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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任命,有了一点公之于众的小波澜,各地的浙大校友会,纷纷发表公开信,对即将要任命的校长人选,表达自己的希望。校内的一些教授,也通过网络,表达类似的期冀。
有消息说,对已经透露出来的校长人选,很多浙大人感到不满。
但是,同在一个城市,杭州师大的校长离任,校内却出来了很强的挽留之声。
当然,无论挽留还是拒绝,大概都挡不住教育行政部门的决心。
该来的,肯定会来,该走的,一定要走。这些年,由于网络的存在,民意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多政府部门在做决策时,民意往往是一个不得已的参考因素。也有过既定的决策最后被民意冲掉的例子。
但唯独教育部门,无论民意怎样汹涌,反对声音怎样高,他们都稳坐钓鱼船。不仅不会考虑民意,而且内部如果有人考虑了民意,多了嘴,比如像复旦葛剑雄教授那样的人,多半还可能因此而出局。
不过,不管教育部门多么稳固,这不经意溜出来的对校长人选的民意杯葛,还是耐人寻味的。
其实,在民国时代,杯葛校长、赶走校长,基本上是教育界的寻常事。在国立学校,无论大中小学,都有这样的事。老浙大有,北大有,清华在1920年代,凡四赶校长,不管来头多大,换了谁都坐不稳。罗家伦挟党国之威,进驻清华,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被赶了出来。最后换了梅贻琦,才算做稳。没有人倒他了。梅贻琦自我解嘲说,这是因为他的姓讨巧,倒这个,倒那个,没有人愿意倒霉(梅)的。其实,他的不倒,是跟他一贯的人品和做事能力有关。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也参与过倒校长张干的运动。
民国时代,国立学校的校长任命,也是由政府决定的。但学校的师生可以倒校长,部分是因为师生有权利。
例如,清华教授会议决定学校的所有大事,校长只是一个执行者,到今天,我们看清华的教授会议记录,连聘哪个做教授、给多少工资这样的事,都由教授会议决定。所以,一旦教授们不喜欢某个校长,校长也就只能走路,如果不走路,校长就没法做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时的校长脸皮比较薄,如果校内那么多学生和教授都反对他,即使教育部支持,他也不好意思再干下去。
例如,1920年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校长杨荫瑜虽然背后有教育部长章士钊的力挺,章士钊甚至为此将支持学潮的女师大教授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给免了,但学生和教授们闹大了,她也只好辞职。
当然,最后一个原因是,学生和教师对闹学潮没有什么忌惮,不高兴就闹了,不怕什么。有的时候,其实未必是校长不对,但也依然可能被闹走。反过来,学生闹的时候,教师不支持,最多也就是被开除了事,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继续上学就是。那个时代,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当年都是以闹事出名的“闹学生”。
民国时代,学校不多,中学生已经算知识分子了。漫说大学,就是中小学,政府任命校长,一般都得考虑各方面的民意,再三斟酌。即便如此,上任之后,稍有差池,就会遭遇“倒风”,人都有脸面,一旦被倒掉了,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学校里总是风潮不断,对学校当然也不是好事。
以清华为例,梅贻琦上台,局面稳定了,学校才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清华也才有了后世之名。否则,无论怎么折腾,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留美预备学堂,今天的新东方而已。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行政单位,决定校长去留的,都是负责单位的“专利”。学校的师生,漫说操心,连操心的心都没有。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做法,领导为自己决定一切,一般不会对领导决定的人选有任何的异议。即使有异议,也只能留在肚子里,私下聊聊,都有风险。
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林建华步入浙江大学学位授予仪式现场
但是,改革开放了,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师生们可以在博客、微博和微信上就自己学校的事说点什么。况且,大学也收费了,按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计算,有的大学和专业的收费还不低。同时,学校也需要校友的资助,阔气的校友,动辄捐个几千万。对于学校来说,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情于理,校友的意见也该考虑。
但是,现今的学校,虽然说好像也改了不少,在管理体制上,却还是过去那一套。无论大中小学,校长都是上级主管单位任命。尤其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校长从来都是“空降兵”,凌空飞下,跟学校里的师生基本上没有一点关系。顶多,会咨询几个特别资深特别牛的教授的意见。一般来说,这样的教授德高望重,但年老体衰,需要组织长年照顾,即使有意见,也不便直接表达。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有意见,也不会干扰组织的决定。多少年了,谁见过征求意见来了?那些意见如何,谁知道呢?既然没有人知道,组织想怎么,还不就怎么了。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一个单位的好坏、内部员工的感觉良好与否,跟单位首长关系密切,但能否赶上一个好领导,还是得撞大运,跟摸彩似的、跟阿甘吃巧克力一样。碰到碰不到,得看老天爷的了。
“不幸”的是,这年头,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有些人突然觉得,他们出了钱了,怎么就对校长的选择不能说话呢?也有些人觉得,我们也是公民呀,怎么连领导是谁,连咨询的权利都没有呢?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需要解释的是,校长不是总统,即使在西方,一般也不由选举产生。西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校长人选,不是师生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董事会和理事会决定的。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的人选,校内有较为强烈的反对声音,董事会和理事会也是需要重新考虑的。而且,董事会和理事会在决定校长人选的时候,一般都会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以及人选的社会评价。所以,一旦决定下来,被轰走的可能性并不大。
无论人们怎么千呼万唤,教育改革都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多少年了,别的领域都天翻地覆了,教育这一亩三分地,还是老样子。学校不是行政单位,如果衮衮诸公还想办教育,至少得尊重这个行业的一般规则:第一,上级行政部门不要像管一个下属单位一样管学校,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第二,校长权力不能太大,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学校的师生应该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第三,校长的任免应该由董事会和理事会决定,教育行政部门,不要赤裸裸地直接干预。
换校长的风波,仅仅是水面下巨大潜流所表现出来的一点涟漪。教育要改革,是全社会的呼声。有关部门,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有消息说,对已经透露出来的校长人选,很多浙大人感到不满。
但是,同在一个城市,杭州师大的校长离任,校内却出来了很强的挽留之声。
当然,无论挽留还是拒绝,大概都挡不住教育行政部门的决心。
该来的,肯定会来,该走的,一定要走。这些年,由于网络的存在,民意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多政府部门在做决策时,民意往往是一个不得已的参考因素。也有过既定的决策最后被民意冲掉的例子。
但唯独教育部门,无论民意怎样汹涌,反对声音怎样高,他们都稳坐钓鱼船。不仅不会考虑民意,而且内部如果有人考虑了民意,多了嘴,比如像复旦葛剑雄教授那样的人,多半还可能因此而出局。
不过,不管教育部门多么稳固,这不经意溜出来的对校长人选的民意杯葛,还是耐人寻味的。
为何民国时师生能赶走校长
其实,在民国时代,杯葛校长、赶走校长,基本上是教育界的寻常事。在国立学校,无论大中小学,都有这样的事。老浙大有,北大有,清华在1920年代,凡四赶校长,不管来头多大,换了谁都坐不稳。罗家伦挟党国之威,进驻清华,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被赶了出来。最后换了梅贻琦,才算做稳。没有人倒他了。梅贻琦自我解嘲说,这是因为他的姓讨巧,倒这个,倒那个,没有人愿意倒霉(梅)的。其实,他的不倒,是跟他一贯的人品和做事能力有关。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也参与过倒校长张干的运动。
民国时代,国立学校的校长任命,也是由政府决定的。但学校的师生可以倒校长,部分是因为师生有权利。
例如,清华教授会议决定学校的所有大事,校长只是一个执行者,到今天,我们看清华的教授会议记录,连聘哪个做教授、给多少工资这样的事,都由教授会议决定。所以,一旦教授们不喜欢某个校长,校长也就只能走路,如果不走路,校长就没法做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时的校长脸皮比较薄,如果校内那么多学生和教授都反对他,即使教育部支持,他也不好意思再干下去。
例如,1920年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校长杨荫瑜虽然背后有教育部长章士钊的力挺,章士钊甚至为此将支持学潮的女师大教授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给免了,但学生和教授们闹大了,她也只好辞职。
当然,最后一个原因是,学生和教师对闹学潮没有什么忌惮,不高兴就闹了,不怕什么。有的时候,其实未必是校长不对,但也依然可能被闹走。反过来,学生闹的时候,教师不支持,最多也就是被开除了事,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继续上学就是。那个时代,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当年都是以闹事出名的“闹学生”。
民国时代,学校不多,中学生已经算知识分子了。漫说大学,就是中小学,政府任命校长,一般都得考虑各方面的民意,再三斟酌。即便如此,上任之后,稍有差池,就会遭遇“倒风”,人都有脸面,一旦被倒掉了,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学校里总是风潮不断,对学校当然也不是好事。
以清华为例,梅贻琦上台,局面稳定了,学校才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清华也才有了后世之名。否则,无论怎么折腾,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留美预备学堂,今天的新东方而已。
教育这个行业的“一般规则”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行政单位,决定校长去留的,都是负责单位的“专利”。学校的师生,漫说操心,连操心的心都没有。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做法,领导为自己决定一切,一般不会对领导决定的人选有任何的异议。即使有异议,也只能留在肚子里,私下聊聊,都有风险。
但是,改革开放了,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师生们可以在博客、微博和微信上就自己学校的事说点什么。况且,大学也收费了,按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计算,有的大学和专业的收费还不低。同时,学校也需要校友的资助,阔气的校友,动辄捐个几千万。对于学校来说,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情于理,校友的意见也该考虑。
但是,现今的学校,虽然说好像也改了不少,在管理体制上,却还是过去那一套。无论大中小学,校长都是上级主管单位任命。尤其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校长从来都是“空降兵”,凌空飞下,跟学校里的师生基本上没有一点关系。顶多,会咨询几个特别资深特别牛的教授的意见。一般来说,这样的教授德高望重,但年老体衰,需要组织长年照顾,即使有意见,也不便直接表达。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有意见,也不会干扰组织的决定。多少年了,谁见过征求意见来了?那些意见如何,谁知道呢?既然没有人知道,组织想怎么,还不就怎么了。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一个单位的好坏、内部员工的感觉良好与否,跟单位首长关系密切,但能否赶上一个好领导,还是得撞大运,跟摸彩似的、跟阿甘吃巧克力一样。碰到碰不到,得看老天爷的了。
“不幸”的是,这年头,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有些人突然觉得,他们出了钱了,怎么就对校长的选择不能说话呢?也有些人觉得,我们也是公民呀,怎么连领导是谁,连咨询的权利都没有呢?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需要解释的是,校长不是总统,即使在西方,一般也不由选举产生。西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校长人选,不是师生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董事会和理事会决定的。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的人选,校内有较为强烈的反对声音,董事会和理事会也是需要重新考虑的。而且,董事会和理事会在决定校长人选的时候,一般都会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以及人选的社会评价。所以,一旦决定下来,被轰走的可能性并不大。
无论人们怎么千呼万唤,教育改革都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多少年了,别的领域都天翻地覆了,教育这一亩三分地,还是老样子。学校不是行政单位,如果衮衮诸公还想办教育,至少得尊重这个行业的一般规则:第一,上级行政部门不要像管一个下属单位一样管学校,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第二,校长权力不能太大,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学校的师生应该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第三,校长的任免应该由董事会和理事会决定,教育行政部门,不要赤裸裸地直接干预。
换校长的风波,仅仅是水面下巨大潜流所表现出来的一点涟漪。教育要改革,是全社会的呼声。有关部门,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