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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宁官建筑群位于紫禁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慈宁官大佛堂即慈宁官后殿,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是嘉靖皇帝为其母蒋太后修建的起居之所。现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重修时的格局,为清朝太后、太妃等人的礼佛之所。大佛堂主供干漆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是紫禁城内唯一的汉传佛教寺院大雄宝殿,故又被俗称为“大佛堂”。按照宫廷礼制,皇帝“驾崩”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等就成为太后、太妃、太嫔,一般都要搬到慈宁宫养老。慈宁官建筑群内还修建了包括大佛堂在内的许多佛堂,主要为了慰藉和充实太后们的精神生活,供这里的主人们诵经念佛使用的。
1973年3月故宫博物院按照上级指示将慈宁官大佛堂全部文物,包括大量佛经、家具及其他宫殿的文物等共计2000多件拆迁至洛阳,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管理。之所以要从北京故宫慈宁官大佛堂调拨一批文物至洛阳支援白马寺,应与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的元代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彩绘泥塑像在“文革”初期被毁有关,而故宫慈宁官大佛堂中供奉的干漆彩绘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在之前又正好被误认为是元代作品。1983年国务院发布(1983)60号文件,确定开放一批全国重点寺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白马寺作为全国重点寺院名列其中。根据规定,白马寺由洛阳宗教局领导,实行僧人自主管理;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对留在寺院中的文物有监督、指导之责。1984年原来寺院的全部资产移交佛教组织,北京故宫博物院运来的文物除外。如今包括干漆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在内的部分珍贵文物仍然供奉在洛阳市白马寺中。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曾经在给中央首长的一封信中有过如下描述:“文革”期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要求到洛阳白马寺做佛事。当时白马寺的佛像及相关的器具均已在“文革”初期被毁,情急之下特请求故宫博物院支援。于是故宫就将慈宁官大佛堂中的物品作为急需调到白马寺。可见当时文物供奉于洛阳白马寺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国家珍贵的一级文物长期供奉在寺庙之中无疑对其保护是适宜的。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落实宗教政策将白马寺的管理权由文物部门转交给宗教部门,考虑到游人焚香礼佛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文物部门提出应将其归还给故宫博物院。但当地宗教部门以此事是李先念主席经办、没有李先念主席的批示不能移交作为口实,迟迟不肯归还。谢老为此特地托人带给李先念主席一封信,李先念主席接到信后批示“完璧归赵”,意思是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还给故宫博物院。中央统战部接到李先念主席批示后,立刻做出指示:“请将文物归还故宫,白马寺可重塑佛像,如果制作佛像的经费不足,中央统战部可以支持。”原本故宫文物是用来救急之用,现在时过境迁,做一组新像当然不再是什么问题。更何况“佛即非佛,岂有新旧,于功德海,无物不受”,此中道理僧人也自然懂得。将来有一天,文物能回归将是一件大好事,故宫慈宁官大佛堂的原状不仅得以恢复,还可以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古代建筑与室内陈设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室内陈设的古代建筑就像是一座空壳,让人很难了解其中承载的历史信息;而脱离古代建筑的室内陈设,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其文物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2015年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洛阳藏故宫大佛堂文物金铜佛像》出版,图录选取慈宁官大佛堂金铜佛像近400件,图片1000多张,另外还有大量的当年文物拆运之前室内照片,均极为珍贵,可以说是一套研究慈宁官大佛堂文物具有资料性的重要书籍,也多少弥补了一些古代建筑与室内陈设分家的缺憾。《洛阳藏故宫大佛堂文物金铜佛像》图录共计四卷,8开精装本。前三卷为金铜佛造像,佛像多采用几个角度进行拍摄,最大可能记录了文物包含的有价值信息。国家博物馆孙国璋老师对这套图书爱不释手,称赞不绝,尤其对图录中大量收录佛像背部、底部以及局部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这些照片都是研究者希望看到的东西,而过去一般图录却很少能够做得到。第四卷收录的是当年搬运文物之前和搬运过程中的黑白老照片,好多涉及到慈宁官大佛堂文物摆放情况,这些照片对大佛堂原状恢复和读者了解当年的室内陈设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图录的前言部分,还分别收录了王莉萍《故宫慈宁官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述略》、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王子林《清宫佛堂》、孙德侠《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大佛堂文物拍摄缘起》以及王家鹏整理的《慈宁宫后殿原状大佛堂陈设档,1973年立》和《<呈慈宁官后殿佛堂珠石堂印奏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等两篇附录。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希望更多了解慈宁官大佛堂历史的读者非常值得一看的内容。
图录还配有文字说明,对每一件文物时代、产地、规格尺寸以及风格特点等都进行了描述。为了考虑读者对文物的传承历史的了解,文物名称不仅采用现在通用规范的叫法,同时也在注解中交待了当时拨交时档案资料上的名称。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检索使用,图录还收录了文物号,特别是括号中的参考号更为重要,可以用来登录故宫博物院电脑系统查询到原来该件文物的原始信息。清官大佛堂供奉的佛像不全是清官造办处制作,实际上清官作品仅仅是一部分,时代最早可以上溯到11世纪,其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都有。其中有32尊佛像带有清官黄条,清官制作的黄条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记录,内容有佛像的名称、来源及入宫收藏的时间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图录说明将这些黄条都逐条记录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32尊带有黄条的佛像没有一尊是出白于慈宁官大佛堂,原来都在其他宫殿供奉,之所以被裹带拨交给洛阳方面,是因为大佛堂在此之前是作为文物库房集中了许多其他地方的文物。清官保存有大量的陈设档案,是历年各宫殿陈设的点查记录,详细记录了宫殿中各种器物摆放位置、数量、质地以及移动等情况,是研究清官文物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至今没有发现慈宁宫及大佛堂清代陈设档案。慈宁官大佛堂虽然处在紫禁城中内,但作为太后、太妃们的住所,它们的地位与其他宫殿是有所不同的,换言之这里财产与属于皇家的财产是不完全相同的。自然清官也就无权或者说没有必要对这里的物件进行清点,而作为点查所用的凭证黄条及《陈设档》也自然不可能找到了。上述这些情况都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比如图137阿閦佛像(图一),洛阳方面的文物号是洛白10231,括号中的参考号故190812是故宫编排的文物号。根据参考号现在可以通过故宫电脑系统查询到在溥仪出官时这尊佛像是放在故宫南三所东院中,也就是说并非原来慈宁官大佛堂之物。这尊佛像上面仍然保留有黄条:“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收王住交利益番刑玛释迦牟尼佛”。嘉庆二十五年(1820)是佛像入藏清官的时间,但这件文物的时代明显早于清代。“番”指西藏,“刑玛”是藏语铜之意,番刑玛说明此像产自于西藏地区,这与造像表现的风格是一致的。黄条释迦牟尼佛是个笼统的称谓,从图录上看佛像左手托金刚杵、右手施降魔触地印,仰莲座下为束腰三角座正面开三壶门,两侧各浮雕一头大象,据此定名阿閦佛是准确的。
图87释迦牟尼佛(参考号洛白号10235,参考号故20222)是一件典型的喀尔喀蒙古17世纪制作的佛像(图二)。图录说明显示此像带佛龛,龛底墨题“东三层右三”。通过参考号查询故宫电脑系统得知,此像原来供奉在大佛堂明间一个大佛龛中,龛内有佛像十八尊,每尊又有自己的小佛龛。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巴扎尔,是17-18世纪漠北喀尔喀蒙古佛像艺术流派的创始人。这尊释迦牟尼佛像制作精良,五官端庄,体魄饱满,线条简洁自然流畅,属于喀尔喀蒙古早期制作的上乘作品。图录除此之外,收录的喀尔喀蒙古造像还有几尊,分别是图188(图三)、189(图四)、190(图五)等无量寿佛像,它们对应的参考号是故202440、故202620、故202619,均出自于慈宁官大佛堂。清官第一位入住慈宁宫的主人孝庄皇太后是一位蒙古族人,一生培养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君主,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考虑到与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时期和同族关系,推测这些带有喀尔喀蒙古风格的造像应当是出自于扎纳巴扎尔之手创作的重要作品。
当年在大佛堂西暧阁摆放一座楠木八方大塔,塔6米多,分三层十三级,开304个小佛龛,每个佛龛供奉一尊铜鎏金无量寿佛像,上刻“大清乾隆辛巳年敬造”款,图213收入的其中三尊(图六)。辛巳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乾隆皇帝生母崇庆皇太后(1692-1777)69岁生日,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习俗,铸造大量刻有辛巳年无量寿佛像,是取其吉祥谐音为皇太后祝寿所用。无量寿佛像身后置火焰纹中间镂空葫芦形背光,端坐在门四方台座上,台布从中间下垂,底座下缘刻带有干支纪年款。这种类型的造型,故宫还藏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大清乾隆庚子年敬造”、“大清乾隆庚戌年敬造”等刻款,庚寅年、庚子年、庚戌年分别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1780)和五十五年(1790),是用于乾隆皇帝59岁、69岁、79岁生日时祝寿制作的无量寿佛像。乾隆辛巳年造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这类造像,其与通常所见藏传佛教造像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背光和像座的处理上融入更多汉地造像元素,也是凝结了乾隆皇帝一片心意的产物,所以尤显其珍贵。在嘉庆、道光时期清官扎什伦布寺贡品中也见有此种类型的造像,但却没有刻款。如原存放于景仁宫中的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故00195136,藏二○二2/3),随像黄条书写“大利益扎什玛无量寿佛,进嘉庆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章甲(嘉)呼图克图”;另外还有一件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故00194558)随像黄条“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道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收许福喜交”。说明这种样式的佛像对西藏造像也产生过了一定的影响。这两件作品没有刻款,也不知其是不是专门给嘉庆和道光皇帝祝寿所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说明这种乾隆辛巳年创作的无量寿佛像,起码在道光时期祝寿活动还在使用。
图录中收入一尊银鎏金六世班禅像,当年拨交洛阳单据上的名称是宗喀巴像,故宫文物号一栏空缺。六世班禅即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西贝桑布,著名爱国宗教领袖。乾隆四十五年(1780)参加乾隆皇帝祝寿活动后,从热河来到北京,十一月二日因患天花圆寂于北京西黄寺。六世班禅带来的贡品中有一件宗喀巴像乾隆皇帝非常喜爱,曾下旨命人进行仿制;另外班禅生前乾隆皇帝还宣召江苏吴县著名画家陆灿进京为其画像。班禅圆寂之后,由是乾隆特别下旨按照六世班禅画像和宗喀巴像的样式制作银像。当年赶制出来的两尊银像一尊送到北京西黄寺作为举行纪念活动专用,另外一尊则安供在紫禁城雨花阁西配楼班禅影堂中。第二年(1781)又原样制作两尊,被送到承德分别供奉在须弥福寿之庙和避暑山庄无量寿殿中。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北京故宫南部成立古物陈列所,分别将热河(承德)行宫及其园林物品、奉天(沈阳)故宫等地20万件文物调拨过来交由古物陈列所统一集中保管,两尊六世班禅银像也在其中并一起回到北京故宫。对照故宫藏故六世班禅唐卡画像,这尊六世班禅银像与之非常接近,均为四方大脸,浓眉、隆准、厚唇,其中眼睛最有特点,眼角呈弧形似鱼尾样向上挑起,透露出一种愉悦心情,非常生动传神。由于其他三尊六世班禅银像已经找到下落,并与之比较无论是规格还是样式都完全一样,所以可以证明其也是当年制作的四尊六世班禅中的一尊。由于北京西黄寺的银像,起码在嘉庆五年之前就被移送到北京雍和宫供养,现仍在雍和宫陈放展出,而供奉在紫禁城班禅影堂中的六世班禅银像以及承德供养的另外一尊银像现在均收藏于北京故宫,所以图录中的这尊银像尽管参考号已丢失原始数据很难再查到,但仍能说明其是来自于承德的另外一尊。
第四卷涉及到慈宁宫大佛堂文物摆放情况的照片,绝大部分是大佛堂明间干漆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未移动之前的图片。它们均为明代作品,但社会上多传其为元代。早在1973年文物运抵洛阳之前,文物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定论。在大佛堂文物准备运走前夕,“为了建制比较详细而科学的档案,取得有关原始资料”,经请示批准,特对大佛堂内干漆夹芝三世佛像和十八尊罗汉像进行了开脏。这次开脏会同了当时故宫博物院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同参加,严格“按照一般装脏规律,由佛像底部将装脏板启开,依次取出全部装脏物品,然后将脏板再按原样封闭。脏内物品已于现场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了照相、登记”。“廿一尊佛像,脏内所装物品基本相同。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以黄纸板印‘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版’、‘顶严真言咒’‘胜住咒’等经包裹,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天地轮’。另有小铜镜一面,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瑚等物若干,带有红、白绢缝制的心、肝、肺形物金质脏器一份,烟、红、绿、白、黄色云纹或云鹤纹,云团龙暗花缎各一卷。其空隙处填有棉花”。在脏板内部还有墨笔书写的造像的名称和摆放方位(见1973年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慈宁宫后殿十八罗汉三世佛开脏工作报告》)。能仁寺即黄纸板所印大能仁寺的前身,原遗址在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和兵马司胡同之间相连的一条胡同内,此胡同以寺命名为能仁胡同。寺院在“文革”初期被毁,1984年9月又遭火灾,使仅存的五间正殿付之一炬,如今能仁胡同也在城市改造中消失。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述“大能仁寺,元延祜六年建。”(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2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或许是这组干漆夹纻佛像被传成元代作品的根据。但实际上最初寺名中并没有“大”字,大能仁寺名是明朝洪熙皇帝敕赐的。关于这一点,胡滢在明正统九年重修大能仁寺碑记中记述得很清楚。碑文:“京都城内有寺日能仁,实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寺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善大国师智光居之。”(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80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由于能仁寺到明初才改叫大能仁寺,而黄纸板上既然印有“大能仁寺”字样,则证明它们制作的年代只能是明代。大能仁寺到清初则被改为道观,虽然寺名一直被保留,但寺内陈放的这组干漆夹芝造像却被移到紫禁城慈宁官大佛堂中。当年大佛堂中室北墙做了一整块彩绘壁板墙,将三世佛像背光镶嵌在其中结为一块整体;东西两墙前放置长条束腰须弥座,上面摆放十八罗汉像。1973年拆卸佛像背光时,彩绘壁板墙被拽扯得七零八落。如今为了举办雕塑馆展览,大佛堂内重新进行装修,脱落的壁板彩绘墙才被重新复位。由于三世佛像仍在洛阳白马寺供养,其背光留出的空缺就在墙壁上形成三块葫芦形的大疤痕。东西墙前的长条须弥座当年是与罗汉像一起运走的,不过在大殿两侧墙壁和地面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须弥座留下的印迹。2016年大佛堂作为故宫雕塑馆的一部分即将对外开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此地参观游览,顺便寻觅一下当年留下的些许踪迹。(本文配图佛像现藏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责任编辑:阮富春)
1973年3月故宫博物院按照上级指示将慈宁官大佛堂全部文物,包括大量佛经、家具及其他宫殿的文物等共计2000多件拆迁至洛阳,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管理。之所以要从北京故宫慈宁官大佛堂调拨一批文物至洛阳支援白马寺,应与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的元代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彩绘泥塑像在“文革”初期被毁有关,而故宫慈宁官大佛堂中供奉的干漆彩绘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在之前又正好被误认为是元代作品。1983年国务院发布(1983)60号文件,确定开放一批全国重点寺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白马寺作为全国重点寺院名列其中。根据规定,白马寺由洛阳宗教局领导,实行僧人自主管理;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对留在寺院中的文物有监督、指导之责。1984年原来寺院的全部资产移交佛教组织,北京故宫博物院运来的文物除外。如今包括干漆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在内的部分珍贵文物仍然供奉在洛阳市白马寺中。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曾经在给中央首长的一封信中有过如下描述:“文革”期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要求到洛阳白马寺做佛事。当时白马寺的佛像及相关的器具均已在“文革”初期被毁,情急之下特请求故宫博物院支援。于是故宫就将慈宁官大佛堂中的物品作为急需调到白马寺。可见当时文物供奉于洛阳白马寺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国家珍贵的一级文物长期供奉在寺庙之中无疑对其保护是适宜的。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落实宗教政策将白马寺的管理权由文物部门转交给宗教部门,考虑到游人焚香礼佛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文物部门提出应将其归还给故宫博物院。但当地宗教部门以此事是李先念主席经办、没有李先念主席的批示不能移交作为口实,迟迟不肯归还。谢老为此特地托人带给李先念主席一封信,李先念主席接到信后批示“完璧归赵”,意思是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还给故宫博物院。中央统战部接到李先念主席批示后,立刻做出指示:“请将文物归还故宫,白马寺可重塑佛像,如果制作佛像的经费不足,中央统战部可以支持。”原本故宫文物是用来救急之用,现在时过境迁,做一组新像当然不再是什么问题。更何况“佛即非佛,岂有新旧,于功德海,无物不受”,此中道理僧人也自然懂得。将来有一天,文物能回归将是一件大好事,故宫慈宁官大佛堂的原状不仅得以恢复,还可以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古代建筑与室内陈设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室内陈设的古代建筑就像是一座空壳,让人很难了解其中承载的历史信息;而脱离古代建筑的室内陈设,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其文物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2015年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洛阳藏故宫大佛堂文物金铜佛像》出版,图录选取慈宁官大佛堂金铜佛像近400件,图片1000多张,另外还有大量的当年文物拆运之前室内照片,均极为珍贵,可以说是一套研究慈宁官大佛堂文物具有资料性的重要书籍,也多少弥补了一些古代建筑与室内陈设分家的缺憾。《洛阳藏故宫大佛堂文物金铜佛像》图录共计四卷,8开精装本。前三卷为金铜佛造像,佛像多采用几个角度进行拍摄,最大可能记录了文物包含的有价值信息。国家博物馆孙国璋老师对这套图书爱不释手,称赞不绝,尤其对图录中大量收录佛像背部、底部以及局部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这些照片都是研究者希望看到的东西,而过去一般图录却很少能够做得到。第四卷收录的是当年搬运文物之前和搬运过程中的黑白老照片,好多涉及到慈宁官大佛堂文物摆放情况,这些照片对大佛堂原状恢复和读者了解当年的室内陈设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图录的前言部分,还分别收录了王莉萍《故宫慈宁官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述略》、王家鹏《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王子林《清宫佛堂》、孙德侠《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大佛堂文物拍摄缘起》以及王家鹏整理的《慈宁宫后殿原状大佛堂陈设档,1973年立》和《<呈慈宁官后殿佛堂珠石堂印奏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等两篇附录。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希望更多了解慈宁官大佛堂历史的读者非常值得一看的内容。
图录还配有文字说明,对每一件文物时代、产地、规格尺寸以及风格特点等都进行了描述。为了考虑读者对文物的传承历史的了解,文物名称不仅采用现在通用规范的叫法,同时也在注解中交待了当时拨交时档案资料上的名称。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检索使用,图录还收录了文物号,特别是括号中的参考号更为重要,可以用来登录故宫博物院电脑系统查询到原来该件文物的原始信息。清官大佛堂供奉的佛像不全是清官造办处制作,实际上清官作品仅仅是一部分,时代最早可以上溯到11世纪,其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都有。其中有32尊佛像带有清官黄条,清官制作的黄条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记录,内容有佛像的名称、来源及入宫收藏的时间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图录说明将这些黄条都逐条记录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32尊带有黄条的佛像没有一尊是出白于慈宁官大佛堂,原来都在其他宫殿供奉,之所以被裹带拨交给洛阳方面,是因为大佛堂在此之前是作为文物库房集中了许多其他地方的文物。清官保存有大量的陈设档案,是历年各宫殿陈设的点查记录,详细记录了宫殿中各种器物摆放位置、数量、质地以及移动等情况,是研究清官文物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至今没有发现慈宁宫及大佛堂清代陈设档案。慈宁官大佛堂虽然处在紫禁城中内,但作为太后、太妃们的住所,它们的地位与其他宫殿是有所不同的,换言之这里财产与属于皇家的财产是不完全相同的。自然清官也就无权或者说没有必要对这里的物件进行清点,而作为点查所用的凭证黄条及《陈设档》也自然不可能找到了。上述这些情况都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比如图137阿閦佛像(图一),洛阳方面的文物号是洛白10231,括号中的参考号故190812是故宫编排的文物号。根据参考号现在可以通过故宫电脑系统查询到在溥仪出官时这尊佛像是放在故宫南三所东院中,也就是说并非原来慈宁官大佛堂之物。这尊佛像上面仍然保留有黄条:“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收王住交利益番刑玛释迦牟尼佛”。嘉庆二十五年(1820)是佛像入藏清官的时间,但这件文物的时代明显早于清代。“番”指西藏,“刑玛”是藏语铜之意,番刑玛说明此像产自于西藏地区,这与造像表现的风格是一致的。黄条释迦牟尼佛是个笼统的称谓,从图录上看佛像左手托金刚杵、右手施降魔触地印,仰莲座下为束腰三角座正面开三壶门,两侧各浮雕一头大象,据此定名阿閦佛是准确的。
图87释迦牟尼佛(参考号洛白号10235,参考号故20222)是一件典型的喀尔喀蒙古17世纪制作的佛像(图二)。图录说明显示此像带佛龛,龛底墨题“东三层右三”。通过参考号查询故宫电脑系统得知,此像原来供奉在大佛堂明间一个大佛龛中,龛内有佛像十八尊,每尊又有自己的小佛龛。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巴扎尔,是17-18世纪漠北喀尔喀蒙古佛像艺术流派的创始人。这尊释迦牟尼佛像制作精良,五官端庄,体魄饱满,线条简洁自然流畅,属于喀尔喀蒙古早期制作的上乘作品。图录除此之外,收录的喀尔喀蒙古造像还有几尊,分别是图188(图三)、189(图四)、190(图五)等无量寿佛像,它们对应的参考号是故202440、故202620、故202619,均出自于慈宁官大佛堂。清官第一位入住慈宁宫的主人孝庄皇太后是一位蒙古族人,一生培养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君主,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考虑到与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时期和同族关系,推测这些带有喀尔喀蒙古风格的造像应当是出自于扎纳巴扎尔之手创作的重要作品。
当年在大佛堂西暧阁摆放一座楠木八方大塔,塔6米多,分三层十三级,开304个小佛龛,每个佛龛供奉一尊铜鎏金无量寿佛像,上刻“大清乾隆辛巳年敬造”款,图213收入的其中三尊(图六)。辛巳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乾隆皇帝生母崇庆皇太后(1692-1777)69岁生日,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习俗,铸造大量刻有辛巳年无量寿佛像,是取其吉祥谐音为皇太后祝寿所用。无量寿佛像身后置火焰纹中间镂空葫芦形背光,端坐在门四方台座上,台布从中间下垂,底座下缘刻带有干支纪年款。这种类型的造型,故宫还藏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大清乾隆庚子年敬造”、“大清乾隆庚戌年敬造”等刻款,庚寅年、庚子年、庚戌年分别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1780)和五十五年(1790),是用于乾隆皇帝59岁、69岁、79岁生日时祝寿制作的无量寿佛像。乾隆辛巳年造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这类造像,其与通常所见藏传佛教造像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背光和像座的处理上融入更多汉地造像元素,也是凝结了乾隆皇帝一片心意的产物,所以尤显其珍贵。在嘉庆、道光时期清官扎什伦布寺贡品中也见有此种类型的造像,但却没有刻款。如原存放于景仁宫中的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故00195136,藏二○二2/3),随像黄条书写“大利益扎什玛无量寿佛,进嘉庆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章甲(嘉)呼图克图”;另外还有一件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故00194558)随像黄条“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道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收许福喜交”。说明这种样式的佛像对西藏造像也产生过了一定的影响。这两件作品没有刻款,也不知其是不是专门给嘉庆和道光皇帝祝寿所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说明这种乾隆辛巳年创作的无量寿佛像,起码在道光时期祝寿活动还在使用。
图录中收入一尊银鎏金六世班禅像,当年拨交洛阳单据上的名称是宗喀巴像,故宫文物号一栏空缺。六世班禅即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西贝桑布,著名爱国宗教领袖。乾隆四十五年(1780)参加乾隆皇帝祝寿活动后,从热河来到北京,十一月二日因患天花圆寂于北京西黄寺。六世班禅带来的贡品中有一件宗喀巴像乾隆皇帝非常喜爱,曾下旨命人进行仿制;另外班禅生前乾隆皇帝还宣召江苏吴县著名画家陆灿进京为其画像。班禅圆寂之后,由是乾隆特别下旨按照六世班禅画像和宗喀巴像的样式制作银像。当年赶制出来的两尊银像一尊送到北京西黄寺作为举行纪念活动专用,另外一尊则安供在紫禁城雨花阁西配楼班禅影堂中。第二年(1781)又原样制作两尊,被送到承德分别供奉在须弥福寿之庙和避暑山庄无量寿殿中。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北京故宫南部成立古物陈列所,分别将热河(承德)行宫及其园林物品、奉天(沈阳)故宫等地20万件文物调拨过来交由古物陈列所统一集中保管,两尊六世班禅银像也在其中并一起回到北京故宫。对照故宫藏故六世班禅唐卡画像,这尊六世班禅银像与之非常接近,均为四方大脸,浓眉、隆准、厚唇,其中眼睛最有特点,眼角呈弧形似鱼尾样向上挑起,透露出一种愉悦心情,非常生动传神。由于其他三尊六世班禅银像已经找到下落,并与之比较无论是规格还是样式都完全一样,所以可以证明其也是当年制作的四尊六世班禅中的一尊。由于北京西黄寺的银像,起码在嘉庆五年之前就被移送到北京雍和宫供养,现仍在雍和宫陈放展出,而供奉在紫禁城班禅影堂中的六世班禅银像以及承德供养的另外一尊银像现在均收藏于北京故宫,所以图录中的这尊银像尽管参考号已丢失原始数据很难再查到,但仍能说明其是来自于承德的另外一尊。
第四卷涉及到慈宁宫大佛堂文物摆放情况的照片,绝大部分是大佛堂明间干漆夹纻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未移动之前的图片。它们均为明代作品,但社会上多传其为元代。早在1973年文物运抵洛阳之前,文物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定论。在大佛堂文物准备运走前夕,“为了建制比较详细而科学的档案,取得有关原始资料”,经请示批准,特对大佛堂内干漆夹芝三世佛像和十八尊罗汉像进行了开脏。这次开脏会同了当时故宫博物院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同参加,严格“按照一般装脏规律,由佛像底部将装脏板启开,依次取出全部装脏物品,然后将脏板再按原样封闭。脏内物品已于现场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了照相、登记”。“廿一尊佛像,脏内所装物品基本相同。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以黄纸板印‘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版’、‘顶严真言咒’‘胜住咒’等经包裹,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天地轮’。另有小铜镜一面,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瑚等物若干,带有红、白绢缝制的心、肝、肺形物金质脏器一份,烟、红、绿、白、黄色云纹或云鹤纹,云团龙暗花缎各一卷。其空隙处填有棉花”。在脏板内部还有墨笔书写的造像的名称和摆放方位(见1973年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慈宁宫后殿十八罗汉三世佛开脏工作报告》)。能仁寺即黄纸板所印大能仁寺的前身,原遗址在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和兵马司胡同之间相连的一条胡同内,此胡同以寺命名为能仁胡同。寺院在“文革”初期被毁,1984年9月又遭火灾,使仅存的五间正殿付之一炬,如今能仁胡同也在城市改造中消失。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述“大能仁寺,元延祜六年建。”(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2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或许是这组干漆夹纻佛像被传成元代作品的根据。但实际上最初寺名中并没有“大”字,大能仁寺名是明朝洪熙皇帝敕赐的。关于这一点,胡滢在明正统九年重修大能仁寺碑记中记述得很清楚。碑文:“京都城内有寺日能仁,实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寺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善大国师智光居之。”(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80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由于能仁寺到明初才改叫大能仁寺,而黄纸板上既然印有“大能仁寺”字样,则证明它们制作的年代只能是明代。大能仁寺到清初则被改为道观,虽然寺名一直被保留,但寺内陈放的这组干漆夹芝造像却被移到紫禁城慈宁官大佛堂中。当年大佛堂中室北墙做了一整块彩绘壁板墙,将三世佛像背光镶嵌在其中结为一块整体;东西两墙前放置长条束腰须弥座,上面摆放十八罗汉像。1973年拆卸佛像背光时,彩绘壁板墙被拽扯得七零八落。如今为了举办雕塑馆展览,大佛堂内重新进行装修,脱落的壁板彩绘墙才被重新复位。由于三世佛像仍在洛阳白马寺供养,其背光留出的空缺就在墙壁上形成三块葫芦形的大疤痕。东西墙前的长条须弥座当年是与罗汉像一起运走的,不过在大殿两侧墙壁和地面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须弥座留下的印迹。2016年大佛堂作为故宫雕塑馆的一部分即将对外开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此地参观游览,顺便寻觅一下当年留下的些许踪迹。(本文配图佛像现藏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