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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的历史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的农民武装革命。革命策略能够深入农村地区，发展成为现实的武装革命，这与领导这些革命的领导群体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革命领导群体被称为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由本籍革命领导者和客籍革命领导者构成，具有其独特的构成特征。在其配合和努力下，使得早期的苏维埃革命有了方向和领导，并获得革命的基本力量和农村社会资源，为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字：苏维埃革命;早期革命領导群体;本籍革命领导者;客籍革命领导者
1927年国民党新右派悍然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共产党员遭到血腥镇压。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就此消沉，在“八？七”紧急会议上，共产党人决定发起土地革命，动员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暴动，以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行苏维埃革命。中共江西省委依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湘粤鄂赣四省秋收暴动的指示，迅速制定了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赣西、赣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序幕。
一、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陈奇涵、肖以佐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兴国特别支部，兴国党的工作活动得以恢复和发展。兴国的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之所以能够快速振作起来，并在农村站稳脚跟，这与兴国县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纵观兴国县早期的苏维埃革命斗争，可以发现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可分为本籍革命领导者和客籍革命领导者。顾名思义，本籍革命领导者指的是本地籍贯的领导人。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留在当地组织地下活动的党员外，大部分党员是“八一”南昌起义后，接到江西省党组织的指示信后陆续回到本县，与当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群团组织，组织和动员乡村农民群众。
反之，客籍革命领导者指的是外省或本省外县的领导人。客籍革命领导者来到本地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地方组建或改组地方党组织。上级党组织曾派遣杨柳青（湖南人）、李春华（湖南汝城人）、刘经华（江西吉安人）等人来兴国重组地方党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人。其二，传达中共中央政策、会议的传达者。中共赣南特委曾派汪群（江西贵溪人）、杨柳青（湖南人）来兴国传达江西省委关于《江西省秋爆煽动大纲》和《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的年关暴动计划。曾炳春（江西吉安人）曾被派遣到中共兴国区委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并指导暴动。其三，领导革命武装的军事领导者。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闽西地区，推动了赣西、赣南和闽西的武装革命的发展。
二、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特征
（一）本籍革命领导者
第一，多数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是在外地加入党组织的。例如陈奇涵是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加入到党组织，凌甫东和黄满谦是在外地参加农民讲习所时加入到党组织，黄家煌是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经袁玉冰、黄道的介绍加入党组织的。他们在外地求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又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渐转变了思想，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并受到过党的严格训练和革命的熏陶。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师范生、中学生，如图所示，兴国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们军校生居多。陈奇涵同志曾说过，“兴国党组织早期发展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1]。”第三，部分为富裕家庭子弟。早期革命领导者大多是回乡的知识分子，陈奇涵在回忆兴国革命历史时也曾说过，“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2]，黄家煌等早期革命领导者虽出身于富裕家庭或者地主家庭，但在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已转变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宁愿失去自己的身家财产，也要坚决与封建家庭作斗争，为国家前途和下层民众命运进行社会革命。
（二）客籍革命领导者
第一，客籍革命领导者数量较少，多由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地方并担任主要领导人。以兴国县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党的组织发展为例，这几年兴国县党的组织发展虽几经改组，但一直隶属于中共赣南特委。因此，兴国县党的组织进行改组或者召开重大会议时，中共赣南特委都会派遣经验丰富的同志到地方进行指导。纵观这段时期兴国县党的组织领导者23人中，仅有2人为外籍领导者，即湖南籍的杨柳青和李春华。从数量上来说占比较低，但从领导地位上看则属于另一情况，杨柳青曾任中共兴国区委书记、李春华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二者都曾任兴国党的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客籍革命领导者自身不仅自身素质过硬，而且是上级委派授权，因此客籍革命领导者在地方领导群体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话语权。
第二，客籍革命领导者大多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多数客籍革命领导者为革命知识分子，加之参加国民革命和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斗争经验，因此客籍革命领导者大多理论水平较高，革命工作经验丰富。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共兴国县委指导工作，毛泽东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积累的宝贵工作经验运用到兴国工作中，推动了兴国县革命的发展。
三、早期革命领导群体构成的原因
（1）社会环境
“八一”暴动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争取建立农民政权。8月下旬，中共江西省委得悉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立即对全省农民秋收暴动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行动计划和方针政策。一方面，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令原秘密转移到南昌的部分地下工作的党员同志转回到地方工作，与当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群团组织，组织和动员乡村农民群众。另一方面，江西省委派遣中共党员到基层党组织传达秋收暴计划。由于地方各县委都很不健全，有许多党组织还处于分散隐蔽状态，尚未恢复活动。所以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发动秋收暴动，省委成立中共特委以加紧调整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 （2）革命队伍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朱培德部和鲁涤平部的军事“会剿”和解除井冈山的危机，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闽西地区，推动了赣西、赣南和闽西的武装革命的发展。1929年2月，彭德怀率部队下山寻找朱毛红军途径兴国茶岭，休整之余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极大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同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进抵兴国。毛泽东安排三纵队在兴国東北部动员农民，在得知兴国县没有分发田地后，便帮助制定了《兴国土地法》。为帮助兴国县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还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毛泽东教育兴国的党团活动分子对于“争取群众”的观念牢记于心，要像和尚念经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的教导对兴国的党员和干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作用。
四、早期革命领导群体构成的意义
（一）为武装暴动组织动员了革命力量
随着早期革命领导者宣传和动员的加强，当地的农民群众很快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特别是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后，其会员更是表现出较高的革命热情。在早期革命领导者的领导下，地方军事组织也发展的如火如荼。除此之外，对“三点会”等绿林组织的收编改造也成为早期暴动的重要力量。早期革命领导者们认为可以争取“三点会”作为暴动的重要武装力量，他们打入其内部，重点说服“三点会”首领，并派共产党人重组改造其帮会成员，“吸收他们为群众”，并“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3]。以兴国县为例，中共兴国县委曾指定黄家煌、肖以佐、陈奇涵等早期革命领导者打入“三点会”中，争取改造“三点会”，将其武装力量转变为党的武装，利用他们进行暴动的准备。在早期革命领导人的组织动员下，吸收了很多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绿林武装力量，为苏维埃革命的提供了基本力量。
（二）为革命充分调动乡村社会资源
早期中层革命领导群体能够领导势单力薄的革命在农村地区顺利展开，除了获得农民群众的力量支持，在农村得到的强大社会资源也不容忽视。面对国民党新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早期革命领导者一般都是秘密发展动员农民和组织农会，这需要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中共兴国区委成立后，接待了赣西各地暴动失利的部队，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兴国这个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落脚，得到了兴国人民的接济和兴国党组织的援助。同样，在开展革命战争中，早期革命领导者也组织动员农民群众为红军筹集物资。1929年初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到达大余时，“红四军前委写信给赣南特委表示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赣南各地要举行暴动响应。兴国要筹集几万斤粮食、几万套棉衣和几万元款项，和准备安置伤员[4]。”赣南特委随即派遣陈奇涵回兴国布置工作，红军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从而为红军立足于乡村社会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三）为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苏区是在赣南、赣西、闽西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基础上开辟发展出来的。以桥头红色割据区域为例，1928年8月初，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在桥头木鱼塘成立了中共于北特区委，在桥头盘螺石成立了于北特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不久又成立了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桥头红色割据区域的初步形成”[5]。早期革命领导群体领导割据区域的民众，为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攻克兴国县城和桥头保卫战等的胜利，巩固和保卫了桥头红色区域。1929年2月，随着红十五纵队和红十六纵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第四独立团，桥头红色区域得到进一步发展。“乘红四团成立声威，桥头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不久与东固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从桥头到东固约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6]。”桥头等小块“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的创立，奠定了中央苏区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早期革命领导群体不仅承担着建立、恢复、发展党组织的重要任务，而且在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建立赤色武装、传达和执行中共中央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在中央决策层和革命群体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担着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化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的重任。他们“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7]，没有他们的卓越努力和不懈奋斗，苏维埃革命与制度很难在中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江西省兴国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铁骨忠魂：兴国县革命烈士纪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77.
[2]陈毅，肖华.回忆中央苏区[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6.
[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5.
[4]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6.
[5]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9.
[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6.
[7]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9.
[基金项目]本项目由南昌航空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资助（YC2020-104）。
[作者简介]傅惠平（1997-），女，江西新余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袁敏（1995-），男，山西长治人，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字：苏维埃革命;早期革命領导群体;本籍革命领导者;客籍革命领导者
1927年国民党新右派悍然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共产党员遭到血腥镇压。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就此消沉，在“八？七”紧急会议上，共产党人决定发起土地革命，动员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暴动，以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行苏维埃革命。中共江西省委依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湘粤鄂赣四省秋收暴动的指示，迅速制定了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赣西、赣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序幕。
一、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陈奇涵、肖以佐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兴国特别支部，兴国党的工作活动得以恢复和发展。兴国的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之所以能够快速振作起来，并在农村站稳脚跟，这与兴国县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纵观兴国县早期的苏维埃革命斗争，可以发现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可分为本籍革命领导者和客籍革命领导者。顾名思义，本籍革命领导者指的是本地籍贯的领导人。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留在当地组织地下活动的党员外，大部分党员是“八一”南昌起义后，接到江西省党组织的指示信后陆续回到本县，与当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群团组织，组织和动员乡村农民群众。
反之，客籍革命领导者指的是外省或本省外县的领导人。客籍革命领导者来到本地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地方组建或改组地方党组织。上级党组织曾派遣杨柳青（湖南人）、李春华（湖南汝城人）、刘经华（江西吉安人）等人来兴国重组地方党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人。其二，传达中共中央政策、会议的传达者。中共赣南特委曾派汪群（江西贵溪人）、杨柳青（湖南人）来兴国传达江西省委关于《江西省秋爆煽动大纲》和《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的年关暴动计划。曾炳春（江西吉安人）曾被派遣到中共兴国区委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并指导暴动。其三，领导革命武装的军事领导者。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闽西地区，推动了赣西、赣南和闽西的武装革命的发展。
二、早期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特征
（一）本籍革命领导者
第一，多数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是在外地加入党组织的。例如陈奇涵是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加入到党组织，凌甫东和黄满谦是在外地参加农民讲习所时加入到党组织，黄家煌是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经袁玉冰、黄道的介绍加入党组织的。他们在外地求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又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渐转变了思想，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并受到过党的严格训练和革命的熏陶。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师范生、中学生，如图所示，兴国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们军校生居多。陈奇涵同志曾说过，“兴国党组织早期发展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1]。”第三，部分为富裕家庭子弟。早期革命领导者大多是回乡的知识分子，陈奇涵在回忆兴国革命历史时也曾说过，“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2]，黄家煌等早期革命领导者虽出身于富裕家庭或者地主家庭，但在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已转变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宁愿失去自己的身家财产，也要坚决与封建家庭作斗争，为国家前途和下层民众命运进行社会革命。
（二）客籍革命领导者
第一，客籍革命领导者数量较少，多由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地方并担任主要领导人。以兴国县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党的组织发展为例，这几年兴国县党的组织发展虽几经改组，但一直隶属于中共赣南特委。因此，兴国县党的组织进行改组或者召开重大会议时，中共赣南特委都会派遣经验丰富的同志到地方进行指导。纵观这段时期兴国县党的组织领导者23人中，仅有2人为外籍领导者，即湖南籍的杨柳青和李春华。从数量上来说占比较低，但从领导地位上看则属于另一情况，杨柳青曾任中共兴国区委书记、李春华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二者都曾任兴国党的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客籍革命领导者自身不仅自身素质过硬，而且是上级委派授权，因此客籍革命领导者在地方领导群体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话语权。
第二，客籍革命领导者大多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多数客籍革命领导者为革命知识分子，加之参加国民革命和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斗争经验，因此客籍革命领导者大多理论水平较高，革命工作经验丰富。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共兴国县委指导工作，毛泽东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积累的宝贵工作经验运用到兴国工作中，推动了兴国县革命的发展。
三、早期革命领导群体构成的原因
（1）社会环境
“八一”暴动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争取建立农民政权。8月下旬，中共江西省委得悉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立即对全省农民秋收暴动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行动计划和方针政策。一方面，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令原秘密转移到南昌的部分地下工作的党员同志转回到地方工作，与当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群团组织，组织和动员乡村农民群众。另一方面，江西省委派遣中共党员到基层党组织传达秋收暴计划。由于地方各县委都很不健全，有许多党组织还处于分散隐蔽状态，尚未恢复活动。所以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发动秋收暴动，省委成立中共特委以加紧调整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 （2）革命队伍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朱培德部和鲁涤平部的军事“会剿”和解除井冈山的危机，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闽西地区，推动了赣西、赣南和闽西的武装革命的发展。1929年2月，彭德怀率部队下山寻找朱毛红军途径兴国茶岭，休整之余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极大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同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进抵兴国。毛泽东安排三纵队在兴国東北部动员农民，在得知兴国县没有分发田地后，便帮助制定了《兴国土地法》。为帮助兴国县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还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毛泽东教育兴国的党团活动分子对于“争取群众”的观念牢记于心，要像和尚念经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的教导对兴国的党员和干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作用。
四、早期革命领导群体构成的意义
（一）为武装暴动组织动员了革命力量
随着早期革命领导者宣传和动员的加强，当地的农民群众很快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特别是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后，其会员更是表现出较高的革命热情。在早期革命领导者的领导下，地方军事组织也发展的如火如荼。除此之外，对“三点会”等绿林组织的收编改造也成为早期暴动的重要力量。早期革命领导者们认为可以争取“三点会”作为暴动的重要武装力量，他们打入其内部，重点说服“三点会”首领，并派共产党人重组改造其帮会成员，“吸收他们为群众”，并“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3]。以兴国县为例，中共兴国县委曾指定黄家煌、肖以佐、陈奇涵等早期革命领导者打入“三点会”中，争取改造“三点会”，将其武装力量转变为党的武装，利用他们进行暴动的准备。在早期革命领导人的组织动员下，吸收了很多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绿林武装力量，为苏维埃革命的提供了基本力量。
（二）为革命充分调动乡村社会资源
早期中层革命领导群体能够领导势单力薄的革命在农村地区顺利展开，除了获得农民群众的力量支持，在农村得到的强大社会资源也不容忽视。面对国民党新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早期革命领导者一般都是秘密发展动员农民和组织农会，这需要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中共兴国区委成立后，接待了赣西各地暴动失利的部队，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兴国这个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落脚，得到了兴国人民的接济和兴国党组织的援助。同样，在开展革命战争中，早期革命领导者也组织动员农民群众为红军筹集物资。1929年初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到达大余时，“红四军前委写信给赣南特委表示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赣南各地要举行暴动响应。兴国要筹集几万斤粮食、几万套棉衣和几万元款项，和准备安置伤员[4]。”赣南特委随即派遣陈奇涵回兴国布置工作，红军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从而为红军立足于乡村社会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三）为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苏区是在赣南、赣西、闽西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基础上开辟发展出来的。以桥头红色割据区域为例，1928年8月初，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在桥头木鱼塘成立了中共于北特区委，在桥头盘螺石成立了于北特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不久又成立了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桥头红色割据区域的初步形成”[5]。早期革命领导群体领导割据区域的民众，为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攻克兴国县城和桥头保卫战等的胜利，巩固和保卫了桥头红色区域。1929年2月，随着红十五纵队和红十六纵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第四独立团，桥头红色区域得到进一步发展。“乘红四团成立声威，桥头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不久与东固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从桥头到东固约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6]。”桥头等小块“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的创立，奠定了中央苏区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早期革命领导群体不仅承担着建立、恢复、发展党组织的重要任务，而且在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建立赤色武装、传达和执行中共中央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革命领导群体在中央决策层和革命群体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担着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化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的重任。他们“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7]，没有他们的卓越努力和不懈奋斗，苏维埃革命与制度很难在中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江西省兴国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铁骨忠魂：兴国县革命烈士纪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77.
[2]陈毅，肖华.回忆中央苏区[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6.
[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5.
[4]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6.
[5]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9.
[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96.
[7]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9.
[基金项目]本项目由南昌航空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资助（YC2020-104）。
[作者简介]傅惠平（1997-），女，江西新余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袁敏（1995-），男，山西长治人，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