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十二月，一个疯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寒风刺骨，別人都在睡觉，他的夜生活才刚开始。他跑到皇宫外，叩着洪武门大喊大叫，自称是大明亲王，在逃难途中削发为僧，现在终于到了南京，请求面见皇帝。
　　这一异常举动很快引起守门官兵的注意，他们将和尚暂时收押，上报弘光帝。弘光帝也很纳闷，这到底是哪个亲戚？马上派人审问。
　　不问不知道，一问就露馅。和尚先说崇祯曾封他为齐王，后来说自己是吴王，折腾了半天，又改口说他是潞王的弟弟，封为定王。和尚上门诈骗，却连明朝究竟有哪些王爷都不知道。正当众臣错愕时，和尚说了一句让弘光帝极为警觉的话，“潞王恩施百姓，深得民心，该由他坐皇位。”
　　弘光帝和众臣见他疯言疯语，没一句话靠谱，立马下令大刑伺候，逼问其来历。和尚平时吃斋念佛，身子骨弱，哪受得了酷刑折磨，吓得赶紧实话实说：“小僧法号大悲，原在苏州出家，见天下大乱便装作皇亲国戚，想趁机捞一笔。”
　　大悲和尚脑洞大开，渴望“富贵险中求”，琢磨出夜叩宫门、冒充王爷这个昏着儿。审出如此荒诞的结果，也没有再追究下去的必要了，可兵部尚书阮大铖不同意，他早已磨刀霍霍，意图将罪名转嫁到政敌东林党人身上。
　　弘光朝廷的大权掌握在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所谓“奸党”手中，而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的恩怨由来已久。
　　其实阮大铖与“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是同乡，最早也是东林党的铁粉，但因不受待见而逐渐脱离了东林党的队伍。崇祯即位后清算阉党，郁郁不得志的阮大铖为了争取表现机会，就给皇帝上疏，揭露阉党罪行。
　　为保险起见，阮大铖写了两份奏章，一份专劾阉党，另一份指责东林党和阉党狼狈为奸，交给身在北京的好友杨维垣。杨维垣本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在不经意间插了朋友两刀——因自己与东林党人敌对，就将阮大铖的第二份奏章呈交上去。
　　结果东林党人很不爽，将阮大铖视为阉党余孽，列入“逆案”名单。倒霉的阮大铖在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几年，直到马士英把持大权，念及旧日恩情举荐他到南京为官。阮大铖因此对东林党人深恶痛绝，常说：“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
　　马士英也与东林党人素有嫌隙，他拥立福王时，东林党及复社成员心仪的人选正是大悲和尚口中的潞王。当时史可法在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这些肺腑之言后来被马士英当作要挟史可法的证据。弘光政权建立后，马士英拥策立之功，把持朝政，而史可法备受排挤，只好自请出朝，督师江北。
　　大悲和尚一案，阮大铖本想诬陷东林党、复社成员，花了几天时间捏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和“七十二菩萨”等名目，将之前有意拥立潞王的大臣一网打尽，堪比当年魏忠贤爪牙编写的《东林点将录》。
　　不过，马士英不愿招惹东林党，为避免事情闹大，赶在阮大铖之前将大悲和尚一案压下，以“妖言罪”将他处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