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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迟子建是一位很擅长将死亡作为文本创作中心的作家，即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诗级作品中，也表现出自己非同寻常的生死观、哲学观和宗教观等。鄂温克民族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他们对神灵的虔诚尊敬都通过他们对死亡的态度而有所体现，同时，又与迟子建对于生命的认知和女作家本身的女性意识相契合。本文将通过“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观点，结合鄂温克民族与迟子建两者对生死的理解，来探究其死亡书写背后的重要意蕴。
关键词：迟子建 天人合一 万物有灵 女性意识
迟子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入了文坛，开始了她的创作之旅，从《北极村童话》到《日落碗窑》，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这个生于中国最北端城市的女作家以其灵动而温暖的笔墨为冰雪覆盖的东北世界谱写了多曲动人心弦的生命之歌。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开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徐徐道来，讲述了鄂温克族人在面临民族悄退和爱情时表现出的顽强和勇敢。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族人。萨满是他们的信仰，驯鹿是他们最主要的动物，以驯鹿喜爱食物而搬迁、游猎。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鄂温克族人被迫不断迁移而造成驯鹿和人口的式微。在不断的迁徙中，他们遭受着严寒、猛兽、瘟疫以及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但他们不放弃生活，以大爱与命运殊死抗争，即使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弱小的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形成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便是鄂温克族人特有的文化内涵。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对自然的礼待，对一切物种生死的尊重，是最本质的文明体现。鄂温克族依靠着自然生存，自然对于他们不是以他者的形象存在，而是以同一的身份相互扶持。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场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之后，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父亲林克为了下山换取强健的驯鹿的药品在行走途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雷击而死，最后，请尼都萨满用传统的“风葬”形式将其安葬在高高的松树之上。这都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共同生死的表现，在他们眼里动物与他们是平等的，驯鹿甚至是有灵性的，对于每一个动物的生死都视以尊重。吃熊肉也是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切熊肉的刀，不管多么锋利，我们也要叫它“刻尔根基”，也就是“钝刀”的意思。自然赋予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来源，他们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产物之一，其他大自然的产物对他们来讲就像是一个母亲的其他孩子，同时，又以一颗敬畏之心面对这些“兄弟姐妹”，即使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迫使他们搬离自然去大城镇时，也要带着驯鹿，而又因驯鹿在用铁丝网拦起而被圈养不习惯，一部分人又带着驯鹿返回了自然，这就像“如果把萨满请下山，让他在哈尔滨给一个人做法，他一定做不了，因为这里不接天不接地，没有气场，没有灵性。可是在大自然里面，在青山绿水当中，神灵就会显现。在萨满崇拜的部落中，人们把每一株花每一棵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他们能听懂自然界说出的‘语言’。”这表明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自然不仅赋予了他们一切，也造就了鄂温克族的族性。
二.“万物有灵”的生死观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萨满一直贯穿于文本创作中，这和迟子建自幼生活在中国东北边陲北极村有着亲密的关系，在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一代的许多民族都有萨满教的存在，在这些民族里萨满其实就是神灵，他们无比遵守以萨满教文化为中心的生活，甚至，对于生死都形成了萨满教的生死观。“灵魂不灭”则是萨满教核心观念之一。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描写中，将死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類是人物主动迎接死亡，比如达西和他心爱的猎鹰奥木列的报仇之死、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的为救人主动赴死等;另一类是人物被动遭遇死亡，比如“我”的姐姐列娜在寒冷的迁徙之夜在驯鹿背上睡着而冻死、“我”的父亲林克在路过松林时被雷电击中而亡等等。这些死亡都看似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人物也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主动迎接、不惧死亡的状态，而这正是由于萨满教文化对鄂温克族人影响的结果。在萨满教文化里，认为灵魂是世界上各种物类都具有的，所以，即使死亡，但灵魂不灭，灵魂会以另外的形式在人死后表现。同时，在小说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死亡方式——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实巴交的金得在母亲伊芙琳的安排下娶了他不爱的杰芙琳娜，他在新婚当夜选择用上吊自杀的方式来反抗伊芙琳的家庭专制;“我”的儿子维克特因打猎时误杀亲兄弟安道尔而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深陷自责终日酗酒最后抑郁而死;“我”的画家外孙女依莲娜长期在山下的现代生活和山上的游牧生活之间摇摆不定，迷失了自我，她在经历了婚姻的打击后辞职回到山上重新画画，当画作完成，她选择在喝醉洗画笔时沉河自尽。这几例人物主动走向死亡的死亡叙事同样也充满了悲情的美感，金得的宁死不屈、维克特的内心自责、伊莲娜的痛苦绝望，都是因为他们毎个人心里都有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和对生存意义的自我坚持，一旦心中理想毁灭，他们就用主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迎接死亡的到来。在鄂温克人的心中，人的灵魂不死，死亡亦是另一种生的方式。金得三人选择自杀是与自我灵魂的和解，他们希望灵魂能在另一个世界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自然宗教，与佛教注重人的心灵世界不同，它更关注人的现实人生，追求的是如何更好的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目的。因而它很少有像其他非原始、现代宗教那种形而上精神层面的思考。受这种宗教观的影响，迟子建在进行死亡叙事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死亡背后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纵然死亡让人体会到了深切的痛苦，但迟子建还是留以生之从容，一如她的写作风格，从死之忧伤中发现一缕照亮生活的希望之光，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死亡背后透露出的温情。 三.女性意识
死亡基本出现在迟子建的每一部小说中，它就像是作者的母题，表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即以死亡看待生活的一切事物，以一个女作家温柔的品质书写死亡背后的另一种向度。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头，迟子建就选择了一位女性向我们讲述故事，这是一个以自然的清风雨露过了一生的女人，她将她的一生和命运依托与自然和她的民族，自然与民族是她一生的信仰。同时，这也是一个无名的叙述者，“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抑或说一个本来就在历史中无名的女性，讲述的正是一个少数族群即将无名的历史，一个“边缘族群的故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从这个鄂温克女人讲述的一个边缘族群悄然失落于主流历史视域之外的苍凉背影，折射出的正是她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和命运悲歌，她的自然与民族的悄退暗示着她的落寞，她将她的故事蕴藏在族群的历史中。如果说，叙事方式只能看到迟子建一点女性意识的话，那么，妮浩萨满的大爱则充分证明了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的特性——女性歌颂。妮浩萨满是一位女萨满，在成为萨满之前，她就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有爱她的丈夫，也有可爱的孩子。她原本可以同族里的所有女人一样过着合家欢乐的生活，但成为萨满的她，却要背负整个族群的责任，为人们消灾祈福。而往往承担责任的同时，她都面临的是与儿女的惨痛离别。她每一次成功作法救人都必须以自己亲生孩子的生命为代价，但她依然别无选择，她几个可爱的儿女就这样一个个死去，最后，她更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祈来大雨，扑灭了大兴安岭的大火。文本中作者设置的两个萨满其实正好表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同，尼都萨满作为一位男萨满时履行了萨满的普遍职责，但在对自己喜欢的“我”的母亲时，他还是有私欲的。而妮浩萨满作为一位女性，她不仅履行了萨满的职责，而且在面对要牺牲自己最爱的孩子们时，即使心里有一丝不情愿，但仍以她无私的大爱胜出。从两性萨满身上，表现出迟子建作为作家的同时，表现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的歌颂。
死亡书写的叙事形态在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但像迟子建一样将死亡书写作为文本创作中心的作家并不是很多。迟子建踏入文坛至今，并未受到任何一场文学潮流的影响，即使她经历了多次主要文学思潮，她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进行着自己的创作，始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抒写着生命的缺憾与美好、生存的辛酸与温暖、心灵的苍凉与和谐、命运的残酷与超越，将生命的存在状态及其价值意义，以充满诗意的温婉笔致呈现给读者。她对死亡书写的执着，源自于獨特的成长的环境和丰富的个人经历以及其接触的多样的宗教文化影响。她没有对死亡场景的恐怖式描绘，没有对死亡后世界的冰冷认识，而更多的是对死亡诗意的描写，对死者伟大精神的赞叹，更多的是通过死亡来表达自身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对人性的赞美，这种生死观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迟子建独特的死亡书写形式。
参考文献
[1]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03）：80-86.
[2]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2015（28）：89-93.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郭力.有关死亡的另一种表述——论迟子建创作中的死亡意识[J].文艺评论，2010（01）：55-59.
[5]田媛.萨满教对迟子建小说中死亡意识的影响[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01）：59-60.
[6]吴雪丽.女性视域下的族群悲歌——对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解读[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03）：93-97.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师范大学2018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YXJ538。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迟子建 天人合一 万物有灵 女性意识
迟子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入了文坛，开始了她的创作之旅，从《北极村童话》到《日落碗窑》，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这个生于中国最北端城市的女作家以其灵动而温暖的笔墨为冰雪覆盖的东北世界谱写了多曲动人心弦的生命之歌。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开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徐徐道来，讲述了鄂温克族人在面临民族悄退和爱情时表现出的顽强和勇敢。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族人。萨满是他们的信仰，驯鹿是他们最主要的动物，以驯鹿喜爱食物而搬迁、游猎。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鄂温克族人被迫不断迁移而造成驯鹿和人口的式微。在不断的迁徙中，他们遭受着严寒、猛兽、瘟疫以及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但他们不放弃生活，以大爱与命运殊死抗争，即使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弱小的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形成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便是鄂温克族人特有的文化内涵。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对自然的礼待，对一切物种生死的尊重，是最本质的文明体现。鄂温克族依靠着自然生存，自然对于他们不是以他者的形象存在，而是以同一的身份相互扶持。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场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之后，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父亲林克为了下山换取强健的驯鹿的药品在行走途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雷击而死，最后，请尼都萨满用传统的“风葬”形式将其安葬在高高的松树之上。这都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共同生死的表现，在他们眼里动物与他们是平等的，驯鹿甚至是有灵性的，对于每一个动物的生死都视以尊重。吃熊肉也是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切熊肉的刀，不管多么锋利，我们也要叫它“刻尔根基”，也就是“钝刀”的意思。自然赋予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来源，他们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产物之一，其他大自然的产物对他们来讲就像是一个母亲的其他孩子，同时，又以一颗敬畏之心面对这些“兄弟姐妹”，即使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迫使他们搬离自然去大城镇时，也要带着驯鹿，而又因驯鹿在用铁丝网拦起而被圈养不习惯，一部分人又带着驯鹿返回了自然，这就像“如果把萨满请下山，让他在哈尔滨给一个人做法，他一定做不了，因为这里不接天不接地，没有气场，没有灵性。可是在大自然里面，在青山绿水当中，神灵就会显现。在萨满崇拜的部落中，人们把每一株花每一棵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他们能听懂自然界说出的‘语言’。”这表明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自然不仅赋予了他们一切，也造就了鄂温克族的族性。
二.“万物有灵”的生死观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萨满一直贯穿于文本创作中，这和迟子建自幼生活在中国东北边陲北极村有着亲密的关系，在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一代的许多民族都有萨满教的存在，在这些民族里萨满其实就是神灵，他们无比遵守以萨满教文化为中心的生活，甚至，对于生死都形成了萨满教的生死观。“灵魂不灭”则是萨满教核心观念之一。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描写中，将死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類是人物主动迎接死亡，比如达西和他心爱的猎鹰奥木列的报仇之死、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的为救人主动赴死等;另一类是人物被动遭遇死亡，比如“我”的姐姐列娜在寒冷的迁徙之夜在驯鹿背上睡着而冻死、“我”的父亲林克在路过松林时被雷电击中而亡等等。这些死亡都看似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人物也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主动迎接、不惧死亡的状态，而这正是由于萨满教文化对鄂温克族人影响的结果。在萨满教文化里，认为灵魂是世界上各种物类都具有的，所以，即使死亡，但灵魂不灭，灵魂会以另外的形式在人死后表现。同时，在小说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死亡方式——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实巴交的金得在母亲伊芙琳的安排下娶了他不爱的杰芙琳娜，他在新婚当夜选择用上吊自杀的方式来反抗伊芙琳的家庭专制;“我”的儿子维克特因打猎时误杀亲兄弟安道尔而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深陷自责终日酗酒最后抑郁而死;“我”的画家外孙女依莲娜长期在山下的现代生活和山上的游牧生活之间摇摆不定，迷失了自我，她在经历了婚姻的打击后辞职回到山上重新画画，当画作完成，她选择在喝醉洗画笔时沉河自尽。这几例人物主动走向死亡的死亡叙事同样也充满了悲情的美感，金得的宁死不屈、维克特的内心自责、伊莲娜的痛苦绝望，都是因为他们毎个人心里都有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和对生存意义的自我坚持，一旦心中理想毁灭，他们就用主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迎接死亡的到来。在鄂温克人的心中，人的灵魂不死，死亡亦是另一种生的方式。金得三人选择自杀是与自我灵魂的和解，他们希望灵魂能在另一个世界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自然宗教，与佛教注重人的心灵世界不同，它更关注人的现实人生，追求的是如何更好的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目的。因而它很少有像其他非原始、现代宗教那种形而上精神层面的思考。受这种宗教观的影响，迟子建在进行死亡叙事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死亡背后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纵然死亡让人体会到了深切的痛苦，但迟子建还是留以生之从容，一如她的写作风格，从死之忧伤中发现一缕照亮生活的希望之光，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死亡背后透露出的温情。 三.女性意识
死亡基本出现在迟子建的每一部小说中，它就像是作者的母题，表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即以死亡看待生活的一切事物，以一个女作家温柔的品质书写死亡背后的另一种向度。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头，迟子建就选择了一位女性向我们讲述故事，这是一个以自然的清风雨露过了一生的女人，她将她的一生和命运依托与自然和她的民族，自然与民族是她一生的信仰。同时，这也是一个无名的叙述者，“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抑或说一个本来就在历史中无名的女性，讲述的正是一个少数族群即将无名的历史，一个“边缘族群的故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从这个鄂温克女人讲述的一个边缘族群悄然失落于主流历史视域之外的苍凉背影，折射出的正是她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和命运悲歌，她的自然与民族的悄退暗示着她的落寞，她将她的故事蕴藏在族群的历史中。如果说，叙事方式只能看到迟子建一点女性意识的话，那么，妮浩萨满的大爱则充分证明了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的特性——女性歌颂。妮浩萨满是一位女萨满，在成为萨满之前，她就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有爱她的丈夫，也有可爱的孩子。她原本可以同族里的所有女人一样过着合家欢乐的生活，但成为萨满的她，却要背负整个族群的责任，为人们消灾祈福。而往往承担责任的同时，她都面临的是与儿女的惨痛离别。她每一次成功作法救人都必须以自己亲生孩子的生命为代价，但她依然别无选择，她几个可爱的儿女就这样一个个死去，最后，她更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祈来大雨，扑灭了大兴安岭的大火。文本中作者设置的两个萨满其实正好表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同，尼都萨满作为一位男萨满时履行了萨满的普遍职责，但在对自己喜欢的“我”的母亲时，他还是有私欲的。而妮浩萨满作为一位女性，她不仅履行了萨满的职责，而且在面对要牺牲自己最爱的孩子们时，即使心里有一丝不情愿，但仍以她无私的大爱胜出。从两性萨满身上，表现出迟子建作为作家的同时，表现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的歌颂。
死亡书写的叙事形态在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但像迟子建一样将死亡书写作为文本创作中心的作家并不是很多。迟子建踏入文坛至今，并未受到任何一场文学潮流的影响，即使她经历了多次主要文学思潮，她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进行着自己的创作，始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抒写着生命的缺憾与美好、生存的辛酸与温暖、心灵的苍凉与和谐、命运的残酷与超越，将生命的存在状态及其价值意义，以充满诗意的温婉笔致呈现给读者。她对死亡书写的执着，源自于獨特的成长的环境和丰富的个人经历以及其接触的多样的宗教文化影响。她没有对死亡场景的恐怖式描绘，没有对死亡后世界的冰冷认识，而更多的是对死亡诗意的描写，对死者伟大精神的赞叹，更多的是通过死亡来表达自身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对人性的赞美，这种生死观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迟子建独特的死亡书写形式。
参考文献
[1]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03）：80-86.
[2]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2015（28）：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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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力.有关死亡的另一种表述——论迟子建创作中的死亡意识[J].文艺评论，2010（01）：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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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雪丽.女性视域下的族群悲歌——对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解读[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03）：93-97.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师范大学2018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YXJ538。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