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存在短短8年，有1100多位学生奔赴前线
　　中国抗战的历史里，西南联合大学是个特别的存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所组成的这所流亡大学，历经战火而弦歌不辍，寄托了全国人民的希望。而西南联大的学子中，也有一批特别的人，他们主动弃文从武，放弃后方相对安定的生活，奔赴抗日第一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谱写了一曲救亡图存的悲壮战歌。

原始森林边训练的汽车兵

　　“北大校园内有一块石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是比照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旧址上的原碑1∶1复制的。碑的背面镌刻着抗日战争期间从军的834名学生的姓名，其中就有我父亲黄枬森的名字。那上面，还有他的妻兄、我的舅舅王蜀龙以及许多他们熟悉的同学。父亲生前只要路过石碑，都会驻足细看，久久地抚摸碑上斑驳的字迹，向我讲述当年的往事。”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黄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黄枬森是四川富顺人，1921年出生。21岁时，他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大二时转入哲学系。他读大三那年，国民党政府发出“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报名截止前一天，学校请一些著名教授做动员，有冯友兰、闻一多、潘光旦等，每个人都讲了一二十分钟。闻一多先生的讲话特别打动我父亲，他说士大夫阶级平时不流汗，战时不流血，只有工农大众平时流汗，战时流血。而现在工农士兵在战场上拼命，与敌人血战，他们的生活也十分悲惨，吃不饱，穿不暖。知识分子参加到军队中，能改变战士的素质，改善工农士兵的待遇。何况大敌当前，男儿当挺身报国。”于是，黄枬森报名参军。
　　“入伍后，我父亲被编入炮兵第207师，军衔为二等兵，不久又被编入汽车兵第一团，乘飞机前往印度兰姆伽受训。”那是黄枬森人生中第一次乘飞机，而且坐的是运输机。机舱里没座位，学生们都站到窗边向外俯瞰。运输机发出巨大的轰鸣，伴随着清晨初升的朝阳，腾空而起进入云海，一直向西，飞过茂密的森林，越过银色的雪山。“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时，舱内温度骤然降低，中午时分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当我父亲他们走下飞机时，全身已冻得像冰块，两耳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从汀江，这批学生又坐了4天4夜的火车，才到了集训地兰姆伽。
　　当时，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队的大本营和训练基地，黄枬森等联大学生每天在常规军事训练后进行驾驶训练。
　　军队的生活枯燥而单调，天气炎热，夜间蚊虫叮咬，休息不好，伙食也不好，但大家信念很足，都想早日掌握技术，奔赴战场。“后来全团迁到雷多进行高级训练，就是如何在战争中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运输任务。父亲他们的营房附近就是原始森林，道路本就复杂，教官们又专门建造了各种艰险道路。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在漆黑的夜里无灯行车。”
　　当这批学生兵终于完成训练时，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部队不再需要学生兵，全部遣散，或返校复学，或另谋职业，“父亲可以说是满怀希望而去，一腔失望而归，重新回到昆明读书。”
　　抗战胜利后，黄枬森跟随学校北上，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最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

浴血松山的翻译官

　　如果说黄丹父亲黄枬森的从军只是一场严酷的训练，那么，她的舅舅王蜀龙，从联大奔赴前线就是真正的浴血奋战了。
　　“我舅舅家里是四川富顺的盐商，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舅舅17岁时，就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王蜀龙曾写文章回忆过新入校上课的情形：在陈岱孙先生讲授的经济课上，突然下起大雨。因为屋顶是简陋的铁皮，雨声震耳，无法继续听讲。陈岱孙慢慢地，故意非常庄严沉重地，在黑板上一笔一笔描出4个尺长大字——“停课赏雨”。
　　王蜀龙读大二时，美国不断向中国增派空军、陆军部队和后勤人员，深入各级营房所在地，与中国官兵并肩战斗，因此需要大量的英语翻译人员。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是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1943年11月，我舅舅在昆明志愿报名参军。他在译员培训班里接受了6个星期的培训，就跟随中国远征军出发了。”
　　这个“译员培训班”里，任课教师都是联大教授或军方高层，除了必需的英语，还讲授美国史地、外交礼仪、气象、航空常识等内容。当时培训出来的，都是翻译官，隶属于国民政府外事局，授上尉军衔。
　　虽说只是翻译，王蜀龙也奔赴过滇西战役的最前线——松山战场。
　　当时，远征军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向盘踞在滇西的日本占领军发起围剿。日军占据松山山顶的要地，居高临下拼死顽抗，中国军队攻势虽猛，却因山势险峻，气候恶劣，屡屡受挫。异常惨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中国军队才收复松山。
　　刚参加完松山战役，王蜀龙就患上了疟疾。一天晚上，他开始感到浑身发烫，后来变成打寒战，不管盖多少条军毯也无济于事。第二天早上，他被送进了野战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
　　“1945年4月14日，包括我舅舅在内的100名上尉翻译官，忽然接到一份紧急命令，要乘飞机去美国执行一项特别军事任务，但究竟去做什么，上级对他们是保密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消息披露出来，说本来联军总参谋部制定了一项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我舅舅他们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去的。”但很快，日本投降，中国赴美人员的任务也随之终止。
　　“我舅舅后来先是在美国一个空军基地待了一段时间，退伍后结婚、生子。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他多次回国探亲。早些年，他们留在美国的战友、同学，还经常聚会，近几年，故去的人越来越多，我舅舅也已九十高龄。今年5月他过生日，还穿着当年的军装照了一张相片发给我们，身姿笔挺，风采不减当年。”

近300位从军学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王蜀龙、黄枬森，都是联大从军学子的典型代表。西南联大从成立之初，就从来不缺热血男儿。
　　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1月1日，学校正式开课。战火很快南来，12月13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失陷，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愤怒又悲痛的学生们立刻要求上前线保家卫国。
　　当时，校方要求参战学生“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但还是有学生未经登记，回到沦陷区，艰苦抗战。
　　熊向晖、许焕国等人，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熊向晖后来成了蒋介石爱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物理系学生熊大缜、地学系学生李广信等，从长沙出发，到山西投身八路军，利用自己的理科知识，开展地雷战……
　　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中缅印战场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在政府的号召下，联大学生更是踊跃参军。校务委员会三位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的孩子们，在这方面，也堪称表率。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从南开退学，考入中央航校，当了空军飞行员，淞沪战役时殉国，年仅26岁;蒋梦麟的儿子蒋任渊是协助美军的翻译官，曾去印度兰姆伽受训;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1943年自愿报名从军，1944年，正在联大读书的梅贻琦二女、三女也报名入伍。
　　参军入伍的人里，有九死一生者。比如毕业于联大外文系、后成为著名诗人的穆旦。1942年，正在联大外语系当助教的他年仅24岁，投笔从戎，被分在杜聿明的部队里。那一年，滇缅战场失利，穆旦亲历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撤退。他们翻过野人山，在原始森林里穿行，沿途经历了洪水、毒虫、疟疾等，白骨遍野，死伤累累。
　　在疾病与饥饿的折磨下，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穆旦从“地狱中生还”，走到了队伍的集结地印度。他后来绝口不提当年的痛苦经历，但为此写下了很多壮烈的诗，其中一首叫做《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带着战争的创伤最终回国，也有的联大学生，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从联大考入巫家坝空军航校的12名飞行员中，有5名阵亡烈士。戴荣钜，气象系学生，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王文，机械系学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殉国;先修班的吴坚、机械系的崔明川、物理系的李嘉禾，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系别、不同职务、不同年月牺牲的学子……
　　如今，他们以及他们的故事，都只剩下一个个名字，刻在冷冰冰的纪念碑上。据不完全统计，联大8年，共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除了碑上的这834个名字，还有近300名从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采访回来当天，黄丹将王蜀龙九十大寿的那张军装照发给《环球人物》记者，望着他笔挺的身姿、壮志不老的神情，终于明白童颜鹤发的他为何依旧那么英姿飒爽——他的背后，是一代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