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父亲于廉，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与范敬宜先生是同学，文笔极好，被同行誉为“国学大家”。后来，他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最后放弃到高位的选择，主动要求到中华书局做副总编辑。于廉之所以选择到古籍出版社工作，就是想要给女儿留点书，因为在那里，可以买到折扣最低最好的书。
　　父亲给于丹的印象是：带着黑边眼镜，很儒雅、沉默，手里似乎永远捧着书。于丹最早接触《论语》是在六七岁时。那时每到五一或者十一，家里都会有中山公园的游园票，父母会和几个朋友相约到公园游玩。一次，父亲问于丹：“‘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今天这么多人，你去看看，这里谁是老师，谁不是老师。”于丹就在人群里转啊转，观察一圈回来对父亲说：“有一位阿姨对人特别好，照顾我们每个小孩子，应该是老师。有位叔叔大声说话还吐痰，他不是老师。”一番话引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这时父亲说：“你看那位阿姨好吧？她是老师，你要和她一样好，这叫‘见贤思齐’。你看那位叔叔不好吧？他也是老师，我们应该‘见不贤则内自省’，就不能向他学了。”这些都给年幼的于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于丹3岁那年，春暖花开时节，父亲带着她到北海公园，指着枝头的杏花问道：“为什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你看这花闹吗？”女儿说：“不闹啊。”父亲把女儿扛起来，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围着杏树转着圈地跑，边跑还边问女儿：“你看花闹了吗？闹了吗？”小于丹兴奋地说：“闹了，闹了！”父亲放下女儿进一步问：“你说，为什么这句诗不写‘春意开’‘春意放’，而写‘春意闹’？因为人动起来它才是闹的。”这些场景后来让于丹记忆很深。
　　在于丹很小的时候，父亲时常给她讲《论语》《庄子》。父亲认为《论语》《庄子》可以反映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但他不是让女儿系统地背，而是零零散散地给她讲。中华书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过台湾陈鼓应先生写的一本《庄子今注今译》精装本，于廉爱不释手。一有闲暇就给于丹从《逍遥游》讲起，以至于后来，无论环境怎样变化，这本书都是于丹的枕边书，再后来成了她讲庄子心得的蓝本。
　　于丹十多岁时，她和父亲有一场争论。她特别迷恋赵孟頫的字，觉着赵的字漂亮、妩媚、轻盈。但是父亲建议女儿练魏碑、练欧体。她不接受，觉得那些字太肥硕浑厚。对此，父亲不强求女儿，而是耐心地给女儿讲道理。父亲说：“有两个人的字你不能练，一是赵孟頫的，二是苏东坡的。赵是因为气节有问题。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一个人气节软媚，字就没有锋骨。老写软的字，人也会变得很软。苏东坡做人毫无问题，但他的字是才子字，间架结构偏，如果你没有练过碑体，间架不好，直接学苏体你学不了。”父亲还进一步耐心地对女儿讲：“苏黄米蔡（书法四大家）这样的字你是学不了的，可不要不会走就想跑啊！”父女在磨合，于丹说：“柳体字好吗？”“柳体字太瘦了。” “颜体字呢？”“颜体字太肥了。”最终，二人找到都认同的字体：欧体，欧阳询的字。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父母。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学习对家人、对爱、对人性、对信念、对社会的种种判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早期对子女一路引领的意义，就像醇酿，随着岁月发酵，越久，味道才越醇厚。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