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烂书榜”夹杂在一众“好书榜”、“销量榜”
　　之中出现。甫一出现，甚至比好书榜还吸引眼球。
　　
　　在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正式启动之前，书评人刘明清的《我眼中的“2010年度烂书榜”》正式发表。图书市场的繁荣下是人们对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也催生了诸如“烂书”的横行，甚至可能进入到“好书”排行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折射出社会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的某种错位与混淆。
　　
　　好书、烂书并驾齐驱
　　
　　2010年的图书市场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自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总结和排行。“2010年度烂书榜”正是夹杂在一众“好书榜”之中出现的。也许是大众对于太多罗列溢美之词的排行榜感到麻木和厌倦，“烂书榜”甫一出现，舆论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一系列针对出版、阅读的埋怨甚至恼怒，趁此机会一泄而出。
　　“烂书榜”的作者刘明清，试图使自己站在一名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表达意见。为此，他特别强调，虽然该榜单的提出曾经参阅过部分媒体和网络的评论，但仅代表他个人的阅读情趣和观点。不过，刘明清并非普通读者，他的社会身份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副社长，也就是说，他对当下图书市场的质疑与批评，包含着作为亲历者之一的某种反思。因而，从刘明清所提出的“烂书榜”中，人们可以对当下的阅读生态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
　　“出版界每年出版的图书中，真正具有文化传播、文明传承意义的好书恐怕不会超过1000种；恐怕绝大部分，要么是重复出版，要么是平庸出版，甚或是垃圾图书。即使是那些被称为‘好书’中的部分，在我看来也属于烂书一类。”刘明清提出，有必要将那些貌似好书的“烂书”罗列出来，让读者加以评判，这样做，不仅能够提升读者的鉴赏力，也可以给出版人提个醒，“出烂书误人误己”。
　　
　　榜上常客不乏畅销书
　　
　　综合近年的烂书榜，共同特点之一是文化红人、畅销热书纷纷入选。刘明清的“2010年度烂书榜”中，郭敬明、郎咸平、刘墉等在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都赫然在目。
　　那么，是不是制作“烂书榜”的机构或者个人故意对畅销书找茬呢？对此，刘明清明确强调了自己选择“年度烂书”的标准。他认为，一般的平庸书、垃圾书、错误百出的书，都够不上烂书的标准。只有那些貌似好书，甚至获得好评，但内容陈腐、见解肤浅，甚至带有欺骗性质的书，才属“烂书”范畴。他说：“达到我所谓‘年度烂书’标准者：1.属于烂书；2.当年出版(以版权页为准)；3.烂书中的佼佼者，造成不良影响显著者。”郭敬明的《临界·爵迹》位列“烂书榜”首位，刘明清这样表述它的入选理由：“高产青春作家的一本名为奇幻、实为混乱的作品。尽管出版后依然出没在畅销书榜单中，却已经有强弩之末的迹象。当然最糟糕的是本书仍然一如他以往作品那样无任何品位和文学力量。”其余九本图书的入选理由，同样尖锐，毫不留情。
　　畅销书同时被归入烂书行列，畅销书作者难逃商业炒作的裹挟……图书市场一片繁荣的景象，并不能掩盖背后的尴尬，而“烂书榜”的公布，将这种尴尬更为清晰具体地呈现了出来。
　　
　　出版人维护阅读生态
　　
　　公布“烂书榜”是对某些出版社唯商业是从的抵抗，同时，也对读者在阅读心理上的盲从性提出了警示。著名出版家俞晓群曾经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出版人出版畅销书无可厚非，但是，商业不能成为出版的唯一目的，出版人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理念。
　　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贩卖文化的出版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出版被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企业，图书被视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导致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这种商业化思潮，催生了大量以好书面目出现、实际毫无文化价值可言的所谓畅销书的出现。这类图书深刻地影响着整个阅读生态，甚至扭曲了评价图书质量优劣的标准。
　　如果文化离开了出版的反哺，它还有很多的存活形式；反过来，如果出版离开了文化的正确轨道，那它肯定是要死掉的。出版一旦走向低俗，就是对人类文明和主流文化的挑战，也是对出版人良心的挑战。
　　出版人的良心对一个时代的阅读生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烂书榜”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拷问出版人的文化良心。读者有权利错误评价一本书的好与坏，但是，作为专业的图书出版者，不应当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果出版人的判断或者选择仅仅是基于商业的考虑，那便越发显得可鄙。
　　推荐好书的活动是维护阅读生态的正面力量，同样，“烂书榜”的存在也是一种另类的推动力。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其理想的结果都应当唤起某种反思，从而真正促进图书出版的健康发展，给阅读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