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有种东西与读书人格格不入，那就是世俗观念。
　　读书人向来自视甚高，有人总结说，读书人的通病，就是精神上优越感。
　　春风得意之时，他们是孔孟门生，满脑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一旦郁郁不得志，则摇身一变，立成黄老之徒或佛门香客，逃避现实，归隐江湖，以自身的“优越”来摆脱世俗的纠缠。然而反复挣扎中，他们大多不能如愿。
　　那么，读书人能否与世俗融合呢？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明末哲学家李贽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李贽早年考中进士，但官场甚不得意。他本是清高的读书人，不贪污，不受贿，大有海瑞之风，然而清高却使得他无力自支。
　　明朝皇帝试图以低薪养廉。当官的除要养活家人，还得自掏腰包雇请幕僚，所以为官者倘不贪污，几乎无法养家糊口和维持衙门日常运转。官员普遍贪污，在明朝已是公开的秘密。李贽不肯玷污士子品德，自寻出路：辞官另谋饭碗。他当起了某官员的私塾教师，从政的挫折经历，让他怀疑起孔孟之学的实用价值。审视朱熹，他发现“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但他的雇主，确是铁杆孔孟信徒，凡事讲究儒家标准，主张“仁”乃是“无我”境界。李贽反驳说：“吃饭穿衣乃人伦物理。”如此世俗观念，岂能为伪善的道学家所容？于是一纸辞书，李贽被雇主炒了鱿鱼。
　　两度失业的李先生终于遁入空门。然而，佛门净地也没能让他摆脱尘世喧扰，成为四大皆空的佛教信徒。他忘不了孝道，专程回乡厚葬先人；他抛不下妻儿，常与家人享受天伦。极度的矛盾中，他开始著书立说，以“异端”自称。其代表作有《焚书》和《藏书》。这书名自是耐人寻味：《焚书》意在此书早晚将付之一炬，《藏书》却预言：此书藏之深山，早晚要风行天下。由此可见，此时李贽的思想已由奇异渐趋偏激。这也许是他身后背负诸多骂名的重要原因吧。
　　有人说：李贽是个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既俗而又脱俗。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在孔孟主张的超功利主义的世界中，容不下李贽这样现实而又理智的人；在世俗人的纯功利世界中，却又容不下李贽这样清高自负的读书人。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只有遁入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