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市场是世界资本市场中的一朵奇葩，各类怪象一直在挑战投资者的想象力。作为连续数年全球垫底的市场，被国内外投资者诟病颇多，其中尤以退市制度一直保持着“中国特色”，很多年没有与国际接轨的迹象。从任何角度说，连续五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退市，这是国外投资者难以想象的，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两大市场的退市率一直在6～8%。而A股市场长期都是一个有进无出，不能优胜劣汰、纳故吐新的市场，其未能起到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让资本市场社会融资和价格发现两大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不仅如此，在A股市场还出现了奇怪的“负激励”现象，即绩优蓝筹股无人问津，而各类垃圾股、绩差股、小盘股、重组股成为投资者吹捧的对象。A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其实，A股市场在建立之初就设立了上市公司退出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因为设计上标准不够细化，几乎未能发挥作用。比如，它要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就要退市，但上市公司即使出现连续两年亏损，也可以第三年通过和关联公司债务重组和非货币交易轻易完成目标，退市的门槛太低了；最初的退市规定中也有出现舞弊行为可以退市的规定，但因为规定的比较宽泛和模糊，可操作性极大，这项规定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在2004年和2012年也有相应的退市规定跟进，监管方一度表态对改革十分坚决，但最后往往都是声音大、雨点小，最终只是个别公司“象征性”退市，因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成为全球最安全长寿的上市公司，被国内外投资者讥讽为股市的“不死鸟”。
　　A股上市公司是如何变成“不死鸟”的？为何A股公司的“退市”如此之难？从根本上说它是制度上的弊病，即我国仍旧保留着对上市公司IPO的审批制，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审批制的出发点名义上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带来的寻租之手同样扰乱了资本市场，可以说，监管方恰恰是退市制度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从利益的角度说，如果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完善了，也就把寻租之手斩断了，因此，监管方客观上对完善退市制度是消极的。另一个利益相关方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把上市公司视为自身“政绩”之一，且上市公司往往是地方的纳税大户和提供就业岗位的大户，地方上市公司如果退市，不但会影响到地方形象，甚至对地方财政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所以地方政府宁可向上市公司提供各类补贴也要阻止上市公司退市。
　　A股市场的长期僵化和缺乏流动，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资源配置逆向化的现象。中国最优秀的公司往往不屑于在A股上市，而是青睐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大损失。另一个后果是，“壳资源”成为上市公司最紧俏资源，价格畸高，甚至一家企业上市公司的自有资产全部亏光，所有者权益归0时，其壳资源的价值仍然可以高达10亿元以上。价格畸高的“壳资源”让各类垃圾股可以招摇过市，垃圾公司即使连年亏损也不会“寿终正寝”，真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表面上，壳资源的高估值是因为退市制度不完善，但实际上是因为审批制造成的上市成本过高，推高了壳资源价值。如果中国上市公司IPO从审批制转为国际上通行的“注册制”，IPO成本大幅降低，“壳资源”可能最多只值几百万元。
　　不久前，中国的退市制度再次启动，沪深交易所均发布了退市“征求意见稿”，这次可能是玩真的。首先，是在退市标准上更为细化了，以前对上市公司造假行为相当宽容，最多罚款了事。比如，南纺股份在2006年～2010年间连续5年造假，虚构利润3.4亿，只被证监会罚了50万，这种处罚确实有些滑稽。但新法规明确规定，只要发现上市公司舞弊，上市公司将面临停牌退市的厄运。另一个重大规定是，为了防止舞弊公司“一退了之”，对于集体诉讼问责制度进行了明确，让舞弊退市的上市公司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否则不能全身而退。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一个基本教训的是，即使付出其他方面的成本，最好也要把法律、法规明确化、细则化，尽可能减少人为操作和判断的空间，彻底断绝利益相关者的寻租机会。
　　仔细分析“征求意见稿”，个人认为，虽然征求意见稿已经在“具体化”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比如在财务指标上的细化。但某些规定仍然存在“宽容”和操作空间的问题，比如，审计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要连续两年出现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才暂停上市，这显得过于宽容，因为这两种意见类型一般可以反映上市公司有舞弊嫌疑，无需给一年的风险警示期，让上市公司有时间做侵害投资者利益的事情。另外，对于上市公司被交易所三年内谴责三次要退市的规定，也存在着寻租的空间，因为主动权在监管方手中。除了那些细化的财务指标外，对上市公司是否退市的裁决权应该交给投资者而不是监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