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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菊萍，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黄鹤基，男，湖北十堰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工业工程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长小说和黑色幽默双重视野下的<兄弟>研究》成果。话剧《兄弟》演员 关于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国内理论界几乎没有完整、系统的评述和界定。芮渝萍认为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公从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进入知之状态的现实。[1]她认为主人公起初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公的阅历逐渐丰富，对成人世界有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进而达到“知之”状态。在表现人的成长时，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多是强调“个体”融入“群体”的过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就讲述主人公如何在精神之父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进而影响更多人的成长。这一度成为十七年文学成长小说的典范，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成长小说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开始关注曾被忽略的作为成长主体的个体。余华在新世纪推出《兄弟》，是其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其创作是在外国文学的熏染、地域文化的滋养及作家创作心理的需要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外国文学的熏染
1985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对外来思潮的接纳达到了一个极为开放的程度。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进入了中国，这些非理性思潮第一次真正引导中国文学关注“个体的人”。在尼采宣扬“上帝死了”以后，个体人的现实处境受到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煎熬。我们知道人类的普遍处境是由其中的个体反映出来，而个体人最丰富的就是不断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
每个人都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文化积淀是推动和养成作家个性的一个始终相伴的因素。余华是在外国文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要具体找出哪一些作家是影响我写作的根源比较困难，因为我的导师们差不多可以组成一支军队。”[2]余华道出了影响自己的作家人数之多：川端康成、托尔斯泰、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海勒等等。余华曾表明：“开始意识到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3]时，他该如何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呢？这时他发现了福克纳，感叹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4]
人类不可能长期漠视现实与精神世界的荒原，余华必须对已颠覆的生活进行重构。福克纳注重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就给了他很好的启示。福克纳在叙述上也给了余华很大的启发，余华将自己归入福克纳一类的作家，他说：“另外还有一类作家是什么东西都能写，像福克纳，他小说里的技巧是最全面的。我觉得自己属于后者。”[5]余华非常欣赏福克纳在《沃许》中用简单的笔墨来书写沃许杀人后复杂内心状态的叙述，他说：“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6]余华清晰地表明了自己从福克纳的创作中感受到的如何进行人物的心理刻画。福克纳对自己家乡的迷恋写出的饱含温情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深深地影响了余华。余华受福克纳的影响很深，他说“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7]
余华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先锋时期，这里笔者讨论的是余华的成长小说，所以没有涉及外国作家对于余华的先锋影响，行文的重点落在余华因何由先锋转向成长小说。
外国文学在余华的文化结构中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加上外部环境作用，共同催生出余华的成长小说。余华成长小说中体现出的“黑暗”、“生存之难”以及对时间的深刻认识都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遥相呼应。这些外国作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渐渐融合成一个共同的接受视野，余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走向文坛。当余华通过成长小说中成长主体的个别经验而对人类普遍的存在进行着深刻追问时，他无疑是与世界文化潮流息息相通的。
·文化艺术耿菊萍，黄鹤基：试析余华成长小说的创作源起二、地域文化的滋养
福克纳是一位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家，他以自己熟悉的美国南方的原生状态作为表现的主题。他19部长篇小说有15部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虚构的县正是福克纳的家乡。他说：“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8]余华从福克纳身上学会了回到故乡描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作为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创作要得益于民间的文化传统。
成长离不开地域环境，同样，成长小说的创作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余华成长在浙江海盐，海盐在其成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余华对家乡题材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他曾说：“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9]海盐的方言和每个角落都鲜明地活在余华的记忆中，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曾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10]可见余华的写作与“回家”息息相关，而这个“家”就是以海盐为代表的江南小镇。江南小镇的地域风貌和民俗不时反应在他的作品中。文本在写到人死后，都会请人吃悼念死者的豆腐饭。宋凡平在妻子死后，“邀请这对母子去他家吃晚饭，吃一顿悼念死者的豆腐饭，这是我们刘镇的风俗”[11]，宋钢死后，李光头为他准备豆腐宴而解决了林红后来的生计。上了年纪的人会拿出泥塑的菩萨供在案上叩头念佛，祈求菩萨显灵降雨，“丧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发，最长的半年不洗。” [12]这些都是江浙一带的习俗。李光头大胆地提着礼品到林红家里提亲被赶出来的场面虽然有些夸张，但这样的提亲场面在贫瘠的20世纪70年代的江南小镇，在底层的工人家庭里显得十分真实。这里，余华得益于民间的素材，民间的视觉和海盐特有的民间文化传统。 从成长小说中可以看到江南的地域文化对余华的深刻影响，这折射了作家的写作与他的成长环境之间所形成的无法割裂的文化牵连，也表明了余华对自身故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兄弟》和另一部成长小说《细雨》一样都选择了“南门”这个地方。余华将“南方”融入写作，这既是他成长的故乡海盐，更是海盐所蕴含的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巨大的精神辐射力。这让笔者不禁想起鲁迅对鲁镇的执着，福克纳因对奥克斯福的迷恋不断出现在他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可见外国文学形成的文化氛围和地域文化的双重作用对余华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作家的创作动机会从这个文化氛围中牵引出来。
三、创作心理的需要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运行，中国社会很像哈贝马斯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中描述的“晚期封建社会”，即取缔了“民族国家”或“道德理想”式的本位话语。[13]这样个体成长最重要的空间不再是国家，而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如此，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主义以其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影响着人们，人有了物化的倾向。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巨变改变着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成长轨迹，甚至完全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带来了成长的困惑，也为成长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基础。
面对困惑，余华也在思考。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一方面，余华的创作心理更不容忽视。作家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现实，敏锐地感受现实。他在34岁时辞去了公职，这使他对现实有了重新审视的眼光，“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开始意识到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14]，“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可能和任何人发生直接冲突”，而人只有“在一种疲于奔命、在工作中老是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艰难的状况下才会发出对世界的仇恨。”[15]因此，此时的余华缓和了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心态平和，变得充满温情。那么他该怎样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去表达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呢？余华发现了一个前驱者的身影——福克纳。余华的愤怒主要来自内心和遭忽视的童年，而福克纳则主要来自没落的家世和青年时代的失意。余华从福克纳身上发现了面对现实时应取的姿态，“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6]这两位作家都力图解决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力图将内心的复杂表达为某种永恒的形式。
市场机制背景下人的相对自由为作家和自我、读者交流及碰撞提供了新的契机，这影响了余华的创作心理，即作家要对现实的深刻变化敏锐地做出回应。社会环境的巨变冲击着余华，作家要牢牢地把握现实对其的刺激，余华说“我知道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养育了我的写作。”[17]《兄弟》讲述孩子如何“变成”成人、是否和怎样“融入”成人世界以及融入后的困惑。其成长小说中有一系列工业化的影子：南门已经变成了工厂，池塘上漂浮着赃物，城里通向南门的老式木桥变成了水泥桥等，更有小吃店等市场经济下的独特景观。李光头在宋钢死后不知所措的虚无也是社会价值观转型、金钱操纵一切的必然结果。可见余华的成长小说是市场机制作用下文化叙述的创作心理使然。
可见余华在外国文学的熏染、地域文化的滋养和创作心理的需要共同作用下开始成长小说的创作。
参考文献：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9.
[2][1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74，251.
[3][14][15]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2）.
[4]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11.
[5]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他[J].作家，1996（1）：5.
[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84.
[7]余华.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J].上海文学， 2005（5）.
[8] TheHarper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 Harper
黄鹤基，男，湖北十堰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工业工程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长小说和黑色幽默双重视野下的<兄弟>研究》成果。话剧《兄弟》演员 关于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国内理论界几乎没有完整、系统的评述和界定。芮渝萍认为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公从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进入知之状态的现实。[1]她认为主人公起初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公的阅历逐渐丰富，对成人世界有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进而达到“知之”状态。在表现人的成长时，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多是强调“个体”融入“群体”的过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就讲述主人公如何在精神之父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进而影响更多人的成长。这一度成为十七年文学成长小说的典范，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成长小说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开始关注曾被忽略的作为成长主体的个体。余华在新世纪推出《兄弟》，是其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其创作是在外国文学的熏染、地域文化的滋养及作家创作心理的需要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外国文学的熏染
1985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对外来思潮的接纳达到了一个极为开放的程度。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进入了中国，这些非理性思潮第一次真正引导中国文学关注“个体的人”。在尼采宣扬“上帝死了”以后，个体人的现实处境受到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煎熬。我们知道人类的普遍处境是由其中的个体反映出来，而个体人最丰富的就是不断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
每个人都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文化积淀是推动和养成作家个性的一个始终相伴的因素。余华是在外国文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要具体找出哪一些作家是影响我写作的根源比较困难，因为我的导师们差不多可以组成一支军队。”[2]余华道出了影响自己的作家人数之多：川端康成、托尔斯泰、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海勒等等。余华曾表明：“开始意识到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3]时，他该如何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呢？这时他发现了福克纳，感叹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4]
人类不可能长期漠视现实与精神世界的荒原，余华必须对已颠覆的生活进行重构。福克纳注重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就给了他很好的启示。福克纳在叙述上也给了余华很大的启发，余华将自己归入福克纳一类的作家，他说：“另外还有一类作家是什么东西都能写，像福克纳，他小说里的技巧是最全面的。我觉得自己属于后者。”[5]余华非常欣赏福克纳在《沃许》中用简单的笔墨来书写沃许杀人后复杂内心状态的叙述，他说：“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6]余华清晰地表明了自己从福克纳的创作中感受到的如何进行人物的心理刻画。福克纳对自己家乡的迷恋写出的饱含温情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深深地影响了余华。余华受福克纳的影响很深，他说“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7]
余华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先锋时期，这里笔者讨论的是余华的成长小说，所以没有涉及外国作家对于余华的先锋影响，行文的重点落在余华因何由先锋转向成长小说。
外国文学在余华的文化结构中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加上外部环境作用，共同催生出余华的成长小说。余华成长小说中体现出的“黑暗”、“生存之难”以及对时间的深刻认识都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遥相呼应。这些外国作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渐渐融合成一个共同的接受视野，余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走向文坛。当余华通过成长小说中成长主体的个别经验而对人类普遍的存在进行着深刻追问时，他无疑是与世界文化潮流息息相通的。
·文化艺术耿菊萍，黄鹤基：试析余华成长小说的创作源起二、地域文化的滋养
福克纳是一位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家，他以自己熟悉的美国南方的原生状态作为表现的主题。他19部长篇小说有15部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虚构的县正是福克纳的家乡。他说：“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8]余华从福克纳身上学会了回到故乡描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作为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创作要得益于民间的文化传统。
成长离不开地域环境，同样，成长小说的创作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余华成长在浙江海盐，海盐在其成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余华对家乡题材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他曾说：“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9]海盐的方言和每个角落都鲜明地活在余华的记忆中，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曾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10]可见余华的写作与“回家”息息相关，而这个“家”就是以海盐为代表的江南小镇。江南小镇的地域风貌和民俗不时反应在他的作品中。文本在写到人死后，都会请人吃悼念死者的豆腐饭。宋凡平在妻子死后，“邀请这对母子去他家吃晚饭，吃一顿悼念死者的豆腐饭，这是我们刘镇的风俗”[11]，宋钢死后，李光头为他准备豆腐宴而解决了林红后来的生计。上了年纪的人会拿出泥塑的菩萨供在案上叩头念佛，祈求菩萨显灵降雨，“丧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发，最长的半年不洗。” [12]这些都是江浙一带的习俗。李光头大胆地提着礼品到林红家里提亲被赶出来的场面虽然有些夸张，但这样的提亲场面在贫瘠的20世纪70年代的江南小镇，在底层的工人家庭里显得十分真实。这里，余华得益于民间的素材，民间的视觉和海盐特有的民间文化传统。 从成长小说中可以看到江南的地域文化对余华的深刻影响，这折射了作家的写作与他的成长环境之间所形成的无法割裂的文化牵连，也表明了余华对自身故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兄弟》和另一部成长小说《细雨》一样都选择了“南门”这个地方。余华将“南方”融入写作，这既是他成长的故乡海盐，更是海盐所蕴含的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巨大的精神辐射力。这让笔者不禁想起鲁迅对鲁镇的执着，福克纳因对奥克斯福的迷恋不断出现在他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可见外国文学形成的文化氛围和地域文化的双重作用对余华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作家的创作动机会从这个文化氛围中牵引出来。
三、创作心理的需要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运行，中国社会很像哈贝马斯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中描述的“晚期封建社会”，即取缔了“民族国家”或“道德理想”式的本位话语。[13]这样个体成长最重要的空间不再是国家，而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如此，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主义以其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影响着人们，人有了物化的倾向。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巨变改变着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成长轨迹，甚至完全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带来了成长的困惑，也为成长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基础。
面对困惑，余华也在思考。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一方面，余华的创作心理更不容忽视。作家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现实，敏锐地感受现实。他在34岁时辞去了公职，这使他对现实有了重新审视的眼光，“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开始意识到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14]，“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可能和任何人发生直接冲突”，而人只有“在一种疲于奔命、在工作中老是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艰难的状况下才会发出对世界的仇恨。”[15]因此，此时的余华缓和了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心态平和，变得充满温情。那么他该怎样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去表达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呢？余华发现了一个前驱者的身影——福克纳。余华的愤怒主要来自内心和遭忽视的童年，而福克纳则主要来自没落的家世和青年时代的失意。余华从福克纳身上发现了面对现实时应取的姿态，“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6]这两位作家都力图解决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力图将内心的复杂表达为某种永恒的形式。
市场机制背景下人的相对自由为作家和自我、读者交流及碰撞提供了新的契机，这影响了余华的创作心理，即作家要对现实的深刻变化敏锐地做出回应。社会环境的巨变冲击着余华，作家要牢牢地把握现实对其的刺激，余华说“我知道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养育了我的写作。”[17]《兄弟》讲述孩子如何“变成”成人、是否和怎样“融入”成人世界以及融入后的困惑。其成长小说中有一系列工业化的影子：南门已经变成了工厂，池塘上漂浮着赃物，城里通向南门的老式木桥变成了水泥桥等，更有小吃店等市场经济下的独特景观。李光头在宋钢死后不知所措的虚无也是社会价值观转型、金钱操纵一切的必然结果。可见余华的成长小说是市场机制作用下文化叙述的创作心理使然。
可见余华在外国文学的熏染、地域文化的滋养和创作心理的需要共同作用下开始成长小说的创作。
参考文献：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9.
[2][1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74，251.
[3][14][15]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2）.
[4]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11.
[5]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他[J].作家，1996（1）：5.
[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84.
[7]余华.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J].上海文学， 2005（5）.
[8] TheHarper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