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史记·管晏列传》，又翻阅了《晏子春秋》，其人其事生动有趣，充满智慧，其言行思想在今天也非常有镜鉴意义。
　　晏子生活的时代处在“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齐国自管仲死后，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导致政局长期不稳。晏子历经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为相，在他辅佐下，内政外交在列国中都处于强势地位，保持了数十年稳定。作为政治家，晏子有很多非凡之处，让后人所景仰。
　　晏子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商末周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越来越成为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晏子的言行思想很好地体现了民本思想。他在与晋国叔向的交谈中说道：“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因此他主张“先民而后身”。当一个人祝愿齐景公“使君无得罪于民”而引起景公不快时，晏子进谏道，如果君主有罪于百姓，将由谁来治呢？接着，他又问了一句，夏桀、商纣王是被君主杀的呢，还是被百姓杀的呢？向景公揭示了“国君有罪，民众治之”的道理。
　　晏子把重民愛民的思想很好体现在执政策略上。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征役无度是普遍现象。齐国是经济发达地区，奢靡之风尤盛，使百姓不堪重负。晏子经常劝谏景公，减轻百姓负担。齐景公好施刑罚，动辄杀人，他心爱的槐树被人碰伤了，捉的鸟被人吓飞了，工程未能如期完工，都要杀人。晏子则告诫景公应当“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灾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
　　晏子的政绩观也非常值得称道。晏子被派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齐景公听到很多关于晏子的坏话，就召他回来，免去他的职务。晏子说，请再让我去治理东阿，三年后保证你会听到很多好话。景公同意了。三年后，果然听到很多关于晏子的好话。景公又将晏子召回，准备给予奖赏，晏子拒绝了。他说，从前我治理东阿，为民众制定各种政策，结果刁民们憎恶我；提倡勤俭惩治偷盗，懒惰的人憎恶我；办案不庇护权贵，权贵们憎恶我；大王左右的人向我索求，不合法的我一概拒绝，大王左右的人憎恶我。所以里里外外的人都讲我的坏话。后来我改了，各种政策不去执行，刁民们喜悦；不提倡勤俭，不处罚偷盗，懒惰的人喜悦；办案专门庇护权贵，权贵们喜悦；对大王左右的人我有求必应，大王左右的人喜悦。三年后，里里外外的人都讲我的好话。本来我应该得到奖赏的，却得到处罚；本来应该得到处罚的，却要奖赏我。
　　在修身律己方面，晏子算得上榜样。他的住宅低矮简陋，连齐景公都觉得没面子，要赏他千金并且给他封邑，晏子拒不接受。晏子对国家贡献很大，齐景公要把女儿嫁给他，晏子又拒。有个从事手工的女子想做晏子的小妾，晏子却反省，自己身负治国重任，理应为民做主，却有女人前来投奔，说明自己一定有好色表现，行为上有不检点不端正之处。面对别人的劝说和嘲讽，晏子说道，我只是要以身作则，告诉各级官员凡事多为百姓考虑，如果我做得不好，怎么给其他官员作示范呢？惩治腐败官员怎能有底气呢？
　　齐景公养了三位勇士，他们勇力无比却不知礼义。晏子认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就设计杀了三人。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他劝谏景公要以礼治事，以礼治国。同时，他也在告诫人们要按礼法行事，就是让人们懂规矩、守纪律。
　　提到晏子，就不能不提到管仲。两人先后在齐国为相，管仲为齐桓公服务四十余年，晏子历经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服务五十余年，都是政坛“常青树”。两人在处理公事上、外交上都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许多错综复杂问题都迎刃而解。在举贤任能方面也都差不多，都能够为国家利益考虑，而不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但在私人生活方面，两人风格相反。管仲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同时也索取相应的报酬，他的富有程度比得上齐桓公。而晏子基本上摒弃物质享受，清廉节俭，克己奉公，在道德上起到了表率作用。
　　晏子的思想，有儒家的“仁政”、墨家的“兼爱”“尚贤”、道家的“少私寡欲”，而他生活的时代，比孔子还略早些，各家思想都尚未成形。晏子讲求实际，善于把思想主张转化为治国安邦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既是思考者，又是实践者，各家各派愿意和他“沾亲带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贤臣名相，晏子的思想言行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但他爱护百姓，重视民心，洁身自好，任贤用能，即便在今天，也大有可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