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九五五年五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席卷全国，其势头之凶猛超越雷霆万钧。
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浓雾笼罩着黄浦江畔。我到报社上班刚刚坐定，人事干部就把我召唤到总编辑室。总编辑神情严峻：“你要彻底交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话音刚落，两条早就守候在旁的陌生汉子迅速冲上来，分别扭住我的左右胳臂，厉声喝道：“走！”我被押出报社关进囚车。这时我才发现两个便衣警察的右胯各插着一支手枪。囚车七拐八弯抵达一处秘密囚室，三个戎装军警早已严阵以待，嗣后日夜轮班严密监视。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胡风会是反革命，也想不通竟然用如此专政手段对付我这个忠于共产党的人。但同时，我又深信共产党的伟大和毛泽东的英明。困惑、矛盾、委屈，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使我思想上走投无路，特别在漫长反复的审讯期间，面对一系列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或歪曲事实或侮辱人格的逼供，我不能自抑而泪花朦胧。落泪是弱者的表现吗？人们感情世界的悲欢离合达到高潮时，大多会夺眶而出。我不属于这些情愫渊源，只觉得困惑和委屈，要发泄，要倾吐，要喷涌，要爆炸。在当时的铁窗禁锢中，落泪就是发泄，就是倾吐，就是喷涌，就是爆炸，它使我闷瞀憋懣的心灵稍稍为之透气而些许平衡。囚者的眼泪当然不会改变暴者的施虐，我就按照他们的框定要什么给什么。幸好我没有同案人可揭发，仅就自己的“罪行”全部承包。这还不行，还要逼问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比如：
“你为什么要去听胡风讲课？”
“你为什么要反对民歌体的诗？”
我答：“由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
审讯者满意了，逼供暂停。
我失去自由后的具体变迁，从单人囚室到单位批斗，从降职劳动到押解服刑，另有专著记叙。这里只勒刻一笔：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下旬起，我因“胡风分子”而获“罪”，经历了悠悠二十五年的奴役生涯。个人的劫难映照出时代的全貌。
我和胡风先生的交往起于诗止于诗。大约一九五〇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旁听了胡风一堂课。华东新闻学院是建国初期创办的培训新闻业务干部的学府，曾邀请社会名流来校讲学。我当时在《劳动报》担任记者，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胡风到该校讲学的信息，我特地专程赶去听他的报告。胡风讲的是文学，现也记不清他讲的具体题目和具体内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带有湖北口音的爽朗发言，那魁梧的形体。胡风讲学告一段落，听讲者随意提问，由他解答。我写了一张纸条递上台去：
胡风老师
诗人田间的《赶车传》和他近些年来的五言体，与他早年的诗风反差很大。田间的这一发展倾向孰是孰非？请你评价。
穆歌
末尾署名的穆歌，是我当时的笔名。
胡风微笑着看完了我递的纸条，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不赞成田间五言体的创作趋向。”他接着侃侃而谈，大意是：诗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人们的情绪悲欢离合，海浪一样起伏跃动，怎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束缚得住。他纵横生发，口若悬河，赢得阵阵掌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记起他一九三六年的预言：“勇敢地打破了形式主义的作者会不会无意中被另外一种形式主义所迷惑呢？”（《田间底诗》）。胡风讲学完毕就离开了会场，我们没有个别交谈，他不会记得我这个年轻听众。
胡风由田间的诗引发的一席谈，所以深深打动我的心，是因为我当时正为诗的形式困惑，正被诗的形式折磨。从一九四三年中学时代起，我就接触“五四”传统的新诗并为她所熏陶和哺育，特别是艾青那深挚的情愫，朴素的语言，对现实人生的紧密关照和血肉融合：“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长久地感染着我，为之萦怀。我起步学诗并投稿发表。可以说，我是从“五四”传统的新诗启蒙的。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奔赴苏北老解放区后，仍然痴情地迷恋着诗。但老根据地流行的诗，与我酷爱的“五四”传统的自由体相去甚远，当时当地倡导的是被称之为民谣体的新诗，斥“五四”传统的自由体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为此感到惶惑和苦恼。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渡江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在报社文艺组，工作任务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诗，民谣体理所当然地被奉为诗的正宗，自由体遭到更加严厉的排斥。我一边编发“马达轰隆响/工人斗志昂”之类的无产阶级诗作，私下，我以真挚的情怀写了几组讴歌新生活的自由体，投给作家靳以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靳以肯定了我的诗予以发表。同事们看到后投来轻蔑的目光：“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膨胀！”我的惶惑和苦恼成倍增长。专程去华东新闻学院旁听胡风讲学并有准备地提问田间的创作倾向，反映了我当时在民谣体重轭下寻求出路的迫切和焦灼。胡风明快的回答——对“五四”传统自由体新诗的肯定，犹如梅雨季节的一缕阳光，给我带来欢欣鼓舞。
与此前后，我读了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这本写于一九四〇年的艰深论著，我却读懂了，至少是领会了它的精神实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对当时发生在重庆和延安的有关此一问题争论的总结。它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即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持这一观点的重庆和延安的理论家们包括文艺界的领导人，程度不同地认为“五四”传统的新文艺是“移植形式”，不为大众喜闻乐见。理论指导实践，表现在诗歌创作领域，民谣体被奉为圭臬，自由体被视为异端。我由衷赞同胡风的论点，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扉页上，即兴写了如下两句读书札记：“讨伐封建文艺的檄文，捍卫五四传统的宣言。”这两句札记连同胡风的论著，在审讯期间都被作为“罪证”。
基于当年对民族形式的理解，我总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求更多的共鸣和支持。大约也在一九五〇年前后，我致函夙所仰慕的诗人艾青，兹忆摘如下：“冒昧书呈，为向您请教目前诗歌创作实践上的有关问题。当前诗坛，快板、顺口溜、歌谣、韵文之类占绝对优势。为了普及，需要这类东西，但同时就发生下面两种情况：一、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生硬地套用四季调五更曲之类的旧形式，装腔地模仿民间歌谣，表示自己是在进步，是在为工农兵服务。二、有些人干脆把大众化和旧形式划起等号，认为只有套用旧形式的诗创作就是大众化的，反之就是非大众化的。他们从形式上理解追求大众化，回过头来枪毙富有人民性的作品。”诗人艾青据我不无偏颇的去信，写了约八千字的长文公开作答。他不同意我信中表述的观点；也意有所指地批评了“那些在口头上常常强调内容的人”。 我不掩饰自己青年时代的幼稚，不厌其烦地忆摘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意在如实地反映我当时对诗的固执追求，并说明由此为导火线而蒙受厄舛。
艾青的异议，没有使我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我对胡风理论的执着。约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春季，我直接写信给胡风并寄去我的一本手抄诗集，就教大方。不久接获先生复简约我去他家面叙。时隔四十多年后回忆当时拜晤情景，清晰记得胡风微笑可亲地首先伸出大手，消释了我的腼腆。面对一位在文学理论特别在诗领域造诣深湛的大师，我有点失悔不该把自己的习作呈他献丑。话题谈到我的诗，他总体评价是还未脱离稚嫩走向成熟。胡风的意见没有使我沮丧，因为他的态度是真诚平易的。嗣后大约两年时间，我几次拜望胡风，谈话内容大抵是对文学界现状的忧虑，机械论的指导方针使文艺失去生机。记得有一次谈话内容涉及到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苏联电影《生活的光芒》。故事发生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女厂长安尼娜的丈夫——一个军人在前线牺牲了，女主人公为此伤心落泪，精神颓丧。有家报刊载文指责女厂长不该为丈夫死去而落泪颓丧，因为她是布尔什维克。是我向胡风谈起这篇文章的，那时我年轻气盛对此等极左怪论义愤填膺。胡风神情庄重地听着，表示对我意见的赞许，并感叹说这不是孤立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前后，胡风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现在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北京期间我寄他一信，就当时诗领域形式主义泛滥和概念骷髅横行倾向继续谈了些看法。胡风自北京复信给我，三张信笺写得满满的，大意是说：他同意我的看法。要走出理念大罗网的阴影是一个斗争，需要真诚的人们共同努力。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连同另外几封来信。一九五五年五月反胡风运动开始后，我忍痛把它销毁了。当时愚蠢地认为，官方搜不到信件证据就可以免除株连。如果当时把它上交，几十年后发还原信，那将是胡风诗论中的一笔财富。
这不是“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的时代，我却焚毁了一位理论家的真知灼见。
一九五三年，胡风一家由上海迁居北京后，我们基本终止了过从。当时官方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压力日益加剧，我的抵触情绪也随之增长。在此后的危难时刻，记得我曾致函胡风先生，表示一个读者后学的慰问。
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在诗领域内自由体与民谣体之争，在胡风入狱我被株连服刑、诗人艾青也被无辜流放边陲后，五十年代后期又兴起大论争的高潮，着实热闹了一阵。那是以“大跃进”为契机而引发的。当时“全民皆诗”的新民歌洪流汹涌澎湃。诗人何其芳著文认为民谣体难免有所局限，“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主张诗的“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这一公允见地惹来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何其芳否定歧视民歌和新民歌，是主观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抵触知识分子诗人的彻底改造和工人阶级化，等等。罢黜百家、独宗民歌的有如下强大阵容：大诗人张光年、公木、田间、徐迟，包括文坛资深前辈傅东华、赵景深、唐弢，以及沙鸥、萧殷、丁力、张先箴、宋垒等。参与维护民歌是诗的统治支配形式，申言民歌无局限的一般“跟风诗派”的作者和论者更为可观。何其芳面对如此浩荡大军的围剿，也感到难以招架，在谨慎辩诉的同时无奈地告白：“正在大跃进民歌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却和公木去辩论民歌体有无局限，并且把它和我主张的格律诗比较，而又有所抑扬，现在看来，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依附政治运动的媚势论争，必然跟随政治运动的出轨而翻车。接踵相连的三年全民大饥饿，把大跃进风起云涌的民歌潮化为齑粉；随之而至的“文革”浩劫，又造成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沙漠。
四十年后翻阅这些诗坛史料，回顾我在诗歌形式问题上的痴迷，何其拘泥何其愚顽！
“五十年代初期，官方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日益升级，你为什么对此毫不在意？硬往枪口上撞？”若干年后，不止一个朋友如此诘问我。
我说：“大约由于思想契合的凝聚力。也由于胡风先生的影响力。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些为信仰而赴汤蹈火的献身者们。”
若干年后一位忘年诗友询及：“一九五五年发布的胡风三批材料中没有你的名字；嗣后各种与胡风冤案有关的文字和活动中，从未涉及到你，说明你与胡风泛泛之交。但为何对你的惩处却特别惨重？”
我无法准确回答忘年长者的质疑。
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指鹿为马的事时有发生。如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元帅，竟被诬陷罹难终身。我一介草民，随意罗织，不足为奇。但大劫幸存，托福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和煦春风！
长者又说：“不过，根据你的思想气质，一九五五年不打成胡风分子，也逃不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加冕，或日后各项运动中别的什么敕号。”长者平日浏览佛学，习悟禅机，他合十曰：“古人云，知白守黑，难得糊涂，能达彼岸者，一生平安；趋炎媚势，唯上是从，此类禀赋，可步青云。足下未谙此道，昔日憎恶国民党黑暗腐败，追随共产党革命；现又拘泥于理想主义，不随世俯仰，此乃祸根也。阿弥陀佛！”
我问：“胡风先生道德文章如何？”
长者莞尔：“胡风，非凡人也。恕不妄加置喙。”
自一九五五年我被株连罹难后的漫长岁月中，当然无从获悉胡风的任何信息。一九八〇年胡风出狱到达北京后，我没有去信问候；一九八一年胡风来上海精神病院治疗，我没有去看望；在他一九八五年逝世前的几年中，我只作为一个读者从报刊上得知他的信息，没有私人交往。如果我去访去信谈些什么呢？叙旧吗？他不一定记得我，当时他反复神志不清；谈诗吗？迂阔之论；诉苦难遭遇吗？我会不能自抑而控诉暴政，显然不合时宜；连我这样一般交往的人都被打成“分子”九死一生，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有碍他的健康。我只有心里默默祝福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胡风：《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胡风的文艺思想自成系统，我甚至没来得及全部消化它。这里所谈仅是民族形式在诗领域的实践并个人感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劫难。
作为“胡风冤案”的受害者，四十年后回眸这一重大冤狱，我赞赏诗人徐放的一席谈：“对胡风冤案这段历史，值得研究。过去我们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是宗派在整人。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也赞同贾植芳教授的如下说：“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当然，多年的阅历和思考，也使我对胡风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肯定他非凡的正直、真挚和勇敢的品格，所以认他为自己生死与共的挚友。但在我看来，他身上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他有忠君思想，总认为‘皇上圣明，为宵小包围’，而领袖决不会有错误和过失。另外，他身上也有一些宗派意识，认定非友即敌，不能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在这位备受文化专制主义迫害的文化斗士身上，也留有封建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烙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很值得我们今天沉思。”（《人字的份量——贾植芳教授访谈录》）
贾植芳先生和徐放先生，都是饱经忧患的“胡风冤案”罹难者，他们的肺腑之言，鞭辟入里。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想到两句读书札记：
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思想自由。
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自由思想。
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浓雾笼罩着黄浦江畔。我到报社上班刚刚坐定，人事干部就把我召唤到总编辑室。总编辑神情严峻：“你要彻底交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话音刚落，两条早就守候在旁的陌生汉子迅速冲上来，分别扭住我的左右胳臂，厉声喝道：“走！”我被押出报社关进囚车。这时我才发现两个便衣警察的右胯各插着一支手枪。囚车七拐八弯抵达一处秘密囚室，三个戎装军警早已严阵以待，嗣后日夜轮班严密监视。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胡风会是反革命，也想不通竟然用如此专政手段对付我这个忠于共产党的人。但同时，我又深信共产党的伟大和毛泽东的英明。困惑、矛盾、委屈，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使我思想上走投无路，特别在漫长反复的审讯期间，面对一系列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或歪曲事实或侮辱人格的逼供，我不能自抑而泪花朦胧。落泪是弱者的表现吗？人们感情世界的悲欢离合达到高潮时，大多会夺眶而出。我不属于这些情愫渊源，只觉得困惑和委屈，要发泄，要倾吐，要喷涌，要爆炸。在当时的铁窗禁锢中，落泪就是发泄，就是倾吐，就是喷涌，就是爆炸，它使我闷瞀憋懣的心灵稍稍为之透气而些许平衡。囚者的眼泪当然不会改变暴者的施虐，我就按照他们的框定要什么给什么。幸好我没有同案人可揭发，仅就自己的“罪行”全部承包。这还不行，还要逼问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比如：
“你为什么要去听胡风讲课？”
“你为什么要反对民歌体的诗？”
我答：“由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
审讯者满意了，逼供暂停。
我失去自由后的具体变迁，从单人囚室到单位批斗，从降职劳动到押解服刑，另有专著记叙。这里只勒刻一笔：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下旬起，我因“胡风分子”而获“罪”，经历了悠悠二十五年的奴役生涯。个人的劫难映照出时代的全貌。
我和胡风先生的交往起于诗止于诗。大约一九五〇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旁听了胡风一堂课。华东新闻学院是建国初期创办的培训新闻业务干部的学府，曾邀请社会名流来校讲学。我当时在《劳动报》担任记者，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胡风到该校讲学的信息，我特地专程赶去听他的报告。胡风讲的是文学，现也记不清他讲的具体题目和具体内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带有湖北口音的爽朗发言，那魁梧的形体。胡风讲学告一段落，听讲者随意提问，由他解答。我写了一张纸条递上台去：
胡风老师
诗人田间的《赶车传》和他近些年来的五言体，与他早年的诗风反差很大。田间的这一发展倾向孰是孰非？请你评价。
穆歌
末尾署名的穆歌，是我当时的笔名。
胡风微笑着看完了我递的纸条，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不赞成田间五言体的创作趋向。”他接着侃侃而谈，大意是：诗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人们的情绪悲欢离合，海浪一样起伏跃动，怎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束缚得住。他纵横生发，口若悬河，赢得阵阵掌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记起他一九三六年的预言：“勇敢地打破了形式主义的作者会不会无意中被另外一种形式主义所迷惑呢？”（《田间底诗》）。胡风讲学完毕就离开了会场，我们没有个别交谈，他不会记得我这个年轻听众。
胡风由田间的诗引发的一席谈，所以深深打动我的心，是因为我当时正为诗的形式困惑，正被诗的形式折磨。从一九四三年中学时代起，我就接触“五四”传统的新诗并为她所熏陶和哺育，特别是艾青那深挚的情愫，朴素的语言，对现实人生的紧密关照和血肉融合：“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长久地感染着我，为之萦怀。我起步学诗并投稿发表。可以说，我是从“五四”传统的新诗启蒙的。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奔赴苏北老解放区后，仍然痴情地迷恋着诗。但老根据地流行的诗，与我酷爱的“五四”传统的自由体相去甚远，当时当地倡导的是被称之为民谣体的新诗，斥“五四”传统的自由体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为此感到惶惑和苦恼。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渡江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在报社文艺组，工作任务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诗，民谣体理所当然地被奉为诗的正宗，自由体遭到更加严厉的排斥。我一边编发“马达轰隆响/工人斗志昂”之类的无产阶级诗作，私下，我以真挚的情怀写了几组讴歌新生活的自由体，投给作家靳以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靳以肯定了我的诗予以发表。同事们看到后投来轻蔑的目光：“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膨胀！”我的惶惑和苦恼成倍增长。专程去华东新闻学院旁听胡风讲学并有准备地提问田间的创作倾向，反映了我当时在民谣体重轭下寻求出路的迫切和焦灼。胡风明快的回答——对“五四”传统自由体新诗的肯定，犹如梅雨季节的一缕阳光，给我带来欢欣鼓舞。
与此前后，我读了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这本写于一九四〇年的艰深论著，我却读懂了，至少是领会了它的精神实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对当时发生在重庆和延安的有关此一问题争论的总结。它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即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持这一观点的重庆和延安的理论家们包括文艺界的领导人，程度不同地认为“五四”传统的新文艺是“移植形式”，不为大众喜闻乐见。理论指导实践，表现在诗歌创作领域，民谣体被奉为圭臬，自由体被视为异端。我由衷赞同胡风的论点，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扉页上，即兴写了如下两句读书札记：“讨伐封建文艺的檄文，捍卫五四传统的宣言。”这两句札记连同胡风的论著，在审讯期间都被作为“罪证”。
基于当年对民族形式的理解，我总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求更多的共鸣和支持。大约也在一九五〇年前后，我致函夙所仰慕的诗人艾青，兹忆摘如下：“冒昧书呈，为向您请教目前诗歌创作实践上的有关问题。当前诗坛，快板、顺口溜、歌谣、韵文之类占绝对优势。为了普及，需要这类东西，但同时就发生下面两种情况：一、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生硬地套用四季调五更曲之类的旧形式，装腔地模仿民间歌谣，表示自己是在进步，是在为工农兵服务。二、有些人干脆把大众化和旧形式划起等号，认为只有套用旧形式的诗创作就是大众化的，反之就是非大众化的。他们从形式上理解追求大众化，回过头来枪毙富有人民性的作品。”诗人艾青据我不无偏颇的去信，写了约八千字的长文公开作答。他不同意我信中表述的观点；也意有所指地批评了“那些在口头上常常强调内容的人”。 我不掩饰自己青年时代的幼稚，不厌其烦地忆摘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意在如实地反映我当时对诗的固执追求，并说明由此为导火线而蒙受厄舛。
艾青的异议，没有使我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我对胡风理论的执着。约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春季，我直接写信给胡风并寄去我的一本手抄诗集，就教大方。不久接获先生复简约我去他家面叙。时隔四十多年后回忆当时拜晤情景，清晰记得胡风微笑可亲地首先伸出大手，消释了我的腼腆。面对一位在文学理论特别在诗领域造诣深湛的大师，我有点失悔不该把自己的习作呈他献丑。话题谈到我的诗，他总体评价是还未脱离稚嫩走向成熟。胡风的意见没有使我沮丧，因为他的态度是真诚平易的。嗣后大约两年时间，我几次拜望胡风，谈话内容大抵是对文学界现状的忧虑，机械论的指导方针使文艺失去生机。记得有一次谈话内容涉及到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苏联电影《生活的光芒》。故事发生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女厂长安尼娜的丈夫——一个军人在前线牺牲了，女主人公为此伤心落泪，精神颓丧。有家报刊载文指责女厂长不该为丈夫死去而落泪颓丧，因为她是布尔什维克。是我向胡风谈起这篇文章的，那时我年轻气盛对此等极左怪论义愤填膺。胡风神情庄重地听着，表示对我意见的赞许，并感叹说这不是孤立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前后，胡风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现在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北京期间我寄他一信，就当时诗领域形式主义泛滥和概念骷髅横行倾向继续谈了些看法。胡风自北京复信给我，三张信笺写得满满的，大意是说：他同意我的看法。要走出理念大罗网的阴影是一个斗争，需要真诚的人们共同努力。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连同另外几封来信。一九五五年五月反胡风运动开始后，我忍痛把它销毁了。当时愚蠢地认为，官方搜不到信件证据就可以免除株连。如果当时把它上交，几十年后发还原信，那将是胡风诗论中的一笔财富。
这不是“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的时代，我却焚毁了一位理论家的真知灼见。
一九五三年，胡风一家由上海迁居北京后，我们基本终止了过从。当时官方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压力日益加剧，我的抵触情绪也随之增长。在此后的危难时刻，记得我曾致函胡风先生，表示一个读者后学的慰问。
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在诗领域内自由体与民谣体之争，在胡风入狱我被株连服刑、诗人艾青也被无辜流放边陲后，五十年代后期又兴起大论争的高潮，着实热闹了一阵。那是以“大跃进”为契机而引发的。当时“全民皆诗”的新民歌洪流汹涌澎湃。诗人何其芳著文认为民谣体难免有所局限，“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主张诗的“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这一公允见地惹来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何其芳否定歧视民歌和新民歌，是主观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抵触知识分子诗人的彻底改造和工人阶级化，等等。罢黜百家、独宗民歌的有如下强大阵容：大诗人张光年、公木、田间、徐迟，包括文坛资深前辈傅东华、赵景深、唐弢，以及沙鸥、萧殷、丁力、张先箴、宋垒等。参与维护民歌是诗的统治支配形式，申言民歌无局限的一般“跟风诗派”的作者和论者更为可观。何其芳面对如此浩荡大军的围剿，也感到难以招架，在谨慎辩诉的同时无奈地告白：“正在大跃进民歌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却和公木去辩论民歌体有无局限，并且把它和我主张的格律诗比较，而又有所抑扬，现在看来，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依附政治运动的媚势论争，必然跟随政治运动的出轨而翻车。接踵相连的三年全民大饥饿，把大跃进风起云涌的民歌潮化为齑粉；随之而至的“文革”浩劫，又造成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沙漠。
四十年后翻阅这些诗坛史料，回顾我在诗歌形式问题上的痴迷，何其拘泥何其愚顽！
“五十年代初期，官方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日益升级，你为什么对此毫不在意？硬往枪口上撞？”若干年后，不止一个朋友如此诘问我。
我说：“大约由于思想契合的凝聚力。也由于胡风先生的影响力。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些为信仰而赴汤蹈火的献身者们。”
若干年后一位忘年诗友询及：“一九五五年发布的胡风三批材料中没有你的名字；嗣后各种与胡风冤案有关的文字和活动中，从未涉及到你，说明你与胡风泛泛之交。但为何对你的惩处却特别惨重？”
我无法准确回答忘年长者的质疑。
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指鹿为马的事时有发生。如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元帅，竟被诬陷罹难终身。我一介草民，随意罗织，不足为奇。但大劫幸存，托福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和煦春风！
长者又说：“不过，根据你的思想气质，一九五五年不打成胡风分子，也逃不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加冕，或日后各项运动中别的什么敕号。”长者平日浏览佛学，习悟禅机，他合十曰：“古人云，知白守黑，难得糊涂，能达彼岸者，一生平安；趋炎媚势，唯上是从，此类禀赋，可步青云。足下未谙此道，昔日憎恶国民党黑暗腐败，追随共产党革命；现又拘泥于理想主义，不随世俯仰，此乃祸根也。阿弥陀佛！”
我问：“胡风先生道德文章如何？”
长者莞尔：“胡风，非凡人也。恕不妄加置喙。”
自一九五五年我被株连罹难后的漫长岁月中，当然无从获悉胡风的任何信息。一九八〇年胡风出狱到达北京后，我没有去信问候；一九八一年胡风来上海精神病院治疗，我没有去看望；在他一九八五年逝世前的几年中，我只作为一个读者从报刊上得知他的信息，没有私人交往。如果我去访去信谈些什么呢？叙旧吗？他不一定记得我，当时他反复神志不清；谈诗吗？迂阔之论；诉苦难遭遇吗？我会不能自抑而控诉暴政，显然不合时宜；连我这样一般交往的人都被打成“分子”九死一生，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有碍他的健康。我只有心里默默祝福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胡风：《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胡风的文艺思想自成系统，我甚至没来得及全部消化它。这里所谈仅是民族形式在诗领域的实践并个人感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劫难。
作为“胡风冤案”的受害者，四十年后回眸这一重大冤狱，我赞赏诗人徐放的一席谈：“对胡风冤案这段历史，值得研究。过去我们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是宗派在整人。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也赞同贾植芳教授的如下说：“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当然，多年的阅历和思考，也使我对胡风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肯定他非凡的正直、真挚和勇敢的品格，所以认他为自己生死与共的挚友。但在我看来，他身上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他有忠君思想，总认为‘皇上圣明，为宵小包围’，而领袖决不会有错误和过失。另外，他身上也有一些宗派意识，认定非友即敌，不能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在这位备受文化专制主义迫害的文化斗士身上，也留有封建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烙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很值得我们今天沉思。”（《人字的份量——贾植芳教授访谈录》）
贾植芳先生和徐放先生，都是饱经忧患的“胡风冤案”罹难者，他们的肺腑之言，鞭辟入里。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想到两句读书札记：
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思想自由。
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自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