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便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有一条明确表示：“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之所以要定这个公约，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儿童权利普遍没有受到充分的保 护。
　　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从近期一系列的诸如“携程事件”、“沅江弑师案”、以及“红黄蓝事件”中可以看出，其儿童保护之路仍任重道远。
　　从90年代开始，原本儿童保护有限的美国，儿童受虐案例在不断减少。从1992年到2006年，儿童身体受虐待的案例减少了48%，从1990年到2000年，性虐待减少了53%。整个治理过程中，美国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努力避免师生之间的战 争。
　　“老师们有着非常良好的教育意图，但他们在教室里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对这些意图形成了阻碍，逐渐破坏了他们当初入职时的理想”。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却遭受挫败。和孩子的冲突可能从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尤其当老师遇到不能安静坐着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时，尽管也知道这是孩子的天性）。由于老师很少接受過理解孩子问题行为背后动机方面的培训，而希望得到理解的是人的天性，所以会使用貌似能够理解孩子行为的标签，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做法。通常他们会把孩子称为：不成熟、懒惰、消极攻击、爱做白日梦、天生兴趣不广等，这些标签其实并不能解释孩子的行为，只不过是描述行为而已。”
　　虽然老师和孩子之间存在“战争”，但有一点我们不可忽略，那就是老师代表成人，而孩子仅是儿童。老师或多或少应该接受了一定的培训，了解孩子的行为动机，应试图学会正确的管理孩子，想方设法去避免与孩子的“战争”。
　　但是现如今，大部分老师（越是低龄儿童的老师越明显）仍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裁决和处理孩子的行为，以免“爆发混乱”。但往往越是如此，情况会越适得其反，很多孩子非但不与老师的管理“合作”，反而变得更具挑衅性。老师在这种对抗中，也开始逐渐提高了自己对于权力和威信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于学生利益的兴趣，那么悲剧就由此发生。
　　鲁道夫·德雷克斯表示，一旦老师变得充满愤恨、沮丧、恼火时，他就不再是一名领导者和教育者，而变成了一个“战斗的人”—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威信和优越性而战。于是老师就可能对形势和自己的状况失去了理智判断，就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极端的后果。
　　同时，老师们又往往对自己的变化毫无察觉，仍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依旧是“为了学生好”，直到有反抗能力的沅江学生罗小杰用血淋淋的26刀，给出了作为学生的态度和答案。
　　抽文：一旦老师变得充满愤恨、沮丧、恼火时，他就不再是一名领导者和教育者，而变成了一个“战斗的人”—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威信和优越性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