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不可以没有欲望。因为失去欲望就不会有追求,没有了追求,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倘若我们的祖先当年没有丝毫欲望,我们至今可能还是一种手脚不分的脊柱动物,天天四脚落地行走于山野之间,风餐露宿于草丛之中,实现不了手脚分离,站立起来的伟大进步。更不可能成为有思想,有创造能力的高级动物,成为居住有屋,出入有代步工具的动物中的衣冠望族。由此可见,人之所以能从二百多万种动物中脱颖而出,乃源于先祖们之无穷的欲望。正如人们所知,合理的欲望就是理想。而手脚分离,直立行走还只是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初始欲望。随着人类借助工具实现了手的延长以后,才真正与禽兽相区别,开始实践钻木取火,烹饪熟食、种植养殖的新欲望。此后随着一个又一个新欲望的实现,人们终于从远古时代切取之于天然的动物不断进步,相继走进了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成了傲视环宇的“万物之灵长”。
因此,千百年来,凡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就必然鼓励社会成员不断构思出梦幻和欲望,并为之奋斗以至献身,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种欲望的鼓动者。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鼓励青少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奋斗,即使死也要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纵或有种种机遇比较多地实现了个人欲望,但由于人生在世,有做不完的玫瑰色的美梦,一欲终他欲又随之,如秦始皇实现了吞并六国的旧欲,又有了长生不死的新欲。当然,秦始皇的新欲望是超越现实的非份之想。同时,一个人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实现的欲望,不但不会很多,而且还常常受制于偶然的机遇。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终因病而长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依依不舍地撒手而去。君不见名震宇内,气吞六合的秦始皇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尚且有诸多无法实现的欲求,不具备超群能力,且无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的普通黎民百姓,难以实现的欲望更是不可胜数,以至古代文士写了 首打油诗:“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思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这首诗刻画了贪得无厌的人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能实现的欲望有万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实现不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欲望,就会产生欲而不得的急躁,这种急躁不断积累便会产生痛苦。如著名国学大师、浙江海宁籍的王国维先生早在上世纪初欲留住前清的日文化而不得,内心痛苦不已,难以自拔,以至于纵身跳进昆明湖,了此残生,以一死求得痛苦的解脱,换来一顶文化遗民的“桂冠”。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欲望不能太多,欲望超过可能的尺度,就会带来无谓的痛苦,如从政为宦者又想当大官,又想求大利,以至贪贿违法而身陷囹圄,被处极刑,即是太多的欲望带来痛苦的典型。仅就这一点来说,佛教教诫其信徒“欲望就是痛苦”乃一矢中的的真谛。既然一个人不能无欲,又不能欲望太多,这就带来了欲望的尺度问题,在尺度内的欲望是能够实现的欲望,在尺度以外的欲望则是无法实现的梦幻。
如果一般人是想得到知识,由此产生学习的欲望,以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水平,除基本的客观条件外,学习大多要靠自身的努力,一些人具有某方面的天赋,要想成为艺术、体育等行业杰出人才,则要靠天赋和机遇,一些具有一定资历的人,要想成为某个企业,领域的领导者。也要靠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机遇等等。超出一般人的欲望,限制条件会更多,情况会更复杂。若无天赋再勤奋也成不了杰出人才,没有机会施展,德才兼备的人也只能望洋兴叹,很可能千里马老死于马厩之中。如20世纪20年代,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者入黄埔军校学习,不到半年即能毕业入伍,到抗战时不少人都已成为高级将领。而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入学四年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也只能充当中级军官,很少有人进入高级将领的行列,足见当官机遇之重要。因此,人们要摆脱由于“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欲求不得而带来的焦躁和痛苦,保持快乐的心态,就必须知己知彼,严格控制欲望的尺度。这就带来一个知足的问题,因为只有知足才能常乐。而常乐不像知足一样是一种尺度,它完全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不同的境界,如陶渊明的知足常乐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今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知足常乐则是温饱生活,东部地区是小康生活。可见知足常乐比起“无欲”的禁锢,多了一层人情味,比起一无所有的自得与张狂,返回了世俗的理性。它既不由于常乐而毁于安乐,也不因为知足而拒绝奋斗,这样的人生在不知足的奋斗中绝对地追求,在自得其乐的知足中相对满足,使得人们在自我释放和自我克制中间,砌筑了一座合理的心理平台。在世俗“见好就收”的意义上,它既有丰富的人生成果,又规避了未知的风险,如此书写人生的人,虽谈不上叱咤风云,却能使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延年益寿,岂不乐哉!
因此,千百年来,凡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就必然鼓励社会成员不断构思出梦幻和欲望,并为之奋斗以至献身,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种欲望的鼓动者。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鼓励青少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奋斗,即使死也要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纵或有种种机遇比较多地实现了个人欲望,但由于人生在世,有做不完的玫瑰色的美梦,一欲终他欲又随之,如秦始皇实现了吞并六国的旧欲,又有了长生不死的新欲。当然,秦始皇的新欲望是超越现实的非份之想。同时,一个人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实现的欲望,不但不会很多,而且还常常受制于偶然的机遇。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终因病而长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依依不舍地撒手而去。君不见名震宇内,气吞六合的秦始皇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尚且有诸多无法实现的欲求,不具备超群能力,且无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的普通黎民百姓,难以实现的欲望更是不可胜数,以至古代文士写了 首打油诗:“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思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这首诗刻画了贪得无厌的人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能实现的欲望有万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实现不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欲望,就会产生欲而不得的急躁,这种急躁不断积累便会产生痛苦。如著名国学大师、浙江海宁籍的王国维先生早在上世纪初欲留住前清的日文化而不得,内心痛苦不已,难以自拔,以至于纵身跳进昆明湖,了此残生,以一死求得痛苦的解脱,换来一顶文化遗民的“桂冠”。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欲望不能太多,欲望超过可能的尺度,就会带来无谓的痛苦,如从政为宦者又想当大官,又想求大利,以至贪贿违法而身陷囹圄,被处极刑,即是太多的欲望带来痛苦的典型。仅就这一点来说,佛教教诫其信徒“欲望就是痛苦”乃一矢中的的真谛。既然一个人不能无欲,又不能欲望太多,这就带来了欲望的尺度问题,在尺度内的欲望是能够实现的欲望,在尺度以外的欲望则是无法实现的梦幻。
如果一般人是想得到知识,由此产生学习的欲望,以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水平,除基本的客观条件外,学习大多要靠自身的努力,一些人具有某方面的天赋,要想成为艺术、体育等行业杰出人才,则要靠天赋和机遇,一些具有一定资历的人,要想成为某个企业,领域的领导者。也要靠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机遇等等。超出一般人的欲望,限制条件会更多,情况会更复杂。若无天赋再勤奋也成不了杰出人才,没有机会施展,德才兼备的人也只能望洋兴叹,很可能千里马老死于马厩之中。如20世纪20年代,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者入黄埔军校学习,不到半年即能毕业入伍,到抗战时不少人都已成为高级将领。而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入学四年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也只能充当中级军官,很少有人进入高级将领的行列,足见当官机遇之重要。因此,人们要摆脱由于“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欲求不得而带来的焦躁和痛苦,保持快乐的心态,就必须知己知彼,严格控制欲望的尺度。这就带来一个知足的问题,因为只有知足才能常乐。而常乐不像知足一样是一种尺度,它完全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不同的境界,如陶渊明的知足常乐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今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知足常乐则是温饱生活,东部地区是小康生活。可见知足常乐比起“无欲”的禁锢,多了一层人情味,比起一无所有的自得与张狂,返回了世俗的理性。它既不由于常乐而毁于安乐,也不因为知足而拒绝奋斗,这样的人生在不知足的奋斗中绝对地追求,在自得其乐的知足中相对满足,使得人们在自我释放和自我克制中间,砌筑了一座合理的心理平台。在世俗“见好就收”的意义上,它既有丰富的人生成果,又规避了未知的风险,如此书写人生的人,虽谈不上叱咤风云,却能使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延年益寿,岂不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