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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八九月份的企业主“跑路”、“跳楼”高潮之后，温州城很快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此次危机中逃跑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作为一个典型性人物，已经回归生产，他的眼镜生产线已部分复工。他立志，生产自救，并且在短时间内制定了实现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案。
当地企业主们对此次危机中政府的救市表现较为满意，“政府出台的系列维稳政策很快消除了恐慌，透一下气，企业就缓过来了。当然，政府其实应该更早一些出手。”
他们所称的“维稳政策”指的是温州市政府在该次救市中的一揽子政策。
“但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接下来要看年关的那一关能不能过得去。如果年关过不去，再一次爆发，那就比较麻烦了。”距离年关不到3个月，温州的很多企业已经在为年关做准备，包括还贷问题、续贷问题以及工人的工资问题等等，他们都必须要提前考虑了。
在政府层面，一位浙江省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目前，该省所涉部门已经全部派员下企业摸底调研，一方面了解企业的融资情况，另一方面也了解政策的落实到位情况。
政府救市
在此之前，温州城曾一度陷入了恐慌，人心惶惶。
自4月开始，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多元投资失败、赌博欠债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因此而跑路。随后，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
至8月，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扩散，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因为老板胡福林跑路上街讨薪，震动了温州市委市政府。
据悉，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他的信泰集团是当地的眼镜业龙头企业，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5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组织召开了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尽出于此。例如，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等。
隔天，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沈奎正因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从22楼纵身跳下。
愈演愈烈的跑路、跳楼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0月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
此时，温州至少已经有80名老板因无力偿还高息贷款而跑路躲债，至少两名中小企业老板自杀。
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他提出，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事实上，确实是因为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企业主的跑路和跳楼。7月以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贷款规模开始缩减。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越来越趋紧。
制鞋企业老板虞龙所在的龙湾区最早出现跑路现象，其中，不乏他的朋友。当然，他的企业经营良好。站在企业的角度，他认为，“有些事情银行要跟企业协商解决，不能把企业的贷款马上停掉，那样谁也受不了。本来钱还掉以后，你再贷给它，它的运转就正常了，不贷，那肯定只有死掉。”
他认为，从温州目前的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只要给它贷款，不抽资、不压贷，没有几个会死掉的。
此次倒掉的企业大多因为多元投资导致的资金链断裂，例如房地产投资、担保公司的投资，甚至完全不做主业或者很少做主业，“如果专门做主业，一般不会断裂”。
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在与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上，瑞新集团董事长阮春道向总理反映，他们碰到的困难，是为信泰集团担保5600万。信泰的老板胡福林跑路，他们要偿还5600万的贷款。如果互保的企业有类似的事件再发生，企业是很难扛住的。
虞龙说，最可怕的正是企业之间的互保，即A企业为B企业担保，B企业为C企业担保，如果A企业出问题逃掉，B企业就要负责任，极易引发关联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一个企业倒掉，一片连着也倒下。
根据温州的官方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互保的企业之间将产生连锁反应，连片倒下，这意味着大量的银行坏账以及大面积的失业。
因此，在温州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应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的力度，还专门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政府的出手很快缓解了恶化的趋势。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温州中小企业，仍有争论，但如今看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温州的危机或能暂时度过。
“现在银行至少不会落井下石了，原来真的是落井下石。但雪中送炭很难，银行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风险。”虞龙说，温州企业本身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就很强的，这一点不用担心。
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可能吗？
在温州乐清市从事电器行业的老板赵庆峰看来，政府部门的前期重视仍然不够，“如果早一点介入，有些企业的资金链也许就不会断裂。”
今年6月，在企业主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时，本刊曾赴温州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调查。彼时，温州官方确实对民间的借贷风险以及接连出现的企业倒闭事件的生存困局未予足够重视。但事实上，从本刊采访获悉的信息看，当地的高利贷融资已经近乎疯狂（详见本刊今年第27期封面文章《疯狂的高利贷》）。
本刊相关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该文内容作了批示，责令银监会派调查组赴浙江深入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报告。
不久之后，因信贷危机引发的跑路、跳楼事件就开始愈演愈烈。
温州当地的一位企业主颇有些哀怨地说，当你看到这些担保公司和银行的人在疯狂地赚钱，就可以想见中小企业有多么难！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是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他呼吁，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双轨制的利率已经形成级差，民间的利率很高，银行的利率很低，差额太大了，肯定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张震宇建议，民间借贷很活跃、中小企业比较多、有市场化基础的温州，适合作为利率改革的试点。今年6月，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已经将相关方案递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但浙江省分行尚未将其上报总行。
根据官方的公开报道，此次危机发生之后，浙江省政府正抓紧会同浙江银监局、人民银行在浙机构，研究完善温州市政府递交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近期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这是温州继2002年成为中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后，重提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据悉，方案涉及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将温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到100家，以吸纳民间资金，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以及成立金融资产场外交易市场等，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温州金融和企业存在“两多两难”的特点：民资多(达1100亿元)、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达14万家)、融资难。因此，温州要推进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
他提出，要建立三个体系：为大批中小民企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为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搭建资金交易的市场体系；为防范风险而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这是从根本上防范债务危机的主要出路。
据悉，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温州期间，当地政府还专门向其提及了金融改革的方案。温州人因此对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
当然，从此次爆发的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看，金融体制问题仅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优胜劣汰问题。
“转型升级存在很大的难度。到底往哪个方向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技术问题、资金问题等等都制约着转型升级。”企业主赵庆峰认为，转型升级到底应该怎么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来引导，现在缺乏这么一个组织。在他看来，政府还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此次危机中逃跑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作为一个典型性人物，已经回归生产，他的眼镜生产线已部分复工。他立志，生产自救，并且在短时间内制定了实现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案。
当地企业主们对此次危机中政府的救市表现较为满意，“政府出台的系列维稳政策很快消除了恐慌，透一下气，企业就缓过来了。当然，政府其实应该更早一些出手。”
他们所称的“维稳政策”指的是温州市政府在该次救市中的一揽子政策。
“但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接下来要看年关的那一关能不能过得去。如果年关过不去，再一次爆发，那就比较麻烦了。”距离年关不到3个月，温州的很多企业已经在为年关做准备，包括还贷问题、续贷问题以及工人的工资问题等等，他们都必须要提前考虑了。
在政府层面，一位浙江省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目前，该省所涉部门已经全部派员下企业摸底调研，一方面了解企业的融资情况，另一方面也了解政策的落实到位情况。
政府救市
在此之前，温州城曾一度陷入了恐慌，人心惶惶。
自4月开始，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多元投资失败、赌博欠债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因此而跑路。随后，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
至8月，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扩散，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因为老板胡福林跑路上街讨薪，震动了温州市委市政府。
据悉，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他的信泰集团是当地的眼镜业龙头企业，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5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组织召开了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尽出于此。例如，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等。
隔天，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沈奎正因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从22楼纵身跳下。
愈演愈烈的跑路、跳楼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0月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
此时，温州至少已经有80名老板因无力偿还高息贷款而跑路躲债，至少两名中小企业老板自杀。
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他提出，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事实上，确实是因为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企业主的跑路和跳楼。7月以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贷款规模开始缩减。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越来越趋紧。
制鞋企业老板虞龙所在的龙湾区最早出现跑路现象，其中，不乏他的朋友。当然，他的企业经营良好。站在企业的角度，他认为，“有些事情银行要跟企业协商解决，不能把企业的贷款马上停掉，那样谁也受不了。本来钱还掉以后，你再贷给它，它的运转就正常了，不贷，那肯定只有死掉。”
他认为，从温州目前的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只要给它贷款，不抽资、不压贷，没有几个会死掉的。
此次倒掉的企业大多因为多元投资导致的资金链断裂，例如房地产投资、担保公司的投资，甚至完全不做主业或者很少做主业，“如果专门做主业，一般不会断裂”。
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在与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上，瑞新集团董事长阮春道向总理反映，他们碰到的困难，是为信泰集团担保5600万。信泰的老板胡福林跑路，他们要偿还5600万的贷款。如果互保的企业有类似的事件再发生，企业是很难扛住的。
虞龙说，最可怕的正是企业之间的互保，即A企业为B企业担保，B企业为C企业担保，如果A企业出问题逃掉，B企业就要负责任，极易引发关联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一个企业倒掉，一片连着也倒下。
根据温州的官方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互保的企业之间将产生连锁反应，连片倒下，这意味着大量的银行坏账以及大面积的失业。
因此，在温州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应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的力度，还专门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政府的出手很快缓解了恶化的趋势。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温州中小企业，仍有争论，但如今看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温州的危机或能暂时度过。
“现在银行至少不会落井下石了，原来真的是落井下石。但雪中送炭很难，银行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风险。”虞龙说，温州企业本身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就很强的，这一点不用担心。
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可能吗？
在温州乐清市从事电器行业的老板赵庆峰看来，政府部门的前期重视仍然不够，“如果早一点介入，有些企业的资金链也许就不会断裂。”
今年6月，在企业主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时，本刊曾赴温州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调查。彼时，温州官方确实对民间的借贷风险以及接连出现的企业倒闭事件的生存困局未予足够重视。但事实上，从本刊采访获悉的信息看，当地的高利贷融资已经近乎疯狂（详见本刊今年第27期封面文章《疯狂的高利贷》）。
本刊相关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该文内容作了批示，责令银监会派调查组赴浙江深入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报告。
不久之后，因信贷危机引发的跑路、跳楼事件就开始愈演愈烈。
温州当地的一位企业主颇有些哀怨地说，当你看到这些担保公司和银行的人在疯狂地赚钱，就可以想见中小企业有多么难！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是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他呼吁，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双轨制的利率已经形成级差，民间的利率很高，银行的利率很低，差额太大了，肯定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张震宇建议，民间借贷很活跃、中小企业比较多、有市场化基础的温州，适合作为利率改革的试点。今年6月，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已经将相关方案递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但浙江省分行尚未将其上报总行。
根据官方的公开报道，此次危机发生之后，浙江省政府正抓紧会同浙江银监局、人民银行在浙机构，研究完善温州市政府递交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近期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这是温州继2002年成为中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后，重提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据悉，方案涉及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将温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到100家，以吸纳民间资金，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以及成立金融资产场外交易市场等，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温州金融和企业存在“两多两难”的特点：民资多(达1100亿元)、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达14万家)、融资难。因此，温州要推进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
他提出，要建立三个体系：为大批中小民企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为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搭建资金交易的市场体系；为防范风险而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这是从根本上防范债务危机的主要出路。
据悉，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温州期间，当地政府还专门向其提及了金融改革的方案。温州人因此对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
当然，从此次爆发的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看，金融体制问题仅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优胜劣汰问题。
“转型升级存在很大的难度。到底往哪个方向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技术问题、资金问题等等都制约着转型升级。”企业主赵庆峰认为，转型升级到底应该怎么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来引导，现在缺乏这么一个组织。在他看来，政府还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