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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霍氏家族的二代掌门，霍震霆已经连任多年全国政协委员，对内地事务的深度参与已经成为这个家族的基因。
其父霍英东是目前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曾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长子霍启刚也是广州市番禺区政协委员，并担任香港青年联会主席，热心参与推动香港和内地青年的交流。
与内地各界的广泛接触，让霍震霆对中国改革走向的了解甚于香港商界的一般商人。在香港信心遭遇质疑之际，霍震霆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在他看来，香港人一定要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春节期间，香港发生了“反水客”示威，你怎样看待这些香港年轻人的怒气？
霍震霆：看到那些视频，他们把老人踢倒在地，孩子在旁边哭，我真的很心痛。但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为，希望不要影响内地人对香港人的感情。但这种少数人引起的后果可能很糟糕，因为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些视频。
考虑到香港历史背景，150年的殖民地历史，教育不仅代替了言语，还代替了文化和价值观。殖民地教育就是远离对祖国的感情和语言，慢慢到下一代，就更淡化了。所以很多香港年轻人不理解上一代人对国家的那种感情。
不过，我也理解他们的艰难。几十年前，香港和内地的机会很多，中小企业也可以发展起来。但现在连条件最好的中产和专业人士，都觉得蛮吃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人认为香港与内地经济的互补性在减弱，内地很多城市在赶超香港，对此你怎么看？
霍震霆：这已经是事实，但很多香港人不愿意面对。
香港很特殊，它曾是殖民地，中西文化交融，开放得比较早，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现在内地的发展很迅速，我每次到内地都有深深的自豪感。所以香港人的心态需要调整。过去做生意很简单，就是靠商品的差价，但现在已经不行了，香港不能总是靠国家政策，如果有一天国内税费降低，香港商品没有优势了，怎么办？
现在内地发展很快，比如新媒体，比如互联网经济，出现了很多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但香港还是主要靠地产。所以香港人应该多一些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总不愿意了解内地，总觉得语言有障碍，不能跟上改变，将来就会很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香港工商界对香港未来经济的表现是否有信心？
霍震霆：我对香港未来是有信心的。现在和1997年回归前不同，现在没有以前那样的担心。那时候六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我们公司很多人移民去加拿大。但现在他们想要回来，已经很困难了，因为香港房价已经很贵了。
但我还是看到很多过去的移民回来了，尽管外国空气好，地方大，但感情很淡薄，中国人还是讲究人情社会的，那些不了解的就以为国外很好，这是一个过程。
回归以前，全世界都不看好香港，现在香港不仅没死，而且也发展得很好，这离不开内地的支持。香港人是比较务实的，还是要以经济为主。这么多年来，中央给了很多政策，但香港不能永远靠中央政策。就像现在的自贸区，不是给钱给政策，要靠自己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在未来香港和内地经济的交流中，互相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霍震霆：香港和内地的差距慢慢拉近，但还是有很多方面不一样，体制不同，法律体系也不一样，应该保持不同的制度。
金融方面，现在人民币也越来越国际化，可以利用香港的国际渠道，香港应该扮演一个很好的平台。以前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模式很简单。香港利用珠三角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从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但现在不一样，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香港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内地很多事情也在转型。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有专业人士，比如专业的医生、律师、银行家。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到内地提供服务，传递香港的专业精神，也能提升内地的服务业水平。我知道很多内地人是很爱香港的，支持香港发展，也很欣赏香港的法制精神和公民教育。
怎么样改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需要多一点深入的探讨，什么事情都不能极端，这样对两地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与内地事务方面，你的父亲霍英东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霍震霆：他的理念一直是，说没有用，要具体来做，很多事情要靠带头作用。
刚来内地的时候，内地没有接待的地方，只有招待所。但是要吸引外商来，必须要有接待能力。他很重视细节，比如洗手间的卫生，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总统套间不代表什么，洗手间才代表公共管理的水平。包括后来我们建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建过街天桥，都有很多争议，也有很多人骂，但父亲很强调国际惯例，如果不改变基本接待能力，不加强体制，那谁会来呢？
他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他的观念就是我要带头改变，如果做得好，可以起推动和示范作用。如果出问题，那是我的错。
但他也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修建贵宾楼饭店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我们建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和旋转餐厅，但他不同意，他觉得这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个优待，不能只考虑经济，要考虑整体的协调。很多东西要改革，但也要照顾大家的感情。他也明白内地的旧城改造很不容易，所以要在保持传统和发展上尽量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从家庭的角度看，你们也是香港和内地结合的一个代表，对于两地的青年交流，有什么建议？
霍震霆：现在两地通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家庭也很有代表性。郭晶晶适应能力很不错，很能干，广东话说得很好，英文也不错，她已经融入了香港的生活，这点很不简单。
唯一的障碍可能是老人的语言方面，我妈妈听不懂普通话，郭晶晶的妈妈听不懂广东话。有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有好几种语言在台上飞来飞去。要照顾两个老人家，我们会在中间做一点同声翻译。
霍启刚也干得不错，他经常来国内，内地的朋友比我还多，普通话也比我好很多。所以两地青年应该多一点交流，不仅政府要交流，民间也要多交流，包括媒体，香港的媒体和内地的媒体交流也不够。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南沙已经设立自贸区，对于南沙新区的未来，你有什么设想？
霍震霆：父亲一直看好南沙的重要原因是，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是整条珠江最佳的水道。并且，南沙是珠三角、香港、澳门的几何中心，海陆空交通枢纽地位特别优越。他对南沙有一个很美好的规划，希望能建设一个最好的深水港，做一个最现代的码头。所以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很注重环境。
我们先建了7公里海岸护堤，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随后，种了25万棵树，前几年还获得了联合国“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区奖”。
以前有人说把电厂、水泥厂等污染企业从广州旧城区迁到南沙，还有人提议海边运煤方便，可以在南沙建煤场。我爸爸坚决反对，他说这里是白纸一张，是珠江口的宝地，一定要保护，不能破坏。
他当时就说了南沙梦，他考虑给香港年轻人一个未来的平台。广州有点远，南沙刚好在香港、澳门、深圳中间，可以吸引香港人过来创业、生活和休闲，也可以增进香港对内地的了解。
现在国内新城模式都一样，我们想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和模式，有很多小店，咖啡馆和步行街，打造一个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不要都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设计和开发方面，内地给我们多一点空间。可以多一点探讨，不要把城市弄得千篇一律，我们按照一个新的理念来建设南沙。
范徐丽泰：
本名徐丽泰，1945年生于上海，1949年随家人迁居香港。香港建制派政治人物，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务委员会成员。范徐丽泰早年在香港理工学院工作，1983年起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1989年起兼任行政局议员，任内曾关注教育和越南船民问题等事务。香港回归前，先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97年香港回归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此后，连任三届香港立法会主席。
其父霍英东是目前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曾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长子霍启刚也是广州市番禺区政协委员，并担任香港青年联会主席，热心参与推动香港和内地青年的交流。
与内地各界的广泛接触，让霍震霆对中国改革走向的了解甚于香港商界的一般商人。在香港信心遭遇质疑之际，霍震霆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在他看来，香港人一定要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春节期间，香港发生了“反水客”示威，你怎样看待这些香港年轻人的怒气？
霍震霆：看到那些视频，他们把老人踢倒在地，孩子在旁边哭，我真的很心痛。但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为，希望不要影响内地人对香港人的感情。但这种少数人引起的后果可能很糟糕，因为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些视频。
考虑到香港历史背景，150年的殖民地历史，教育不仅代替了言语，还代替了文化和价值观。殖民地教育就是远离对祖国的感情和语言，慢慢到下一代，就更淡化了。所以很多香港年轻人不理解上一代人对国家的那种感情。
不过，我也理解他们的艰难。几十年前，香港和内地的机会很多，中小企业也可以发展起来。但现在连条件最好的中产和专业人士，都觉得蛮吃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人认为香港与内地经济的互补性在减弱，内地很多城市在赶超香港，对此你怎么看？
霍震霆：这已经是事实，但很多香港人不愿意面对。
香港很特殊，它曾是殖民地，中西文化交融，开放得比较早，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现在内地的发展很迅速，我每次到内地都有深深的自豪感。所以香港人的心态需要调整。过去做生意很简单，就是靠商品的差价，但现在已经不行了，香港不能总是靠国家政策，如果有一天国内税费降低，香港商品没有优势了，怎么办？
现在内地发展很快，比如新媒体，比如互联网经济，出现了很多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但香港还是主要靠地产。所以香港人应该多一些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总不愿意了解内地，总觉得语言有障碍，不能跟上改变，将来就会很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香港工商界对香港未来经济的表现是否有信心？
霍震霆：我对香港未来是有信心的。现在和1997年回归前不同，现在没有以前那样的担心。那时候六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我们公司很多人移民去加拿大。但现在他们想要回来，已经很困难了，因为香港房价已经很贵了。
但我还是看到很多过去的移民回来了，尽管外国空气好，地方大，但感情很淡薄，中国人还是讲究人情社会的，那些不了解的就以为国外很好，这是一个过程。
回归以前，全世界都不看好香港，现在香港不仅没死，而且也发展得很好，这离不开内地的支持。香港人是比较务实的，还是要以经济为主。这么多年来，中央给了很多政策，但香港不能永远靠中央政策。就像现在的自贸区，不是给钱给政策，要靠自己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在未来香港和内地经济的交流中，互相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霍震霆：香港和内地的差距慢慢拉近，但还是有很多方面不一样，体制不同，法律体系也不一样，应该保持不同的制度。
金融方面，现在人民币也越来越国际化，可以利用香港的国际渠道，香港应该扮演一个很好的平台。以前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模式很简单。香港利用珠三角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从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但现在不一样，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香港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内地很多事情也在转型。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有专业人士，比如专业的医生、律师、银行家。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到内地提供服务，传递香港的专业精神，也能提升内地的服务业水平。我知道很多内地人是很爱香港的，支持香港发展，也很欣赏香港的法制精神和公民教育。
怎么样改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需要多一点深入的探讨，什么事情都不能极端，这样对两地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与内地事务方面，你的父亲霍英东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霍震霆：他的理念一直是，说没有用，要具体来做，很多事情要靠带头作用。
刚来内地的时候，内地没有接待的地方，只有招待所。但是要吸引外商来，必须要有接待能力。他很重视细节，比如洗手间的卫生，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总统套间不代表什么，洗手间才代表公共管理的水平。包括后来我们建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建过街天桥，都有很多争议，也有很多人骂，但父亲很强调国际惯例，如果不改变基本接待能力，不加强体制，那谁会来呢？
他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他的观念就是我要带头改变，如果做得好，可以起推动和示范作用。如果出问题，那是我的错。
但他也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修建贵宾楼饭店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我们建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和旋转餐厅，但他不同意，他觉得这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个优待，不能只考虑经济，要考虑整体的协调。很多东西要改革，但也要照顾大家的感情。他也明白内地的旧城改造很不容易，所以要在保持传统和发展上尽量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从家庭的角度看，你们也是香港和内地结合的一个代表，对于两地的青年交流，有什么建议？
霍震霆：现在两地通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家庭也很有代表性。郭晶晶适应能力很不错，很能干，广东话说得很好，英文也不错，她已经融入了香港的生活，这点很不简单。
唯一的障碍可能是老人的语言方面，我妈妈听不懂普通话，郭晶晶的妈妈听不懂广东话。有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有好几种语言在台上飞来飞去。要照顾两个老人家，我们会在中间做一点同声翻译。
霍启刚也干得不错，他经常来国内，内地的朋友比我还多，普通话也比我好很多。所以两地青年应该多一点交流，不仅政府要交流，民间也要多交流，包括媒体，香港的媒体和内地的媒体交流也不够。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南沙已经设立自贸区，对于南沙新区的未来，你有什么设想？
霍震霆：父亲一直看好南沙的重要原因是，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是整条珠江最佳的水道。并且，南沙是珠三角、香港、澳门的几何中心，海陆空交通枢纽地位特别优越。他对南沙有一个很美好的规划，希望能建设一个最好的深水港，做一个最现代的码头。所以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很注重环境。
我们先建了7公里海岸护堤，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随后，种了25万棵树，前几年还获得了联合国“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区奖”。
以前有人说把电厂、水泥厂等污染企业从广州旧城区迁到南沙，还有人提议海边运煤方便，可以在南沙建煤场。我爸爸坚决反对，他说这里是白纸一张，是珠江口的宝地，一定要保护，不能破坏。
他当时就说了南沙梦，他考虑给香港年轻人一个未来的平台。广州有点远，南沙刚好在香港、澳门、深圳中间，可以吸引香港人过来创业、生活和休闲，也可以增进香港对内地的了解。
现在国内新城模式都一样，我们想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和模式，有很多小店，咖啡馆和步行街，打造一个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不要都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设计和开发方面，内地给我们多一点空间。可以多一点探讨，不要把城市弄得千篇一律，我们按照一个新的理念来建设南沙。
范徐丽泰：
本名徐丽泰，1945年生于上海，1949年随家人迁居香港。香港建制派政治人物，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务委员会成员。范徐丽泰早年在香港理工学院工作，1983年起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1989年起兼任行政局议员，任内曾关注教育和越南船民问题等事务。香港回归前，先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97年香港回归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此后，连任三届香港立法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