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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着平绥线张家口方向进犯山西。9月，山西天镇、阳高、大同等地先后失守，日军向内长城一带推进，进入雁门关一线防御阵地。这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行营移至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全省各军及全国援军，尽上晋北，有的在雁门关、茹越口和平型关一线战斗，有的在忻口修筑防御工事，紧张备战。而山西省城太原仅留陆军六十六师（警卫师）防守，日军随时都有可能侵入。为了确保万一，山西省国民政府决定将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转移到抗战后方……
当年，太原鼓楼街一带是山西省的金融中心，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以及实物准备库、西北实业公司、土货商场等机构都设在这里。这些银行和机构的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是山西的经济命脉，也是重要的抗战物资。为了确保这些重要物资万无一失，山西省国民政府决定将它们提前转移到抗战后方。转移工作由山西省国民政府秘书长王谦（王尊光）指挥，山西省银行协理及发行处主任常运文具体负责，驻太原的警卫师安排一个连的部队负责押送。
当时，我是陆军第六十六师（警卫师）二○六旅四三一团三营九连二排四班的一等兵，我所在的连队驻防在太原市北部的向阳镇。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中秋节之夜，日军战机与我空军在太原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我连奉命从向阳镇开赴太原小东门内路北的辎重兵营驻防，负责押运太原各银行等机构的重要物资到抗战后方。
当时我被分配到山西省银行这一组。在整个物资转移过程中，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的运送组织工作由各银行和物资管理单位负责，由其雇佣洋车夫，装运到东门外的火车东站货场，我们负责车辆货物的押运和保卫工作，通常是一名士兵押运一辆洋车。由于日军对太原的空袭无常，运送工作只能在下午6点以后到第二天早晨这段时间进行。一连干了整整三个晚上，才把所有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运送完毕。
后来据有关资料记载，我们转移金银和货币共计：银元3637674元、生金1390两、生银43841两、大洋196元、银辅币2463元、银元券5503400元、铜元14600吊，山西省有关银行未发行的钞票3000余万元。土货商场和实物准备库的物资数量不详。
10月1日早上8点左右，我在东站货场站台值勤，远远看见从北向南开来一列火车车头，一排排长王恒甫脚蹬在机车门口的脚踏架上，一身新的军装却沾满了油污和烟黑，神采飞扬地向我们招手。原来，太原各机关撤退时，局势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火车站也几近失控。各单位即便是找到车皮，抢不到火车头也走不了。据王排长讲，他在头一天下午就抢占到了这个火车头，控制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才开过来的。
上午11点左右，太原城内防空警报大作，急促的警报声划破长空，我们的专列立即开动。专列大约有十五六节车皮，因货物的性质不同，每节车上押运的士兵也不等。当时，从太原往北开的都是满满的兵车，我记得是川军李仙洲的部队；向南开的拉运的都是伤兵和难民。车厢顶、车厢外凡是能站人或能攀牵的地方都是人，火车行进的速度也很慢。太原东站内外也十分混乱，火车路经小东门外的时候，整个太原城外哀鸿遍野，一片荒芜。在小东门外的出口北边，一个40多岁的乡村妇女，双腿自大腿中间齐齐地被火车轮子轧断，躺在坡上痛苦地哭叫着。再往前走，由于同蒲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我看到公路上大部分是从北向南行走的难民。有的身着很好的衣服和鞋子，但因路不好走，一些女士把高跟鞋丢掉，换成普通的布鞋，男士把崭新的自行车也扔在了公路旁。
我们的专列到了赵城站后，副团长樊折桂突然出现在火车站，他到每一个车厢和大家热情地打招呼，我们的心里暖洋洋的。专列走走停停，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终点站运城。到站后，银行又雇了洋车夫把钞票、银元和物资等运送到盐池的大庙（关帝庙）里。当时的运城和太原一样，日军的飞机空袭不断，运送工作也只能在下午6点以后的夜间进行。我们押运货物必须经过运城的西城门。当时，运城西城门上靠外悬挂着一个木笼子，里面放着一个披头散发、血淋淋的人头，据说是一个汉奸的人头。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场景，但每个晚上都要无数次地路经这里。在运城期间，我们驻防在西大街路南一个大宅院内，每天还是轮流到关帝庙站岗、值勤，早上在运城的城墙上跑步，白天还是操练。我们还在驻地路南，一个空旷的大院内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坦克防御阵地的工事。
过了几天，我们接到命令，把一部分物资押运到黄河岸边的风陵渡。我们把物资通过火车拉到风陵渡火车站，再用洋车把物资运到黄河岸边的渡口后，准备用船只运往对岸的陕西潼关，再装车运到西安。可是，陕西省国民政府主席蒋鼎文只允许把金银等实物运往西安，山西省的纸币一律不准过黄河。无奈，上级只好派一部分人将金银等押送到西安市梁家牌楼36号的山西省银行西安办事处；纸币和其他物资又从渡口拉回了风陵渡车站。从渡口往风陵渡车站运送物资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们在渡口一直看守着把所有不能过河的物资都运到风陵渡车站，又驻防到黄河岸边的赵村，在那里分藏物资并看守。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奉命把钞票和剩余的物资搬运上火车，运回运城盐池的大庙里。在运城，我们奉命把所有钞票都烧掉了（据有关资料介绍，此次烧的是山西省有关银行未发行的3000余万元钞票）。当时，山西省银行印制的钞票质量特别高，据说是在德国印制的，纸质、图案都很好。1938年2月，也就是春节之后，我们所负责看守物资的几个单位奉命成立了随营办事处，各随营办事处根据省政府的安排，把所有的物资都分存蒲县、大宁、吉县、隰县和陕西的韩城等地。随后，营长张斌文通知我们护送物资的任务已经完成，上级命令做好开拔前的准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我们由风陵渡口车站乘火车北上，大约在下午5点左右到了临汾的土门镇（28日临汾失陷）。在土门镇吃过晚饭后，连夜向蒲县的黑龙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的追兵就跟着上来了。我连一面抵抗，一面保护迫击炮连。在蒲县城关的一块地里，我们给予翠屏山尾随而来的日军以重重轰击。随着后来我们投入吉县的人祖山阻击战，这项转移重要物资的任务才算划上句号。
当年，太原鼓楼街一带是山西省的金融中心，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以及实物准备库、西北实业公司、土货商场等机构都设在这里。这些银行和机构的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是山西的经济命脉，也是重要的抗战物资。为了确保这些重要物资万无一失，山西省国民政府决定将它们提前转移到抗战后方。转移工作由山西省国民政府秘书长王谦（王尊光）指挥，山西省银行协理及发行处主任常运文具体负责，驻太原的警卫师安排一个连的部队负责押送。
当时，我是陆军第六十六师（警卫师）二○六旅四三一团三营九连二排四班的一等兵，我所在的连队驻防在太原市北部的向阳镇。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中秋节之夜，日军战机与我空军在太原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我连奉命从向阳镇开赴太原小东门内路北的辎重兵营驻防，负责押运太原各银行等机构的重要物资到抗战后方。
当时我被分配到山西省银行这一组。在整个物资转移过程中，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的运送组织工作由各银行和物资管理单位负责，由其雇佣洋车夫，装运到东门外的火车东站货场，我们负责车辆货物的押运和保卫工作，通常是一名士兵押运一辆洋车。由于日军对太原的空袭无常，运送工作只能在下午6点以后到第二天早晨这段时间进行。一连干了整整三个晚上，才把所有金银、货币等重要物资运送完毕。
后来据有关资料记载，我们转移金银和货币共计：银元3637674元、生金1390两、生银43841两、大洋196元、银辅币2463元、银元券5503400元、铜元14600吊，山西省有关银行未发行的钞票3000余万元。土货商场和实物准备库的物资数量不详。
10月1日早上8点左右，我在东站货场站台值勤，远远看见从北向南开来一列火车车头，一排排长王恒甫脚蹬在机车门口的脚踏架上，一身新的军装却沾满了油污和烟黑，神采飞扬地向我们招手。原来，太原各机关撤退时，局势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火车站也几近失控。各单位即便是找到车皮，抢不到火车头也走不了。据王排长讲，他在头一天下午就抢占到了这个火车头，控制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才开过来的。
上午11点左右，太原城内防空警报大作，急促的警报声划破长空，我们的专列立即开动。专列大约有十五六节车皮，因货物的性质不同，每节车上押运的士兵也不等。当时，从太原往北开的都是满满的兵车，我记得是川军李仙洲的部队；向南开的拉运的都是伤兵和难民。车厢顶、车厢外凡是能站人或能攀牵的地方都是人，火车行进的速度也很慢。太原东站内外也十分混乱，火车路经小东门外的时候，整个太原城外哀鸿遍野，一片荒芜。在小东门外的出口北边，一个40多岁的乡村妇女，双腿自大腿中间齐齐地被火车轮子轧断，躺在坡上痛苦地哭叫着。再往前走，由于同蒲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我看到公路上大部分是从北向南行走的难民。有的身着很好的衣服和鞋子，但因路不好走，一些女士把高跟鞋丢掉，换成普通的布鞋，男士把崭新的自行车也扔在了公路旁。
我们的专列到了赵城站后，副团长樊折桂突然出现在火车站，他到每一个车厢和大家热情地打招呼，我们的心里暖洋洋的。专列走走停停，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终点站运城。到站后，银行又雇了洋车夫把钞票、银元和物资等运送到盐池的大庙（关帝庙）里。当时的运城和太原一样，日军的飞机空袭不断，运送工作也只能在下午6点以后的夜间进行。我们押运货物必须经过运城的西城门。当时，运城西城门上靠外悬挂着一个木笼子，里面放着一个披头散发、血淋淋的人头，据说是一个汉奸的人头。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场景，但每个晚上都要无数次地路经这里。在运城期间，我们驻防在西大街路南一个大宅院内，每天还是轮流到关帝庙站岗、值勤，早上在运城的城墙上跑步，白天还是操练。我们还在驻地路南，一个空旷的大院内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坦克防御阵地的工事。
过了几天，我们接到命令，把一部分物资押运到黄河岸边的风陵渡。我们把物资通过火车拉到风陵渡火车站，再用洋车把物资运到黄河岸边的渡口后，准备用船只运往对岸的陕西潼关，再装车运到西安。可是，陕西省国民政府主席蒋鼎文只允许把金银等实物运往西安，山西省的纸币一律不准过黄河。无奈，上级只好派一部分人将金银等押送到西安市梁家牌楼36号的山西省银行西安办事处；纸币和其他物资又从渡口拉回了风陵渡车站。从渡口往风陵渡车站运送物资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们在渡口一直看守着把所有不能过河的物资都运到风陵渡车站，又驻防到黄河岸边的赵村，在那里分藏物资并看守。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奉命把钞票和剩余的物资搬运上火车，运回运城盐池的大庙里。在运城，我们奉命把所有钞票都烧掉了（据有关资料介绍，此次烧的是山西省有关银行未发行的3000余万元钞票）。当时，山西省银行印制的钞票质量特别高，据说是在德国印制的，纸质、图案都很好。1938年2月，也就是春节之后，我们所负责看守物资的几个单位奉命成立了随营办事处，各随营办事处根据省政府的安排，把所有的物资都分存蒲县、大宁、吉县、隰县和陕西的韩城等地。随后，营长张斌文通知我们护送物资的任务已经完成，上级命令做好开拔前的准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我们由风陵渡口车站乘火车北上，大约在下午5点左右到了临汾的土门镇（28日临汾失陷）。在土门镇吃过晚饭后，连夜向蒲县的黑龙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的追兵就跟着上来了。我连一面抵抗，一面保护迫击炮连。在蒲县城关的一块地里，我们给予翠屏山尾随而来的日军以重重轰击。随着后来我们投入吉县的人祖山阻击战，这项转移重要物资的任务才算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