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不能忘却的：母亲的面孔，城市的面貌。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为何伟）就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展开了一幅中国的动态图景，从沿途风景和人文风貌洞察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变迁。回顾何伟的纪实作品，离不开“行走”二字，从《甲骨文》到《寻路中国》再到《江城》，“中国纪实三部曲”以自身所观所感向读者呈现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视角中挖掘城市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变革。《寻路中国》主要记录了何伟任《纽约客》驻京记者期间的自驾游中国的经历，在获得驾照之后的7年中，他自驾游览了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见证了汽车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乡村变革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寻路中国》的写作横跨旅行游记和城市观察，有何伟身为记者的敏锐观察，也有学者式的钩沉与思索，全书三部分看似毫不相关，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第一部分写何伟拿到驾照，在北京租车后沿着古长城遗址开启的北方行程；第二部分是他暂时落脚于北京长城附近一个叫三岔的村子，聚焦一户农民家庭从务农转向经商的变化；第三部分则是他驾车沿中国沿海地区的路线，从金华、丽水到温州等地的务工人员以及老板的口述和经历中，描绘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人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变化，从内陆到沿海，从城墙、村庄和工厂的地标延伸探讨了经济和发展的源头所在。
　　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世界震撼，如何伟所写的：“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自2000年起，中国汽车业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北京每天有将近千人考取驾照，车辆的销售额也随之激增，乡村铺设公路的里程数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所有人都在加速前行的途中，新的事物汹涌而至，一波波刷新着传统的认知，来不及接受眼前迎面而来的，更富有挑战的又接踵而至。一些在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现象，在何伟看来却印象深刻。为了跟上发展速度，农民舍去了原本田园牧歌式的平静悠闲，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以时间换取金钱，之前闲适的幸福感荡然无存。年轻人不屑于在学校获取应试知识，越来越早承担起赚钱的重任。社会变革速度之快让他们忙不迭地抛下乡愁，奔赴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个未知的天地充斥着物质和权力诱惑以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方式，这个机遇能让他们彻底改变祖辈延续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这种类似的群体冲动促使着农民接二连三离开家乡。

　　然而，巨变的背后也深藏着隐忧：“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有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大批人力投入到市场，短时间初见规模的仅仅是从成熟商业模式沿袭下来的惯性以及有待完善的设施，何伟所说的“极度个体化”即是高速发展过程中个体失衡，相较于大跨步的生活节奏，价值观与其相差甚远，望尘莫及。正如何伟在沿途高速公路上看到的，飙车抢行、肆意鸣笛，大行其道即兴发挥，“慢车道”“快车道”“小心驾驶”“不要疲劳”这些标语沉默地维持着秩序，但又被视而不见，它们几乎不能抑制住由于生活快进導致的浮躁和虚无。最底层的人不敢相信，它们几乎认命的生活在高速路、公路的铺设下被延伸和扭转。
　　浮华的表象背后却是危机所在，何伟以19世纪美国城市扩张时期的情况与中国21世纪初的发展相对比：“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经济的提速带来生活的提升无可厚非，然而，如何历练与此相匹配的观念，如何在喧嚣的变革中重归原本平静的内心呢？
　　何谓一个成熟的人？他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也能对未来的前途有所期许，而对于当下的自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些同样适用于一个城市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