体现原文中存在的矛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译文不够真实。为了说明矛盾和强调（intensity）的具体关系，作者所用的例子之一是鲁迅的《药》。译文二由于增加了连接词and而消除了原文中表达强调和夸张的效果。接下来作者谈到了矛盾和悬念（suspense）之间的关系，认为“悬念”指的是由原作者掌控信息的储存，释放和收回。要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悬念，译者应尽量避免修改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概念冲突的地方。因为这种“概念的背离”（conceptual deviation）本身就是作者为读者设下的悬念。以上作者提到的矛盾和讽刺效果的艺术再现，小说真实性的体现以及起到强调和设置悬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要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才能体现出来。
客观性（Objectivity）是另一个和“概念的背离”相关的概念。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立地看待对立的意识形态；二是译者要尽可能避免情感的介入。客观性还体现在译者忠实地传达原作者对人物的评论（non－contextual commentary）。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三位译者都对原文中作者对贾雨村性格的描述加入了个人的主观分析成分（subjectivity）。这主要体现在词汇的选择上。译者的主观介入还可能是由相关的传统和陈旧的概念所致。译者的主观介入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从而导致对原文的扭曲。译者介入虽然可能不会改变小说的事实，但是却可能改变一些重要的文体价值，例如作者的立场和语调等，从而误导读者。
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也是小说叙事风格的特点之一。因为小说叙事中人物的特殊叙述视角常常是通过他/她的不可靠的评价或阐述体现出来的。所以，评价越不可信，反而越可以描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可惜的是很多原文中不可靠的地方都被译者“正常化”了（normalization）。由于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可靠性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中文中常会省略主语和限定语。所以译者需要了解各个参与者的可靠程度以及对人物塑造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保留原叙述的叙述距离。作者还给出了鲁迅的《伤逝》中第一人称回溯性叙述视角的翻译例子。最后的结论是译者尤其应该关注原文中不可靠之处，了解其背后的动机和原因，考虑其在突出作品功能上的作用。对可靠性的“偏离”对于强化作者的立场，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完善作品的主题和审美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冗余的编码（redundant encoding）往往也是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如在康拉德的作品The Secret Agent中，冗余减缓了感知的过程并强化了作品中的悬念意识。
本章中作者提到的illogical、unreliable、redundant，可以说都体现对原文审美的“偏离”。译者应尽可能体会作者的艺术用心，在翻译中以自然适当的方式予以保留和体现。另外作者再次强调了译者要尽可能减少自我的主观情感介入，因为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往往会造成“虚假对等”。
第七章是句子层面上的探讨。句法的选择往往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可以产生文学意义。句式和词汇的选择有时是分不开的，因为中英文语言形式之间的差别很大。本章探讨的是如何在中英文的句式转换上实现功能上的对等。
首先，作者谈到的是句式和节奏（pace）的关系。叙述小说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构建小说世界的。所以，句式组织多是根据所描写的经验的发展节奏构造而成。句式主要用来连接事件，所以在呈现事件发展的顺序时，句式和节奏的关系就突显了出来。如作者举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和薛宝钗出场的一段描述。原文对前者的描述显然多于后者，表现出曹雪芹对林黛玉的偏爱。但是，在翻译时，译者忽略了这一点，或将其正常化，从而打乱了原文的叙述节奏。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选用不同的句式描述相同的场景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因为读者由此体会出的事件发展节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人物塑造和读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
其次，是句式和主要信息（prominence）之间的关系。句式的层级性代表了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尤其在英语句式中可以强调或者弱化某些信息和区分新旧信息。所以在中英互译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句序，从而传达原文的叙述重点。而且句式改变会带来叙述视角的变化，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事实上，中翻英的一个常见问题是，为了表达的自然，译者很可能会破坏原文的主要信息。译者的责任在于发现原文中交际重点和逻辑关系，然后用译语中自然的语言和句式传达出来。作者总结说为了充分再现原文的主要信息，译者需要在更大的语境中了解原文的功能和及时语境中所包含的逻辑关系。
再次，作者谈到的是句式和过程模仿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首先提到的是前修饰语（premodification）。中文的前修饰语综合了一系列可以进行层次转换的词组和从句。修饰成分的位置和冗长的前修饰语的存在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来模仿事件发生的过程。前修饰成分的并置主要是起到强调说明的作用。以茅盾的《春蚕》为例，其中有一个很长的结尾，尤其是前置的定语很长。这是通过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来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劳动者工作的辛苦。译文则用后置定语代替了前置定语，从而一定程度减弱了文学效果，如语气上一气呵成，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心理上的影响，而且劳动也不再那么辛劳。然后是先后次序（sequence）的问题。句式先后次序出现了对于传统的偏离，即会体现出一种文学效果来。如具有语言象似性的次序能体现人物的情绪。译者的任务是找到译文中能体现原文中的“偏离”的合适表达。接下来作者谈到平行结构（parallelism）的翻译问题。中文的单音节结构适合形成平行结构。所有中文中的平行结构要比英文的自然和常见。平行的另一特征是循环（circularity），和文章主题相关的循环是值得保留的。在此之后，作者谈到了并置和假同时性的问题（juxtaposition and pseudo－simultaneity）。即文本省略了标点，把几个动作放在一起来表达动作或者场景的连贯性。这便产生了假同时性的艺术效果。电影中可以通过分屏（split－screen）的方式来同时完成几个动作。减少文本中文字的距离就是为了减少读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打破读者的期待常规。
最后，作者着重谈了语言形式和小说现实之间的关系，即叙述形式和话语内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主要是体现在用语言形式模仿小说现实，但也可以用小说形式形成现实的经验。作家通过操纵语言达到意向性的效果。句法可以表现现实：如果现实简单，句法简单；反之句法则会比较复杂。当然句法的异常也可以表现现实的特殊情况，对于塑造人物也很重要。形成小说现实的语言承载的意思要多过小说现实本身。是现实主义小说形式模仿现实还是小说语言形成现实？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文本中的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本就难以区分。
第八章重点讨论的是翻译中自由间接引语在翻译成其他语态的时候可能带来的损失。所用的语料是《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作者认为在特定条件下有必要保持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在特定的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承担很多和主题相关的责任，如控制作品的主题性原则等。具体来说，自由间接引语的功能体现在：传达讽刺的效果，移情的作用，体现原文的多音调性和多语义性。最后，作者总结：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的文体分析，可以避免“虚假对等”，从而有助于译文达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
三、结束语
申丹教授将小说文体学应用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传统现实小说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多个角度进行文本的分析。但是，这种方法的侧重点在于指导译者如何操控文字来表现作品的艺术主题，大部分是出于“诗学”再现的考虑。译者还可能鉴于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其他外围因素的考虑对原文进行“改进”，使之“正常化”。译者因为这些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对原文进行的“改写”，所产生的“偏离”是翻译的文化学派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申丹.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