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因为江湖地位引发争执，双方掌门人相约比武，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这一事件顿时成为全港关注的焦点，各路媒体竞相报道。 《新晚报》更是别出心裁，顺势连载麾下两名干将撰写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白此，梁羽生、金庸横空出世，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时代。
　　金庸与梁羽生，一度被称为“金梁并称，一时瑜亮”。瑜和亮，比较是必然的。梁羽生与金庸年龄相仿，皆出生于书香门第，曾同在《新晚报》共事，武侠处女作又都是在《新晚报》连载……他们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彼此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却截然不同。曾几何时，两人的一次“论剑”被传得沸沸扬扬。始作俑者是梁羽生的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他评价金庸写武功有时过于离奇怪诞，并认为金庸在诗词的运用上功力欠缺，“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黄蓉)唱元曲’的妙事……”金庸自然不甘示弱，虽然自谦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但也不忘含蓄地回敬梁羽生： “小说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这次论战。谁也没有改变谁，但他们却改变了香港的电影屏幕。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作品纷纷被改编成电影，两人的名望如日中天，被共同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旗手。客观地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梁羽生的地位和影响是超过金庸的，因为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略胜于金庸。但就在双方“粉丝”热烈争论梁金到底谁是“一哥”时，梁羽生自己却说：“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
　　众人大为惊诧，“亮”竟然主动承认不如“瑜”!梁羽生坦诚地说，他以前对金庸的批评只代表他本人，但不能因为他不喜欢什么就不允许别人喜欢，他同样主张百花齐放。他又补充道：“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我在情节安排上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金庸善于吸收西方文化，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多年以后，梁羽生与金庸一起参加了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席间有人把他称作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梁羽生再一次提到金庸：“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当之无愧。”金庸连说不敢当，并称梁羽生古典文学的造诣远在自己之上，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也值得自己敬佩。私下里，他们又谈到当年的“笔仗”，金庸笑言，当时有点不服气，但转念一想，“难得是诤友”。说到此，“瑜”和“亮”彼此抚掌，哈哈大笑。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这是梁羽生为他和金庸的比较所做的结论。但是，关于他们的比较并没有就此结束。
　　1987年，梁羽生宣布“金盆洗手”，旅居澳大利亚，从此处于半隐居状态。而金庸呢，自创立《明报》后，在事业上成就斐然；其十几部武侠小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被改编电视剧次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封笔之后，金庸仍异常忙碌，修改原作、赴英国读博士等等，屡屡成为媒体的焦点，简直成了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典范，梁羽生却只是个偏安澳洲甘于寂寞的一介书生。到了21世纪，名义上梁羽生、金庸一直被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实际上金庸的名声和影响力已远在梁羽生之上。对此，梁羽生有何感想呢?2005年，梁羽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再次被问及自己与金庸的比较，他回答说：“他是国土，我是隐士。他奔走于海峡两岸，我祝贺他，但我不是这块材料。”与此同时，远在香港的金庸也时常在不同场合提及老朋友梁羽生。他曾开玩笑地说：“梁羽生这个人很古板，念书念得好，人很正派，他写东西喜欢讲求有根据。我们过去是同事，印象很深的是，他每天下午都喜欢买几两烧酒回公司喝，边吃烧肉边喝酒。”喜爱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溘然长逝，金庸惊悉噩耗，良久沉默。梁羽生下葬那天，金庸特地委托代表献上花圈，挽联上这样写着：悼梁羽生兄逝世，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自愧不如”，这是金庸的谦虚，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叹。金庸的笔下写过无数的大侠，但在他的心里，梁羽生的才学、正义、善良、淡泊名利不就是一种侠义的现实化身吗?金梁瑜亮，他们之间，不仅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怆，反倒有一种珠联璧合、惺惺相惜、难以割舍的友情。虽然梁大侠已经谢幕江湖，但他与金庸的友情却永远化不开，也值得我们瞻仰和学习。
　　编辑　陈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