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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先是评价了《种树郭橐驼传》，并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庸》开篇的名言。接着，详细论述了文化的重大作用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指出了就教育的宗旨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就教育的方式讲，教育就是文化教育。再接着，分析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才与德的关系。最后，简扼地指出了教育成败关键之所系。
【关键词】教育 素质 文化 科学 人文
柳宗元既是古文写作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名篇之一《种树郭橐驼传》，既是一篇深刻的哲理寓言，更是一篇借“传”立“说”、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文。这一名篇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名篇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启思，它继承了我国许多重要的优秀教育思想，包含了现代许多重要的教育观点，很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不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这篇文章只有471个字，分三大部分，加一个极简短的结束语。第一部分，讲郭橐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善种树，无不成活，而且“硕茂，早实以蕃”。第二部分，讲郭橐驼种树成功的经验与别人种树失败的教训。成功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时如此，种树后也如此，从而“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他坦率地认为：“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失败的原因是种树时与种树后不“顺木之天”，从而“木之性日以离矣”。我认为，对人而言，这个“性”就是人可能具有的素质。第三部分，郭将种树之道扩及行政管理上，管理失败、劳民伤财在于“好烦其令”，农民应付都应付不了，还谈什么“蕃吾生而安吾性”，只能“病且怠”“而卒以祸”了。结束语指出，从“养树”可以体悟到“养人”，要引“以为官戒”。
种树如此，行政管理如此，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篇文章最精华的，正面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就成功；反面是“好烦其令，而卒以祸”，这就失败。讲得更精炼些，正面是“顺天致性”；反面是“烦令卒祸”。“天”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老子》所讲的“自然”。“顺”就是指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办事。正因为如此“无为”，所以就能“无所不为”了。正因能“顺天”“无为”“自然”，从而必可“致性”了。与之相反的是“烦令卒祸”。“令”就是反“天”、反“自然”、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烦”就是反“顺”、反“无为”的瞎干。这样一意孤行的主观主义地来瞎干，怎么不“卒祸”呢？
在教育中，“顺天”就是孔子一贯在实践中所奉行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致性”就是“心理学”的名言：“让学生成为他自己”。显然，“致性”“让学生成为他自己”，即让学生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直接表明了教育的宗旨、目的。“顺天”“因材施教”，这直接指出了教育的手段、方式。一般讲来，办事的宗旨、目的决定着办事所应采取的手段、方式。然而，在实际中，办事所采取的手段、方式都往往决定了办事所达到的目的、宗旨，亦即过程往往决定了结果。因材施教，以致其性，对“教”与“性”的关系，我认为讲得最精辟的莫过于《中庸》开篇的名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仅加了一个“道”字，而且深深揭示了“道”“性”“教”三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也就揭示了教育本质之所在。但这必须加以现代的诠释与系统的论述。
“心理学”上往往用种子来比喻人。卡伦·霍妮讲：“只有人类本身才能开发出自己所具有的潜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达不到的。这就像种子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合的温度下才会发芽、生长一样，人类的成长也需要一个适当的环境。”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由此可见，把老师比喻成园丁，是有道理的。这个比喻隐含了一条哲理：人的潜能、种子的潜能是内因，适当的环境是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少了一条也不行。阿斗是扶不起来的，没有受精的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当人不是阿斗，鸡蛋受了精，有了内因，那么，这时外因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喻究竟是比喻，因为：第一，人毕竟不是非人的动物，不是植物，更不是植物的种子；人的基因具有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性”及其可能表现出的巨大潜能，即具有人类才具有的极为出色的精神世界。可以有极富创造性的高级思维能力、复杂而丰富的情感、高尚而纯粹的思想境界，甚至可以有超越自己之“性”而重塑自己之“性”的精神变物质的潜能。这些在“心理学”的研究与人类历史长河的实践中都得到了一再证实。第二，人所处的环境不是动物园，不是林场，也不是苗圃，而是“文化”“文明”，这正是“修道”之“道”的反映与表现。
“道”就是规律。《中庸》在开篇还讲：“道也者，不可须臾而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讲，“道”“无物不有，无时不然”。“道”、规律既时时在人生活在的外在世界及其变化之中，又时时在人的身心处处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性”，即人性、个人的本性、个人的先天素质，也就是后天发展的基础、内因。“教”，即教化，可以认为是教育。那么，这名言的现代诠释是：先天遗传的基因所赋予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先天素质，循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开发出其所蕴含且至少不危害外在世界潜能的、即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就是相应的规律，使人修明这个相应规律的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修道”而“率性”的教育。要“率性”就必须“修道”，“修道”就是“修文化”。为什么如此？因为大自然创造了人、人类社会，人、人类社会创造了文化、文明；人、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以文化、文明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会过去、消失，沉淀下来的就是文化，既有物质层面上的文化，更有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这两者往往不可分割，而且更以精神层面上的文化作为主导。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全国作协、文联代表大会上指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众所周知，生物的延续靠生物基因的遗传，生物的演化靠生物基因的突变；而人类社会的延续则靠文化的传承，人类社会的发展则靠文化的进步；那么，文化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社会的“基因”。而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与手段，又是文化进步的基础与前提；换句话，教育通过文化既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手段，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显然，教育是定位在文化领域中的。涂又光先生强调指出：“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智德体各方面得到发展。”教育只能通过文化出人才成果、出文化成果，并用这两个成果来服务社会。正因为教育是定位在文化领域中，所以，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指出，高等教育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这三者外，还要文化传承创新，要文化育人。毫无疑问，前三者包括在后者之中，但却包括不了后者。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这点讲，教育是素质教育；而教育的方式是文化育人，从这点上讲，教育是文化教育。 大自然既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创造了人、人类社会，那么，人、人类社会必然要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人类社会凡能使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活动，也就必须符合大自然自己的规律；凡不符合的就必不能实现或必招致灭亡。这一切活动的历史沉淀，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感知、体悟与反应的沉淀，就是文化。这个规律既包括一般所谓的大自然规律，也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而使人类社会能正常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伦理道德，还包括反映前两者而使个人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个人身心活动。这个规律就是《中庸》所讲的“不可须臾而离也”的“道”，是朱熹所讲的“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道”。这个沉淀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更包括始终作为主导的甚至可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层面上的沉淀。这个沉淀而成的文化，折射着自然规律的万丈光芒，焕射着人类永垂不朽的精神光辉。可以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以“文”化人，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来化）来升华人的精神世界，打造人、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使人真正成为大写的“人”，使社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社会”；以“人”化物，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来化）来改变与人、人类社会相处的物质世界，打造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使之适合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是人的“立世之基”、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源”，没有科学文化，就是落后、愚昧；不但难立于世，并且断了文明之源。人文文化是人的“为人之本”、人类社会的“文明之础”。没有人文文化，就会野蛮、卑鄙。不但人会异化成“人”的对立面，而且社会文明必将崩溃。还应该强调一下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人文文化。如果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那么，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民族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只能是一个种族而已。民族的概念主要不是生物基因的概念，而是文化这个“基因”的概念。在谈到我国要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时，涂又光先生尖锐地指出：我们要办的是a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的大学），而不是a university in China（在中国的大学），是“of”而不是“in”。这讲的是这所大学有无民族文化，有无民族精神，即有无真正的中国特色。
对人类社会而言，人文文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周易》讲：“文明以止，人文也。”对高等教育更是如此。什么是一流大学？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我认为，如果一个大学要有进一步发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关注人文学。大学的灵魂，或是大学的精神，人文学的塑造，都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与高度发达，科学文化的工具理性恶性膨胀，人文文化的价值理性备受压抑。王中宇先生尖锐指出：“继续回避价值理性，指望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其结果必将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诚哉斯言也！更何况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经济飞速发展之际，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能否极其认真地关注与处理人文文化及其价值理性，就严重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与前途。作为国家建设中的基础建设、作为第一位的民生大计的教育，就更不能不真正认真思考教育中的问题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一点极为重要。过去我们讲到素质教育时，强调的是：一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两点当然重要，都是同文化的工具理性紧密相关。而这次《纲要》在这两点之前，重重地加了一句：“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点正是价值理性的突出表现。它太重要了！这是教育育人第一位的问题，立德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原院长哈瑞·刘易斯以其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尖锐批评哈佛：什么是“卓越”？“哈佛要在众多领域争第一”！什么是“灵魂”？“把年轻人培养成对社会负责的人”！哈佛丢失了灵魂来追求卓越。哈佛高标准地接受这一批评。显然，我们要的是能体现着、升华着社会责任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即能体现着、能升华着德的才；我们更要的是能统率着、激活着才的德，这就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是《纲要》重申的我国培养与选拔人才的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今天，我们所急需的是“实干”之才与“兴邦”之德，所反对的是“空谈”之才与“误国”之德。德与才两者互异，但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是在“天命之性”的基础上由“修道”而“率性”形成的“性”，是我们教育培养人才所要求的素质。
教育成败的根本在于能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内因，而当内因已具备时，就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此即，教师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外部条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为教师，至少首先要倾心热爱学生，“爱生”是第一位师德；第二要精于业务教学，教师大计，教学为本；第三要勇于学术探索，无此则业务无源。当然，教育管理者的领导是关键的，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主要体现在扎扎实实地为教师队伍建设与为学生“让学生成为他自己”的服务之中。只有服务好，才能领导好，才能把教育办好。
我们办一切事，都应“顺天致性”，科学发展；教育自不例外，而且更应如此！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著[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钱伯城.古文观止新编[M].上海：上海古著出版社，1988.
[3]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4]卡伦·霍妮著.邱宏译.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M].沈阳：万春出版社，2011.
[5]丹尼尔·戈尔曼著.耿文秀，查波译.情感智商[M].上海：海科技出版社，1997.
[6]哈瑞·刘易斯著.侯宗凯译.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周远清.周远清教育文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杨叔子.杨叔子教育雏论选[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9]杨叔子.素质·文化·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2（10）：1-7.
[10]冯向东.对教育学人性的追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4）：78-85.
[11]王中宇.文化与野蛮[N].科学时报，2010-6-25（7）.
[12]杜伟明.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N].科学时报， 2010-6-21（B4）.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关键词】教育 素质 文化 科学 人文
柳宗元既是古文写作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名篇之一《种树郭橐驼传》，既是一篇深刻的哲理寓言，更是一篇借“传”立“说”、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文。这一名篇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名篇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启思，它继承了我国许多重要的优秀教育思想，包含了现代许多重要的教育观点，很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不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这篇文章只有471个字，分三大部分，加一个极简短的结束语。第一部分，讲郭橐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善种树，无不成活，而且“硕茂，早实以蕃”。第二部分，讲郭橐驼种树成功的经验与别人种树失败的教训。成功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时如此，种树后也如此，从而“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他坦率地认为：“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失败的原因是种树时与种树后不“顺木之天”，从而“木之性日以离矣”。我认为，对人而言，这个“性”就是人可能具有的素质。第三部分，郭将种树之道扩及行政管理上，管理失败、劳民伤财在于“好烦其令”，农民应付都应付不了，还谈什么“蕃吾生而安吾性”，只能“病且怠”“而卒以祸”了。结束语指出，从“养树”可以体悟到“养人”，要引“以为官戒”。
种树如此，行政管理如此，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篇文章最精华的，正面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就成功；反面是“好烦其令，而卒以祸”，这就失败。讲得更精炼些，正面是“顺天致性”；反面是“烦令卒祸”。“天”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老子》所讲的“自然”。“顺”就是指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办事。正因为如此“无为”，所以就能“无所不为”了。正因能“顺天”“无为”“自然”，从而必可“致性”了。与之相反的是“烦令卒祸”。“令”就是反“天”、反“自然”、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烦”就是反“顺”、反“无为”的瞎干。这样一意孤行的主观主义地来瞎干，怎么不“卒祸”呢？
在教育中，“顺天”就是孔子一贯在实践中所奉行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致性”就是“心理学”的名言：“让学生成为他自己”。显然，“致性”“让学生成为他自己”，即让学生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直接表明了教育的宗旨、目的。“顺天”“因材施教”，这直接指出了教育的手段、方式。一般讲来，办事的宗旨、目的决定着办事所应采取的手段、方式。然而，在实际中，办事所采取的手段、方式都往往决定了办事所达到的目的、宗旨，亦即过程往往决定了结果。因材施教，以致其性，对“教”与“性”的关系，我认为讲得最精辟的莫过于《中庸》开篇的名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仅加了一个“道”字，而且深深揭示了“道”“性”“教”三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也就揭示了教育本质之所在。但这必须加以现代的诠释与系统的论述。
“心理学”上往往用种子来比喻人。卡伦·霍妮讲：“只有人类本身才能开发出自己所具有的潜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达不到的。这就像种子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合的温度下才会发芽、生长一样，人类的成长也需要一个适当的环境。”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由此可见，把老师比喻成园丁，是有道理的。这个比喻隐含了一条哲理：人的潜能、种子的潜能是内因，适当的环境是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少了一条也不行。阿斗是扶不起来的，没有受精的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当人不是阿斗，鸡蛋受了精，有了内因，那么，这时外因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喻究竟是比喻，因为：第一，人毕竟不是非人的动物，不是植物，更不是植物的种子；人的基因具有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性”及其可能表现出的巨大潜能，即具有人类才具有的极为出色的精神世界。可以有极富创造性的高级思维能力、复杂而丰富的情感、高尚而纯粹的思想境界，甚至可以有超越自己之“性”而重塑自己之“性”的精神变物质的潜能。这些在“心理学”的研究与人类历史长河的实践中都得到了一再证实。第二，人所处的环境不是动物园，不是林场，也不是苗圃，而是“文化”“文明”，这正是“修道”之“道”的反映与表现。
“道”就是规律。《中庸》在开篇还讲：“道也者，不可须臾而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讲，“道”“无物不有，无时不然”。“道”、规律既时时在人生活在的外在世界及其变化之中，又时时在人的身心处处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性”，即人性、个人的本性、个人的先天素质，也就是后天发展的基础、内因。“教”，即教化，可以认为是教育。那么，这名言的现代诠释是：先天遗传的基因所赋予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先天素质，循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开发出其所蕴含且至少不危害外在世界潜能的、即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就是相应的规律，使人修明这个相应规律的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修道”而“率性”的教育。要“率性”就必须“修道”，“修道”就是“修文化”。为什么如此？因为大自然创造了人、人类社会，人、人类社会创造了文化、文明；人、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以文化、文明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会过去、消失，沉淀下来的就是文化，既有物质层面上的文化，更有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这两者往往不可分割，而且更以精神层面上的文化作为主导。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全国作协、文联代表大会上指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众所周知，生物的延续靠生物基因的遗传，生物的演化靠生物基因的突变；而人类社会的延续则靠文化的传承，人类社会的发展则靠文化的进步；那么，文化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社会的“基因”。而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与手段，又是文化进步的基础与前提；换句话，教育通过文化既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手段，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显然，教育是定位在文化领域中的。涂又光先生强调指出：“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智德体各方面得到发展。”教育只能通过文化出人才成果、出文化成果，并用这两个成果来服务社会。正因为教育是定位在文化领域中，所以，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指出，高等教育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这三者外，还要文化传承创新，要文化育人。毫无疑问，前三者包括在后者之中，但却包括不了后者。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这点讲，教育是素质教育；而教育的方式是文化育人，从这点上讲，教育是文化教育。 大自然既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创造了人、人类社会，那么，人、人类社会必然要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人类社会凡能使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活动，也就必须符合大自然自己的规律；凡不符合的就必不能实现或必招致灭亡。这一切活动的历史沉淀，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感知、体悟与反应的沉淀，就是文化。这个规律既包括一般所谓的大自然规律，也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而使人类社会能正常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伦理道德，还包括反映前两者而使个人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个人身心活动。这个规律就是《中庸》所讲的“不可须臾而离也”的“道”，是朱熹所讲的“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道”。这个沉淀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更包括始终作为主导的甚至可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层面上的沉淀。这个沉淀而成的文化，折射着自然规律的万丈光芒，焕射着人类永垂不朽的精神光辉。可以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以“文”化人，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来化）来升华人的精神世界，打造人、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使人真正成为大写的“人”，使社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社会”；以“人”化物，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来化）来改变与人、人类社会相处的物质世界，打造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使之适合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是人的“立世之基”、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源”，没有科学文化，就是落后、愚昧；不但难立于世，并且断了文明之源。人文文化是人的“为人之本”、人类社会的“文明之础”。没有人文文化，就会野蛮、卑鄙。不但人会异化成“人”的对立面，而且社会文明必将崩溃。还应该强调一下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人文文化。如果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那么，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民族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只能是一个种族而已。民族的概念主要不是生物基因的概念，而是文化这个“基因”的概念。在谈到我国要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时，涂又光先生尖锐地指出：我们要办的是a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的大学），而不是a university in China（在中国的大学），是“of”而不是“in”。这讲的是这所大学有无民族文化，有无民族精神，即有无真正的中国特色。
对人类社会而言，人文文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周易》讲：“文明以止，人文也。”对高等教育更是如此。什么是一流大学？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我认为，如果一个大学要有进一步发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关注人文学。大学的灵魂，或是大学的精神，人文学的塑造，都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与高度发达，科学文化的工具理性恶性膨胀，人文文化的价值理性备受压抑。王中宇先生尖锐指出：“继续回避价值理性，指望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其结果必将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诚哉斯言也！更何况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经济飞速发展之际，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能否极其认真地关注与处理人文文化及其价值理性，就严重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与前途。作为国家建设中的基础建设、作为第一位的民生大计的教育，就更不能不真正认真思考教育中的问题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一点极为重要。过去我们讲到素质教育时，强调的是：一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两点当然重要，都是同文化的工具理性紧密相关。而这次《纲要》在这两点之前，重重地加了一句：“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点正是价值理性的突出表现。它太重要了！这是教育育人第一位的问题，立德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原院长哈瑞·刘易斯以其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尖锐批评哈佛：什么是“卓越”？“哈佛要在众多领域争第一”！什么是“灵魂”？“把年轻人培养成对社会负责的人”！哈佛丢失了灵魂来追求卓越。哈佛高标准地接受这一批评。显然，我们要的是能体现着、升华着社会责任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即能体现着、能升华着德的才；我们更要的是能统率着、激活着才的德，这就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是《纲要》重申的我国培养与选拔人才的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今天，我们所急需的是“实干”之才与“兴邦”之德，所反对的是“空谈”之才与“误国”之德。德与才两者互异，但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是在“天命之性”的基础上由“修道”而“率性”形成的“性”，是我们教育培养人才所要求的素质。
教育成败的根本在于能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内因，而当内因已具备时，就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此即，教师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外部条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为教师，至少首先要倾心热爱学生，“爱生”是第一位师德；第二要精于业务教学，教师大计，教学为本；第三要勇于学术探索，无此则业务无源。当然，教育管理者的领导是关键的，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主要体现在扎扎实实地为教师队伍建设与为学生“让学生成为他自己”的服务之中。只有服务好，才能领导好，才能把教育办好。
我们办一切事，都应“顺天致性”，科学发展；教育自不例外，而且更应如此！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著[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钱伯城.古文观止新编[M].上海：上海古著出版社，1988.
[3]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4]卡伦·霍妮著.邱宏译.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M].沈阳：万春出版社，2011.
[5]丹尼尔·戈尔曼著.耿文秀，查波译.情感智商[M].上海：海科技出版社，1997.
[6]哈瑞·刘易斯著.侯宗凯译.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周远清.周远清教育文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杨叔子.杨叔子教育雏论选[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9]杨叔子.素质·文化·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2（10）：1-7.
[10]冯向东.对教育学人性的追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4）：78-85.
[11]王中宇.文化与野蛮[N].科学时报，2010-6-25（7）.
[12]杜伟明.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N].科学时报， 2010-6-21（B4）.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