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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人文世家，却偏好蚊虫花草；
他，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搞起科研来却特别执著较真；
他，从小就不是一个优等生，却成为中国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功成名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入世”中的“出世”境界……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推动中国实验胚胎学迈向实验生殖生物学的先驱杨弘远。
浓烈兴趣本天成
杨弘远，祖籍长沙县青山铺，1933年3月25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大学一个教师之家。他可谓出身名门。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济学家、货币银行学专家、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国民军政府唯一不着军装而穿长袍马褂的上将。母亲袁昌英曾留学英、法，是第一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子，是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三女杰”之_，一度与冰心、卢隐、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等齐名。姐姐杨静远，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是一位知名翻译家。
杨弘远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全家曾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汉后，杨弘远才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良好的家风，动荡的岁月，历练了杨弘远在简陋的环境下、于简单的生活中自娱自学的习惯。
杨弘远从小就对动物有着浓厚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我就喜欢生物，乐山时期我家住在远郊，那里没有什么玩伴，我就去看小动物。”各种蚊虫蚂蚁都是他欣赏的“模特”。他可以趴在地上看蚂蚁，一看就是十几分钟。他善于观察，可以从鸡的一鸣一啄、一振翅一梳羽中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和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年幼的杨弘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斗蟋蟀、掏鸟窝、养蚂蚁、养鸡、被土蜂蜇……他一样都没落下。而正是和这些可爱玩伴的交集，把他引入了变幻莫测的生物殿堂。
上初中时，杨弘远继续顽皮。他自己曾坦言：我初中时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有一个假期，我天天到护城河边去玩，把沙子裹到身上，黑糊糊的，一玩就是一天，玩着玩着就忘了开学这回事，后来还因旷课被学校记了过。
杨弘远由于对功课不太用心，每次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而他对自己的爱好却特别沉迷，对生物更是“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猿猴。他从大量课外书籍中搜索到有关猿猴的描述，将其中关于各种猿猴的文字与插图摘抄下来，然后综合整理，编成《猿猴辞典》。他自我评价：“虽然价值不大，却也自得其乐。”
从此，“好奇”与“好学”陪伴着杨弘远终生。
笃定求索终不悔
1950年，杨弘远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贴近国家建设的工科是热门，大家的兴趣都放在学习大生产需要的实践技能上，父亲则希望他子承父业学经济，杨弘远却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瞄准了武汉大学冷僻的生物专业，并被顺利录取。当时，全系学生人数总共30多名，更有一个年级仅男、女学生各一名，且报考生物学的多是第二志愿，像杨弘远这样以第一志愿入学者微乎其微。由于不喜欢解剖台上解剖动物时血淋淋的场面，很快，杨弘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植物学上。
大学4年，为了致力于植物探究，杨弘远可以说是铁定了心，铆足了劲。
为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不被耽搁，杨弘远“斗胆”违背一年级学生都要下乡去参加土改的规定，而向学校提出和二年级学生一起到宜昌去做高山实习。虽然学校批准了，但后来杨弘远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就是傻乎乎的，怎么能不去搞土改呢？那可是出格的行为啊，要挨批评的！”就这样，杨弘远在自己心爱的专业里沉浸了4年。
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他怀着将青春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豪情壮志，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郑重地填写：第一志愿“高山勘察队”、第二志愿“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第三志愿“综合大学生物系”。结果被分配到本校本系担任助教工作。在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杨弘远义无反顾地走上教学岗位，从此和武汉大学生物系结下不解之缘。每周4次实验课，每次杨弘远都乐在其中。他还抽空自己做实验，阅读俄文版植物解剖学教材，看到新奇的内容，就摘译下来。
1955年夏，杨弘远被调到达尔文主义教研室（后更名为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教研室）协助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工作。
尽管当时杨弘远只能帮助收集翻译专业资料、旁听专家讲课和与研究生的谈话而与当研究生无缘，但他善于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用心观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他从苏联专家带来的大量俄文书籍中，意外看到一本《被子植物胚胎学》，从而引发了对探索植物有性生殖奥秘的浓厚兴趣。
同期，杨弘远还有幸得到一份人生最珍贵的收获：与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周嫦共事，志同道合，最终结为终生伴侣。
不料，当杨弘远与周嫦正打算在植物有性生殖研究领域大干一场时，一场来势汹涌的反“右派”斗争袭来。杨弘远的母亲袁昌英被划为“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监督劳动改造。杨弘远的父亲杨端六也因自身历史问题和老伴的处境而备受打击。杨弘远作为这个家庭出身的子弟，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处境可想而知。随后的两年间，杨弘远先后两次下乡，直到1962年才回校稳定开设植物胚胎学课程。
回校开课后，杨弘远激情高涨。给学生授课，每讲一遍就修改充实一次讲义与实验指导，力求在讲透基本内容外多向学生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在最后一次编印的教材中，杨弘远参考了167篇论文与专著，且大多是俄文与英文文献。
教学之余，杨弘远抓紧时间在科研上奋力拼搏，每年春夏进行田间实验，秋冬转入室内工作，先后在小麦、油菜、芝麻等作物上开展研究。最后，他选定受精生物学方面研究相对薄弱的芝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取得了进展。正是这项研究成果，成为了杨弘远科学道路上的一块奠基石。 一外国专家曾连连称赞杨弘远及其夫人：“You are not sheep（不做羊群）。”不模仿别人，这就是杨弘远。
德艺双馨启后人
受父母的无形影响和熏陶，杨弘远一生治学严谨。他自己曾这样总结道：当时母亲的写字台旁边有这样一副对联，即“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父亲也经常让我一章一章背四书五经，当时烦得很，后来长大了，觉得句句都是真理，而且越回味越有味道。可见，虽然未继承父母的事业，但他们的治学理念影响了杨弘远一生。
杨弘远将品格培养放在首位。他谢绝无关的活动，但对青年的要求，无论是一般的科普活动还是和同学们的思想交流，他总能做到有求必应。他曾连续多年在武汉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第一个讲话，作励志报告。他身体力行，培养学生的良好学风。学生的论文，他从来不把名字加在前面。他说，这是一名科研人员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和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谁做的贡献大谁的名字在前。对于学术界的剽窃、抄袭，他更是零容忍，曾亲自撰写了多篇文章予以抨击，强烈呼吁反对学风浮躁和学术腐败。
杨弘远经常以切身体会，和学生们交流治学成才之道。他不赞成“学海无涯苦作舟”，而欣赏“乐乃成功之道”，笃信学习的动力来自自身激情而非外在压力，倡导从自己的专业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特别告诫学子：“要防止急功近利的思想，要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做学问，做好学问。要不断改正错误，哪怕是小而又小甚至小到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
杨弘远注重教学上的“精耕细作”。他从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编撰《勤思集》，要求学生“让自学成为一种习惯”，并引用一位化学专家“3H3C”的名言寄语年轻学子：“Head，Heart，Hand；Clear，Clean，Clever”即：“头脑清晰，心无旁骛，动手灵活。”他认为，导师不可以权威自居，既要善于运筹帷幄，从战略高度指引学生在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也要勤于亲临火线，做好战役、战术的指导。
他曾说：“培养学生不能像放羊”，不能散漫不管，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每个学生都各有不同，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分别的指导，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区别对待，不能千人一面。几十年问，除为本科生上课之外，杨弘远只培养了18位博士和12位硕士，数量少质量却颇高，不少学生都已成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学科带头人。
杨弘远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自己要为更多的人创造成长的空间和环境。他年届古稀仍致力于科研，但当主持的重点项目在2001年结题后，他就坚决不再领衔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不再带研究生，而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特别是年轻人。面对他人的挽留，他再三解释：实验室已有了好平台，40多岁的中年人年富力强，我的知识有些陈旧，出出点子还行，但无需在第一线承担大项目。有一次，武汉大学评名师，杨弘远又被选上，但他竭力反对：“不能老是几张旧面孔，应该让年轻人上去。”
杨弘远一生豁达宁静，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坎坷，仍感恩社会，感慨自己和那些不幸的人比简直是“太顺了”。
杨弘远搞科研一丝不苟，生活却充满情趣。他笃信“花草树木亦有情”，与人合著的《赏花拾趣》以独特的视角，给原本单调的植物科普文章赋予了生命精灵的魅力，充满了对生命的至诚至敬。
杨弘远与夫人周嫦是一对学术伉俪，生活中相濡以沫，事业上共同攀高。他们的Email地址以hyyzc为名。杨弘远常说：“当年，我家在最艰难时，她毅然来到我身边。”周嫦常念叨：“我走后，唯一不放心的是弘远。”
1994年12月，周嫦不幸突患脑血栓。自己也受痛风症折磨的杨弘远在完成自己艰巨的科研课题的同时，1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右体瘫痪的老伴：求医，熬药，安慰，鼓励……使她用左手绘出一个崭新世界，焕发出“第二次青春”——能左手写一手端正美观的钢笔字，成为“左手临摹画家”。她写的《从容面对病残》《冬菊与宝石花——科学家讲故事》《龟兔赛跑三步曲》等先后出版。两位科学家应邀赴中国地质大学作专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却是两老执子之手呈真爱、皱纹之中释青春的感人故事。
2010年，杨弘远被发现身患晚期食道癌。他乐观镇定，笑对人生，早早地立下遗嘱：死后不在学校设灵堂，丧事从简，不愿意太多人来参加追悼会。
2010年11月18日，杨弘远平静低调地“走”了！
儿时率性，青年求索，中年奋发，老年旷达，可说是杨弘远一生的精辟诠释。
他，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搞起科研来却特别执著较真；
他，从小就不是一个优等生，却成为中国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功成名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入世”中的“出世”境界……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推动中国实验胚胎学迈向实验生殖生物学的先驱杨弘远。
浓烈兴趣本天成
杨弘远，祖籍长沙县青山铺，1933年3月25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大学一个教师之家。他可谓出身名门。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济学家、货币银行学专家、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国民军政府唯一不着军装而穿长袍马褂的上将。母亲袁昌英曾留学英、法，是第一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子，是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三女杰”之_，一度与冰心、卢隐、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等齐名。姐姐杨静远，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是一位知名翻译家。
杨弘远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全家曾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汉后，杨弘远才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良好的家风，动荡的岁月，历练了杨弘远在简陋的环境下、于简单的生活中自娱自学的习惯。
杨弘远从小就对动物有着浓厚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我就喜欢生物，乐山时期我家住在远郊，那里没有什么玩伴，我就去看小动物。”各种蚊虫蚂蚁都是他欣赏的“模特”。他可以趴在地上看蚂蚁，一看就是十几分钟。他善于观察，可以从鸡的一鸣一啄、一振翅一梳羽中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和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年幼的杨弘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斗蟋蟀、掏鸟窝、养蚂蚁、养鸡、被土蜂蜇……他一样都没落下。而正是和这些可爱玩伴的交集，把他引入了变幻莫测的生物殿堂。
上初中时，杨弘远继续顽皮。他自己曾坦言：我初中时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有一个假期，我天天到护城河边去玩，把沙子裹到身上，黑糊糊的，一玩就是一天，玩着玩着就忘了开学这回事，后来还因旷课被学校记了过。
杨弘远由于对功课不太用心，每次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而他对自己的爱好却特别沉迷，对生物更是“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猿猴。他从大量课外书籍中搜索到有关猿猴的描述，将其中关于各种猿猴的文字与插图摘抄下来，然后综合整理，编成《猿猴辞典》。他自我评价：“虽然价值不大，却也自得其乐。”
从此，“好奇”与“好学”陪伴着杨弘远终生。
笃定求索终不悔
1950年，杨弘远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贴近国家建设的工科是热门，大家的兴趣都放在学习大生产需要的实践技能上，父亲则希望他子承父业学经济，杨弘远却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瞄准了武汉大学冷僻的生物专业，并被顺利录取。当时，全系学生人数总共30多名，更有一个年级仅男、女学生各一名，且报考生物学的多是第二志愿，像杨弘远这样以第一志愿入学者微乎其微。由于不喜欢解剖台上解剖动物时血淋淋的场面，很快，杨弘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植物学上。
大学4年，为了致力于植物探究，杨弘远可以说是铁定了心，铆足了劲。
为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不被耽搁，杨弘远“斗胆”违背一年级学生都要下乡去参加土改的规定，而向学校提出和二年级学生一起到宜昌去做高山实习。虽然学校批准了，但后来杨弘远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就是傻乎乎的，怎么能不去搞土改呢？那可是出格的行为啊，要挨批评的！”就这样，杨弘远在自己心爱的专业里沉浸了4年。
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他怀着将青春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豪情壮志，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郑重地填写：第一志愿“高山勘察队”、第二志愿“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第三志愿“综合大学生物系”。结果被分配到本校本系担任助教工作。在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杨弘远义无反顾地走上教学岗位，从此和武汉大学生物系结下不解之缘。每周4次实验课，每次杨弘远都乐在其中。他还抽空自己做实验，阅读俄文版植物解剖学教材，看到新奇的内容，就摘译下来。
1955年夏，杨弘远被调到达尔文主义教研室（后更名为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教研室）协助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工作。
尽管当时杨弘远只能帮助收集翻译专业资料、旁听专家讲课和与研究生的谈话而与当研究生无缘，但他善于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用心观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他从苏联专家带来的大量俄文书籍中，意外看到一本《被子植物胚胎学》，从而引发了对探索植物有性生殖奥秘的浓厚兴趣。
同期，杨弘远还有幸得到一份人生最珍贵的收获：与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周嫦共事，志同道合，最终结为终生伴侣。
不料，当杨弘远与周嫦正打算在植物有性生殖研究领域大干一场时，一场来势汹涌的反“右派”斗争袭来。杨弘远的母亲袁昌英被划为“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监督劳动改造。杨弘远的父亲杨端六也因自身历史问题和老伴的处境而备受打击。杨弘远作为这个家庭出身的子弟，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处境可想而知。随后的两年间，杨弘远先后两次下乡，直到1962年才回校稳定开设植物胚胎学课程。
回校开课后，杨弘远激情高涨。给学生授课，每讲一遍就修改充实一次讲义与实验指导，力求在讲透基本内容外多向学生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在最后一次编印的教材中，杨弘远参考了167篇论文与专著，且大多是俄文与英文文献。
教学之余，杨弘远抓紧时间在科研上奋力拼搏，每年春夏进行田间实验，秋冬转入室内工作，先后在小麦、油菜、芝麻等作物上开展研究。最后，他选定受精生物学方面研究相对薄弱的芝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取得了进展。正是这项研究成果，成为了杨弘远科学道路上的一块奠基石。 一外国专家曾连连称赞杨弘远及其夫人：“You are not sheep（不做羊群）。”不模仿别人，这就是杨弘远。
德艺双馨启后人
受父母的无形影响和熏陶，杨弘远一生治学严谨。他自己曾这样总结道：当时母亲的写字台旁边有这样一副对联，即“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父亲也经常让我一章一章背四书五经，当时烦得很，后来长大了，觉得句句都是真理，而且越回味越有味道。可见，虽然未继承父母的事业，但他们的治学理念影响了杨弘远一生。
杨弘远将品格培养放在首位。他谢绝无关的活动，但对青年的要求，无论是一般的科普活动还是和同学们的思想交流，他总能做到有求必应。他曾连续多年在武汉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第一个讲话，作励志报告。他身体力行，培养学生的良好学风。学生的论文，他从来不把名字加在前面。他说，这是一名科研人员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和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谁做的贡献大谁的名字在前。对于学术界的剽窃、抄袭，他更是零容忍，曾亲自撰写了多篇文章予以抨击，强烈呼吁反对学风浮躁和学术腐败。
杨弘远经常以切身体会，和学生们交流治学成才之道。他不赞成“学海无涯苦作舟”，而欣赏“乐乃成功之道”，笃信学习的动力来自自身激情而非外在压力，倡导从自己的专业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特别告诫学子：“要防止急功近利的思想，要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做学问，做好学问。要不断改正错误，哪怕是小而又小甚至小到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
杨弘远注重教学上的“精耕细作”。他从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编撰《勤思集》，要求学生“让自学成为一种习惯”，并引用一位化学专家“3H3C”的名言寄语年轻学子：“Head，Heart，Hand；Clear，Clean，Clever”即：“头脑清晰，心无旁骛，动手灵活。”他认为，导师不可以权威自居，既要善于运筹帷幄，从战略高度指引学生在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也要勤于亲临火线，做好战役、战术的指导。
他曾说：“培养学生不能像放羊”，不能散漫不管，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每个学生都各有不同，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分别的指导，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区别对待，不能千人一面。几十年问，除为本科生上课之外，杨弘远只培养了18位博士和12位硕士，数量少质量却颇高，不少学生都已成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学科带头人。
杨弘远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自己要为更多的人创造成长的空间和环境。他年届古稀仍致力于科研，但当主持的重点项目在2001年结题后，他就坚决不再领衔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不再带研究生，而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特别是年轻人。面对他人的挽留，他再三解释：实验室已有了好平台，40多岁的中年人年富力强，我的知识有些陈旧，出出点子还行，但无需在第一线承担大项目。有一次，武汉大学评名师，杨弘远又被选上，但他竭力反对：“不能老是几张旧面孔，应该让年轻人上去。”
杨弘远一生豁达宁静，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坎坷，仍感恩社会，感慨自己和那些不幸的人比简直是“太顺了”。
杨弘远搞科研一丝不苟，生活却充满情趣。他笃信“花草树木亦有情”，与人合著的《赏花拾趣》以独特的视角，给原本单调的植物科普文章赋予了生命精灵的魅力，充满了对生命的至诚至敬。
杨弘远与夫人周嫦是一对学术伉俪，生活中相濡以沫，事业上共同攀高。他们的Email地址以hyyzc为名。杨弘远常说：“当年，我家在最艰难时，她毅然来到我身边。”周嫦常念叨：“我走后，唯一不放心的是弘远。”
1994年12月，周嫦不幸突患脑血栓。自己也受痛风症折磨的杨弘远在完成自己艰巨的科研课题的同时，1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右体瘫痪的老伴：求医，熬药，安慰，鼓励……使她用左手绘出一个崭新世界，焕发出“第二次青春”——能左手写一手端正美观的钢笔字，成为“左手临摹画家”。她写的《从容面对病残》《冬菊与宝石花——科学家讲故事》《龟兔赛跑三步曲》等先后出版。两位科学家应邀赴中国地质大学作专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却是两老执子之手呈真爱、皱纹之中释青春的感人故事。
2010年，杨弘远被发现身患晚期食道癌。他乐观镇定，笑对人生，早早地立下遗嘱：死后不在学校设灵堂，丧事从简，不愿意太多人来参加追悼会。
2010年11月18日，杨弘远平静低调地“走”了！
儿时率性，青年求索，中年奋发，老年旷达，可说是杨弘远一生的精辟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