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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哥的“非主流”，却看不见哥的内心。哥压抑而脆弱、愤怒又迷茫——哥被压垮了。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讲述一个“哥”的故事。
网络和哥的“传说”
五颜六色的头发、耳环、鼻环和文身，朋克、重金属、迷幻电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稀奇，除了劲舞团和火星文。1999年，我躺在宿舍床上翻看前卫音乐杂志，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充斥着杂志的每个角落。2001年，“行动而不是言辞”这句话被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摇滚乐手说出，我因此立即动身来到北京。
我对非主流有诸多感性的认识，包括颓废，残酷、死亡、愤怒以及其根本所秉持的价值关等等。自称非主流的人，应该很在意别人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比如雷公头，比如熊猫眼和黑嘴唇至少是与众不同。然而在我多年前的印象中，这些东西也仅限于蓝旗营、西北旺和迷笛音乐节。前辈们已经相忘于江湖，而“非主流”，则深深地打人了中国的现实。
2009年的网络上，流传一句很快就成为经典的话：“别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这句话跟贾君鹏一样经典娱乐，其娱乐在于，配图是个爆炸头、戴着鼻环的猥琐丑男。
网络让“非主流”以爆炸的速度在青少年中开花。包括80后，但谁都知道80后中非主流只是一小撮。90后呢?当我打开网页搜索，看到一个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只是没有北京蓝旗营和迷笛的造反精神，只是五彩缤纷，令人难忍——数以万计的“非主流”少年在中国的网络上贴满了他们的那种造型，并制造各种惊世骇俗的“门”。不管你喜不喜欢。
春节回家过年。一日午后，家内闪进一个少年，定睛一看，是我堂叔十九岁的小儿子，爆炸头、鼻子上一个明晃晃的钉子，耳朵上一个大银环，穿一身缀满铁铆钉的黑色夹克，冻得紫红脸面根部，留着络腮胡。据说他已经加入了什么斧头帮。
哦，看起来“哥”还真不是传说。
因为网络，“非主流”很快地打破和城乡界限，以每秒八十迈的速度在中国的网络世界里飞奔。所以这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两月之后，我看到作家杨争光的长篇新作《少年张冲六章》，走向牢狱的主人公张冲，也喜欢染得发黄的鸡窝头和亮晶晶的耳环，这与我在县城老家看到的兄弟不谋而合。
关于“非主流与90后”的问题，我与两个在城市中学工作的同学讨论过，一位姓杜的高中语文老师说，“经常在学生作文里看到很多人声称自己喜欢非主流。于是我就问他们什么是非主流，他们也说不清，只是喜欢。”喜欢，自然就有所行动。另一位在中学工作任班主任的王老师说，“染发、扎耳钉的都有，染了就被政教处拉去染回来。”当然，染回来就没事了。“现在学生很难管，很多学生不顾一切，脆弱、不要命，稍不慎就出事。老师们都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说。
谈到《少年张冲六章》的创作，作家杨争光对我说，“我和一位叫甘毛的中学生有过一次随机性的交谈。他的聪慧和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讲述他的几位喜欢摇滚音乐的同学。我从他的话语里‘截’下了一些词句，把它们留在了我的笔记本里：英伦气质。无法躲藏的激动。想哭。不知为什么就哭了。愤怒的土壤。冲击力。重金属。生理作用。摇头晃脑完全兴奋起来。一个人关着灯，听得热泪盈眶抱头痛哭。”这令他震惊，于是，生于1957年的杨争光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摇滚的书。
杨争光说，“原本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但是，为写作所进行的素材搜集，越来越让他意识到，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在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
哥是“失控的一代”?
网络让我们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90后身上，而作为呼应，90后通过网络不断地给我们展示各种惊世骇俗的“门”。2009年，网络与90后有关的性与暴力“门”多达十几个，不断地刷新着高龄大众网民的心理底线，直到前不久爆出“破处门”。一篇《关于90后非主流的26个字母》的文章说，90后反抗批评的方式是我行我素，90后的底线就是“没底线”，他们似乎看透一切，他们是彻底接受“实用主义”的一代。难道“90哥”和“90姐”真的是“失控的一代”?
我们都有过青春期，但是健忘。青春期的特征明白无误：本能、脆弱、盲目、易碎，痛。《少年张冲六章》中主人公的行为令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张冲是90后，但他遭遇到的不仅是90后独有的，70后、80后以至于2000后还会遭遇。”杨争光说。既然如此，为何人们对90后的表现如此一惊一乍?这也许就是刻舟求剑，虽然青春期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时代的土壤在变。不同的土壤，会长出不同属种的草，开出不同颜色的花。“青少年更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包括一些社会行为。所以他们喜欢那些新奇刺激的东西，不管我们对这些事物有什么看法。”在中学任教的杜老师说。
“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杨争光说。学生和校园早已不是白纸一张，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面反光镜，老师也不可也不可能对时代的变化无动于衷。我们觉得90后孩子的行为惊世骇俗，而事实上他们只是这个惊世骇俗的社会的投影。
在《少年张冲六章》中，张冲是被父亲张红旗用脚“踏”大的，张红旗对儿子的期望，符合自古以来的家教逻辑。期望有多大，“踏”的愤怒和冲动就有多大，张冲因此在成长中具有了极强的“抗踏力”。张红旗赋予了儿子张冲一种极为“现实”的价值，就如我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暴力和羞辱因此接踵而至，逐渐地激发了张冲的另一种能力。来自家庭和学校歧视和羞辱，使张冲更习惯于反向思维，“你像是在讽刺我，”当班主任李勤勤真心表扬他时，他说。
张冲的表弟王文昭可能是另一种版本，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父亲王伟国束手无策，只能由他。杨争光说，“我们作困兽斗，愈斗愈惨烈，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所以用“献媚”。“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瞪眼”和“献媚”终于使孩子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失控。少年张冲的失控，使他最终对来自大人的言论朝相反的方向理解，也因此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青春期的独立思考，导致果断的行动，张冲主动放弃学业，主动到娱乐中心打工谋生，主动挖掉了“白玩小姐还耍横”的局长的眼睛。同为少年的王文昭则被放任，胡乱花钱，跟好几个女生发生性关系。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父亲张红旗世 故、自私、狡猾，对实用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执着。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骗，因此张红旗与张冲一起研究课文时，滔滔不绝地以自己的生存体验和价值观批判教科书，可谓是另一种奏效的启蒙。张冲因此对课本言论渐渐有了批判能力。由于教育本身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严重漏洞，使张冲逐渐走向对教科书的怀疑和鄙视。
“现在的孩子都心理脆弱，自尊心强。”在中学当班主任的王老师说。青少年心理脆弱，年近三十的白领呢?心理脆弱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而90后的失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失控”的一个局部
90后的心跳连着社会的脉搏。当我们声讨不公正的时候，张冲对他父亲说，“你能努力把我变成北京人吗?”
同样，面对整个社会的浮躁功利和信息爆炸时代的网络，“非主流”也许不再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影响是不好的话，原因肯定不在摇滚、网络和那几个“门”。每一种新事物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方式，要迫使我们面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网络和摇滚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我们。”杨争光说。
哥是好人
“我们都是好孩子”，王筝有一首歌这么唱，唱得很疼痛、恍惚、迷茫失重。这些好孩子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坏孩子”。
在《少年张冲六章》中，张冲的小学班主任上官老师是个一心忙着转正的民办老教师，他有农民式的狡猾和心计，习惯跟和张冲“玩猫捉老鼠”，以更奇怪的方式惩罚他。张冲的中学老师李勤勤，则觉得这个坏学生很有意思。直到有一天她接到校长的指令，劝“影响升学率”的张冲留级，张冲说出：“你再说一句让我留级的话我立马解你的裤子扳倒你，让你体会一下我也许真的比你成熟。”李勤勤虽因此痛哭，但依然认为张冲聪明、有想法，有意思，有情义。李勤勤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李庭光，用一辈子的经验告诉李勤勤：坏学生比好学生有情义。
事实上，正如网上的某些90后“非主流”所表白的，哥是好人。
那么谁是坏人呢?“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坏透了的人，写完全好透的人和完全坏透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生存处境，都有他们的理由。当所有的这些生存处境和理由集合起来和张冲遭遇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我小说中所叙写的境况。”杨争光说。所以杨争光更想写下的是，“教育和成长的土壤、空气。教育的问题只是浮在面上的，构成它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古老的又有当下的。”杨争光用六章来结构小说，也就是试图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和层面，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杨争光说，“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无论我们如何在现实中奋斗，惨烈，我们还是执着地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
具体到中国当下教育的问题，杨争光说，“我没有什么良解，要解开它，需要国家主席、国家总理和所有的中国人共同面对共同解决，靠一个教育部也是不够的，它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耐。”
也许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当网络爆发各种有关90后的“门”的时候，绝大多数评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沉重的压力使青少年产生变态的心理，以各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示绝望的反抗。表现残酷青春的文艺作品有很多，比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比如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但在这些恍惚如烟云的镜头中，我们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纯粹的爱、恨，阳光的笑脸，这属于每一代人的青春期，而他们的悲剧后面，都有一个人间社会。通过小说写作，杨争光发出这样的追问：“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么?”
哥的“非主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哥其实是好人。事实上，换个角度，张冲就很可能成长为有用之材，正如他思维奇特的批判，正如他帮助姨父解决“果树修剪”的难题。
网络和哥的“传说”
五颜六色的头发、耳环、鼻环和文身，朋克、重金属、迷幻电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稀奇，除了劲舞团和火星文。1999年，我躺在宿舍床上翻看前卫音乐杂志，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充斥着杂志的每个角落。2001年，“行动而不是言辞”这句话被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摇滚乐手说出，我因此立即动身来到北京。
我对非主流有诸多感性的认识，包括颓废，残酷、死亡、愤怒以及其根本所秉持的价值关等等。自称非主流的人，应该很在意别人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比如雷公头，比如熊猫眼和黑嘴唇至少是与众不同。然而在我多年前的印象中，这些东西也仅限于蓝旗营、西北旺和迷笛音乐节。前辈们已经相忘于江湖，而“非主流”，则深深地打人了中国的现实。
2009年的网络上，流传一句很快就成为经典的话：“别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这句话跟贾君鹏一样经典娱乐，其娱乐在于，配图是个爆炸头、戴着鼻环的猥琐丑男。
网络让“非主流”以爆炸的速度在青少年中开花。包括80后，但谁都知道80后中非主流只是一小撮。90后呢?当我打开网页搜索，看到一个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只是没有北京蓝旗营和迷笛的造反精神，只是五彩缤纷，令人难忍——数以万计的“非主流”少年在中国的网络上贴满了他们的那种造型，并制造各种惊世骇俗的“门”。不管你喜不喜欢。
春节回家过年。一日午后，家内闪进一个少年，定睛一看，是我堂叔十九岁的小儿子，爆炸头、鼻子上一个明晃晃的钉子，耳朵上一个大银环，穿一身缀满铁铆钉的黑色夹克，冻得紫红脸面根部，留着络腮胡。据说他已经加入了什么斧头帮。
哦，看起来“哥”还真不是传说。
因为网络，“非主流”很快地打破和城乡界限，以每秒八十迈的速度在中国的网络世界里飞奔。所以这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两月之后，我看到作家杨争光的长篇新作《少年张冲六章》，走向牢狱的主人公张冲，也喜欢染得发黄的鸡窝头和亮晶晶的耳环，这与我在县城老家看到的兄弟不谋而合。
关于“非主流与90后”的问题，我与两个在城市中学工作的同学讨论过，一位姓杜的高中语文老师说，“经常在学生作文里看到很多人声称自己喜欢非主流。于是我就问他们什么是非主流，他们也说不清，只是喜欢。”喜欢，自然就有所行动。另一位在中学工作任班主任的王老师说，“染发、扎耳钉的都有，染了就被政教处拉去染回来。”当然，染回来就没事了。“现在学生很难管，很多学生不顾一切，脆弱、不要命，稍不慎就出事。老师们都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说。
谈到《少年张冲六章》的创作，作家杨争光对我说，“我和一位叫甘毛的中学生有过一次随机性的交谈。他的聪慧和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讲述他的几位喜欢摇滚音乐的同学。我从他的话语里‘截’下了一些词句，把它们留在了我的笔记本里：英伦气质。无法躲藏的激动。想哭。不知为什么就哭了。愤怒的土壤。冲击力。重金属。生理作用。摇头晃脑完全兴奋起来。一个人关着灯，听得热泪盈眶抱头痛哭。”这令他震惊，于是，生于1957年的杨争光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摇滚的书。
杨争光说，“原本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但是，为写作所进行的素材搜集，越来越让他意识到，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在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
哥是“失控的一代”?
网络让我们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90后身上，而作为呼应，90后通过网络不断地给我们展示各种惊世骇俗的“门”。2009年，网络与90后有关的性与暴力“门”多达十几个，不断地刷新着高龄大众网民的心理底线，直到前不久爆出“破处门”。一篇《关于90后非主流的26个字母》的文章说，90后反抗批评的方式是我行我素，90后的底线就是“没底线”，他们似乎看透一切，他们是彻底接受“实用主义”的一代。难道“90哥”和“90姐”真的是“失控的一代”?
我们都有过青春期，但是健忘。青春期的特征明白无误：本能、脆弱、盲目、易碎，痛。《少年张冲六章》中主人公的行为令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张冲是90后，但他遭遇到的不仅是90后独有的，70后、80后以至于2000后还会遭遇。”杨争光说。既然如此，为何人们对90后的表现如此一惊一乍?这也许就是刻舟求剑，虽然青春期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时代的土壤在变。不同的土壤，会长出不同属种的草，开出不同颜色的花。“青少年更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包括一些社会行为。所以他们喜欢那些新奇刺激的东西，不管我们对这些事物有什么看法。”在中学任教的杜老师说。
“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杨争光说。学生和校园早已不是白纸一张，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面反光镜，老师也不可也不可能对时代的变化无动于衷。我们觉得90后孩子的行为惊世骇俗，而事实上他们只是这个惊世骇俗的社会的投影。
在《少年张冲六章》中，张冲是被父亲张红旗用脚“踏”大的，张红旗对儿子的期望，符合自古以来的家教逻辑。期望有多大，“踏”的愤怒和冲动就有多大，张冲因此在成长中具有了极强的“抗踏力”。张红旗赋予了儿子张冲一种极为“现实”的价值，就如我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暴力和羞辱因此接踵而至，逐渐地激发了张冲的另一种能力。来自家庭和学校歧视和羞辱，使张冲更习惯于反向思维，“你像是在讽刺我，”当班主任李勤勤真心表扬他时，他说。
张冲的表弟王文昭可能是另一种版本，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父亲王伟国束手无策，只能由他。杨争光说，“我们作困兽斗，愈斗愈惨烈，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所以用“献媚”。“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瞪眼”和“献媚”终于使孩子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失控。少年张冲的失控，使他最终对来自大人的言论朝相反的方向理解，也因此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青春期的独立思考，导致果断的行动，张冲主动放弃学业，主动到娱乐中心打工谋生，主动挖掉了“白玩小姐还耍横”的局长的眼睛。同为少年的王文昭则被放任，胡乱花钱，跟好几个女生发生性关系。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父亲张红旗世 故、自私、狡猾，对实用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执着。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骗，因此张红旗与张冲一起研究课文时，滔滔不绝地以自己的生存体验和价值观批判教科书，可谓是另一种奏效的启蒙。张冲因此对课本言论渐渐有了批判能力。由于教育本身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严重漏洞，使张冲逐渐走向对教科书的怀疑和鄙视。
“现在的孩子都心理脆弱，自尊心强。”在中学当班主任的王老师说。青少年心理脆弱，年近三十的白领呢?心理脆弱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而90后的失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失控”的一个局部
90后的心跳连着社会的脉搏。当我们声讨不公正的时候，张冲对他父亲说，“你能努力把我变成北京人吗?”
同样，面对整个社会的浮躁功利和信息爆炸时代的网络，“非主流”也许不再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影响是不好的话，原因肯定不在摇滚、网络和那几个“门”。每一种新事物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方式，要迫使我们面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网络和摇滚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我们。”杨争光说。
哥是好人
“我们都是好孩子”，王筝有一首歌这么唱，唱得很疼痛、恍惚、迷茫失重。这些好孩子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坏孩子”。
在《少年张冲六章》中，张冲的小学班主任上官老师是个一心忙着转正的民办老教师，他有农民式的狡猾和心计，习惯跟和张冲“玩猫捉老鼠”，以更奇怪的方式惩罚他。张冲的中学老师李勤勤，则觉得这个坏学生很有意思。直到有一天她接到校长的指令，劝“影响升学率”的张冲留级，张冲说出：“你再说一句让我留级的话我立马解你的裤子扳倒你，让你体会一下我也许真的比你成熟。”李勤勤虽因此痛哭，但依然认为张冲聪明、有想法，有意思，有情义。李勤勤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李庭光，用一辈子的经验告诉李勤勤：坏学生比好学生有情义。
事实上，正如网上的某些90后“非主流”所表白的，哥是好人。
那么谁是坏人呢?“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坏透了的人，写完全好透的人和完全坏透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生存处境，都有他们的理由。当所有的这些生存处境和理由集合起来和张冲遭遇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我小说中所叙写的境况。”杨争光说。所以杨争光更想写下的是，“教育和成长的土壤、空气。教育的问题只是浮在面上的，构成它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古老的又有当下的。”杨争光用六章来结构小说，也就是试图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和层面，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杨争光说，“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无论我们如何在现实中奋斗，惨烈，我们还是执着地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
具体到中国当下教育的问题，杨争光说，“我没有什么良解，要解开它，需要国家主席、国家总理和所有的中国人共同面对共同解决，靠一个教育部也是不够的，它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耐。”
也许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当网络爆发各种有关90后的“门”的时候，绝大多数评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沉重的压力使青少年产生变态的心理，以各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示绝望的反抗。表现残酷青春的文艺作品有很多，比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比如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但在这些恍惚如烟云的镜头中，我们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纯粹的爱、恨，阳光的笑脸，这属于每一代人的青春期，而他们的悲剧后面，都有一个人间社会。通过小说写作，杨争光发出这样的追问：“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么?”
哥的“非主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哥其实是好人。事实上，换个角度，张冲就很可能成长为有用之材，正如他思维奇特的批判，正如他帮助姨父解决“果树修剪”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