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两个小孩儿吹牛，一个说：“太平洋是我爸挖的。”另一个说：“死海是我爸杀的。”
　　这牛吹的！
　　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和父亲一起吹牛的事儿。我们玩的吹牛是一种扑克游戏，大小王能代替任何牌，真一手假一手地出牌。如果怀疑，可以翻底牌，是真的，就把对方的牌拿走；假的——牛皮吹破了，对方拿回自己的牌。谁先两手空空，就赢了。我常常输，倒不是因为父亲多会吹牛，而是我太多疑心，总要揭他的底牌，差不多都是真的，结果他赢了。
　　如果他这时说，别揭父亲的底牌，因为父亲对孩子不能作假的，也许我会记住，某一天写一篇文章。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玩这个游戏。
　　我唠唠叨叨地写过许多关于母亲的文章，但很少写父亲，分明有那么多故事，但喜欢收着藏着，一如父亲本身的内敛。
　　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没少让父亲“修理”。他基本不上用树条，亲自动手。常常是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打我的屁股。打得我肚子一挺一挺的，扯起嗓子嚎，父亲就歇下来。事隔多年，我已经忘记痛了，但是屁股忽然而来的热乎劲一直记得。
　　他教过一阵子小学，因为成分不好不让教了。本来就是农民，这个落差立刻被填平了，太多的事情要做，去修襄渝铁路。他会打铁，会码石墙，这两样都算是技术活儿。“我是铁匠！”他多少有些自豪，他还是石匠，据说当地有上好的青石，是做石臼的好料。逢上雨天，他叮叮当当地钻，时不时飞些火花。他还是木匠，还是篾匠，我喜欢他的刨子贴在木板上推过去，总有薄薄的刨花吐出来，很好看。他编竹器，我最欢那些篾白在怀里跳跃，有经有纬，他编织自如。
　　父亲热爱手艺，有一年他从大柿树上掉下来，落在松软的柴火上，捡回一条命，可肩膀脱臼了，用布带子挂着。他闲不住，去几十里外的镇上学油漆，他想当漆匠！
　　他不光是个手艺人，还喜欢文艺，当年偷偷摸摸地抄过《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我小时候看过，并不觉得动人。他叹息说：“小娃子只晓得认字，知道个啥？”他看了琼瑶的《一颗红豆》说：“写得好。”快七十岁时看汪曾祺的小说集，看得哈哈大笑说：“这个老汉好玩得很。”他喜欢那篇《受戒》，觉得和尚在庙里杀猪像是看戏。
　　他六十岁生日时，我打电话祝愿他，万寿无疆，一元复始。他说，前面一句就算了，后面一句如同数数字，多数几年也好。
　　他善酿酒，醇香绵长，我喜欢喝。每年回家坐定，要尝新酒，自然是不错的。他接过酒杯，也尝。母亲说：“你喝了好多，还尝啥呢？”他说：“甲申（我的名字）说的这个味儿，我以前咋没尝出咧？”
　　院边上有一株牡丹，植株高大。有一年他在下面做了一个鸡笼。我说：“袁枚说牡丹下面做鸡架是十大俗事之一。”他笑说：“牡丹晴天遮阴，雨天挡雨，鸡喜欢就好。”
　　有一年他病了，卫生所的医生每天来给打针。有一天医生因忙没来，他让我做这事。可这事我没做过，他说了动作要领，化了药水吸在针管里递给我。他解下裤带露出屁股，我用手按了酒精球，按他说的别扎在骨头上就行了，猛地一针扎下去，扎得他肚子一挺！这个情节与小时候他打我的屁股多么相似，一种快乐油然而生。我一忍再忍，没能忍住，笑了！
　　从此之后，他就不像从前那么高高在上，变得家常起来。我们管他叫“老掌柜”，我立刻升到“大掌柜”，弟弟升到“小掌柜”，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坐在一起，那个感觉像开会。
　　前两天，我在电话里说，老家那种叫老鸦扇的植物学名是鸢尾，那个叫八月札的，是木通的果实，安徽人管它叫野毛蛋，浙江人管它叫冷饭包。父亲乐了说：“浙江的这个叫法好。”
　　我跟父亲说：“我在网上搜到你的名字。”他问：“是不是我啊。”我说：“是啊，因为是我写出来的啊。”他乐了，说：“那不会错的。”
　　有时候，我想父亲不是用来抒情的，很多时候，父亲是用来叙事的。这样想时，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抒情。
　　（摘自《北京青年报》）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