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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一首名为《致西方的诗》（A POEM FOR THE WEST）
风靡中国各大论坛：
当我们有10亿人，你们说我们正毁灭地球。
当我们尝试控制人口，你们说我们侵犯人权。
当我们建立我们的工业，你们称我们为“污染国”。
当我们向你们出售商品，你们指责我们令地球暖化。
当我们迷失于混乱和狂躁，你们要求法治。
当我们捍卫法治打击暴乱，你们称之违反人权。
当我们沉默，你们说希望我们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说我们是被洗脑的仇外者。
这首诗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不满与愤怒。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次祖国遭受西方的误解、羞辱的时候，中国人都会发出强烈的呐喊:“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日本入常。对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任何外界的伤害，都有可能重新揭开过去的伤疤。
与过往的历次民意爆发相比，现在，中国人愤怒的表达已经与10年前大不一样了。中国的网络开始成长起来，中国的新一代开始行动起来。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民意爆发开始显得井然有序，而且符合国际惯例。
在网络的呼唤下，中国人开始以个体为单位直接参与到事情的进程中来。像此次围绕护卫奥运圣火，从北京到三藩市，从伦敦到巴黎，全体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在短短的时间内整合资源，迅速突破西方主流媒体的语言封锁，成功发动大规模反击。尽管不是所有扯谎的西方媒体都迫于中国网民的压力而改变态度，但有“西方媒体向中国民意低头”本身，足以显示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之壮观。
崛起的中国与老牌帝国主义间必将存在长期而微妙的博弈，而博弈存在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如无意外，“政府的冷静和民众的激情”是最佳组合，在“西藏事件”以来，我国政府基本采用了“沉着应对”，这是政府深谋远虑和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而中国的民众，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以极高的爱国之心，极大的激情，在网络上，在奥运火炬传递的途中，在国内，坚决反击西方列强的污蔑栽赃，保火炬，反“藏独”，反映了中国的最大民意，成为了政府的坚强后盾，使得政府在博弈中手中更有砝码，心中更有底气。
中国有些精英，只要看到百姓上街抗议，就视之为过激的民族主义，而且带着一种恐慌。他们往往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把民众的义愤行为，概括地贴上“偏激的民族主义”标签，对其冷嘲热讽。他们担心群众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可能会演化成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浪潮。
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更是一种错误思维。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之际，都有过民族主义的高潮期，而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主义高潮，反而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继续腾飞、自主创新极大发展以及民主化进步的推动力量。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与之和谐共存。
学会在激情中止步
当然，已经义愤起来的民众，不可能一直保持亢奋，解决事情之道，还得回归政府。政府以这样的民意基础去处理这些事也会从容得多。当政府进入博弈角色时，民众就应该让出一点空间，如果我们自己能把激情的火灭了，西方才会真正重视。因为民众能自己灭火，同样也可以把火燃起来，那就不简单了，一个理性与激情兼备的民族显然是不可小视的。
对于激情的把握，我们还必须在学习中提高。今年4月份，当火炬在韩国首尔传递的时候，南韩民间团体“西藏和平连带”的3名成员，在首尔广场被中国学生围攻，仓皇逃至附近酒店，尾随的几百名中国学生也拥入酒店大堂，用国旗杆及拳脚对他们施暴，并不断高叫“打死他”。此事经过韩国媒体报道之后，举国哗然。南韩网站充斥各种反华声音，“把所有中国人赶出去”、“中国没有权利举办奥运会”等。
静下心来想想，韩国人以道德法官的姿态教训中国固然有错，但中国自恃人多力量大，对反动异己一下子就来歼灭战，难怪引起了韩国的警惕和恐慌。其实支持西藏闹独立的大本营不在韩国，应该是在欧美，韩国人只不过是“不明真相的起哄者”。
对这些人过度的使用激情是偏离了方向。激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们要有激情的力度，但更要学会激情的限度。我们要调整爱国主义尺度，让国际注意力更多地从本国人身上移开，转移到外国人身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则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能让外国人更加信任我们，对我们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激情就像一团火，适当的火势能保持温度，能获得光明。如果火势太大，灼伤别人，也很快会燃尽自己。
谁能承担吹响冲锋号的重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西方势力与中国民众对决的时刻，很少出现中国内地精英的声音，他们沉默，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尴尬，也衬托出了西方信息战的可怕。
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的单薄，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我们喜欢宣扬好的、正面的消息，喜欢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的感觉，对于世界上对华不友好的观点进行了过滤，而一旦西方出现反华言论，我们感到突兀和不适应。而反观西方媒体，他们报道视野比较宽泛，而且，似乎也容许不同的观点交锋，造成了不少人都把西方媒体当成了了解真相的源头，而忘记了它们的媒体潜在着偏见和特定的阶级性。
正是这种长期的演化，使得西方牢牢地掌握了信息的解释权，而这种解释权在有时候是致命的。这次一系列的风波，恰恰是西方抓住了中国信息战上的弱点，它们以偏见的媒体为前锋，诱导民众情绪，然后让各种反华势力登台表演，其结果是，西方民众愈发加深了对中国的误解，而当中国进行反驳时才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浑身都是理，但舌头打卷的结巴，它的每一次辩驳都那么的艰难。
信息战的恶毒或者说是高明就在这里，美国人残杀几十万人，只要他摇唇鼓舌说是打击恐怖主义，一下子，杀人就获得了自动授权和天经地义的理由。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曾深深领教了它的厉害。而中国人只是试图阻止一下正在行凶的暴徒，就被贴上了“反人权”的标签，遭到西方的“围剿”。在这里，没有是非，只有强权。这就是信息战。
中国的精英中缺少与世界沟通对话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没有比尔·盖茨，没有斯皮尔伯格。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寄希望于有沟通能力的海外华人，我们得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就从现在开始。
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胡适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事实说明，胡适的判断在今天仍然相当准确。
风靡中国各大论坛：
当我们有10亿人，你们说我们正毁灭地球。
当我们尝试控制人口，你们说我们侵犯人权。
当我们建立我们的工业，你们称我们为“污染国”。
当我们向你们出售商品，你们指责我们令地球暖化。
当我们迷失于混乱和狂躁，你们要求法治。
当我们捍卫法治打击暴乱，你们称之违反人权。
当我们沉默，你们说希望我们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说我们是被洗脑的仇外者。
这首诗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不满与愤怒。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次祖国遭受西方的误解、羞辱的时候，中国人都会发出强烈的呐喊:“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日本入常。对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任何外界的伤害，都有可能重新揭开过去的伤疤。
与过往的历次民意爆发相比，现在，中国人愤怒的表达已经与10年前大不一样了。中国的网络开始成长起来，中国的新一代开始行动起来。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民意爆发开始显得井然有序，而且符合国际惯例。
在网络的呼唤下，中国人开始以个体为单位直接参与到事情的进程中来。像此次围绕护卫奥运圣火，从北京到三藩市，从伦敦到巴黎，全体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在短短的时间内整合资源，迅速突破西方主流媒体的语言封锁，成功发动大规模反击。尽管不是所有扯谎的西方媒体都迫于中国网民的压力而改变态度，但有“西方媒体向中国民意低头”本身，足以显示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之壮观。
崛起的中国与老牌帝国主义间必将存在长期而微妙的博弈，而博弈存在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如无意外，“政府的冷静和民众的激情”是最佳组合，在“西藏事件”以来，我国政府基本采用了“沉着应对”，这是政府深谋远虑和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而中国的民众，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以极高的爱国之心，极大的激情，在网络上，在奥运火炬传递的途中，在国内，坚决反击西方列强的污蔑栽赃，保火炬，反“藏独”，反映了中国的最大民意，成为了政府的坚强后盾，使得政府在博弈中手中更有砝码，心中更有底气。
中国有些精英，只要看到百姓上街抗议，就视之为过激的民族主义，而且带着一种恐慌。他们往往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把民众的义愤行为，概括地贴上“偏激的民族主义”标签，对其冷嘲热讽。他们担心群众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可能会演化成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浪潮。
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更是一种错误思维。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之际，都有过民族主义的高潮期，而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主义高潮，反而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继续腾飞、自主创新极大发展以及民主化进步的推动力量。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与之和谐共存。
学会在激情中止步
当然，已经义愤起来的民众，不可能一直保持亢奋，解决事情之道，还得回归政府。政府以这样的民意基础去处理这些事也会从容得多。当政府进入博弈角色时，民众就应该让出一点空间，如果我们自己能把激情的火灭了，西方才会真正重视。因为民众能自己灭火，同样也可以把火燃起来，那就不简单了，一个理性与激情兼备的民族显然是不可小视的。
对于激情的把握，我们还必须在学习中提高。今年4月份，当火炬在韩国首尔传递的时候，南韩民间团体“西藏和平连带”的3名成员，在首尔广场被中国学生围攻，仓皇逃至附近酒店，尾随的几百名中国学生也拥入酒店大堂，用国旗杆及拳脚对他们施暴，并不断高叫“打死他”。此事经过韩国媒体报道之后，举国哗然。南韩网站充斥各种反华声音，“把所有中国人赶出去”、“中国没有权利举办奥运会”等。
静下心来想想，韩国人以道德法官的姿态教训中国固然有错，但中国自恃人多力量大，对反动异己一下子就来歼灭战，难怪引起了韩国的警惕和恐慌。其实支持西藏闹独立的大本营不在韩国，应该是在欧美，韩国人只不过是“不明真相的起哄者”。
对这些人过度的使用激情是偏离了方向。激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们要有激情的力度，但更要学会激情的限度。我们要调整爱国主义尺度，让国际注意力更多地从本国人身上移开，转移到外国人身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则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能让外国人更加信任我们，对我们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激情就像一团火，适当的火势能保持温度，能获得光明。如果火势太大，灼伤别人，也很快会燃尽自己。
谁能承担吹响冲锋号的重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西方势力与中国民众对决的时刻，很少出现中国内地精英的声音，他们沉默，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尴尬，也衬托出了西方信息战的可怕。
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的单薄，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我们喜欢宣扬好的、正面的消息，喜欢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的感觉，对于世界上对华不友好的观点进行了过滤，而一旦西方出现反华言论，我们感到突兀和不适应。而反观西方媒体，他们报道视野比较宽泛，而且，似乎也容许不同的观点交锋，造成了不少人都把西方媒体当成了了解真相的源头，而忘记了它们的媒体潜在着偏见和特定的阶级性。
正是这种长期的演化，使得西方牢牢地掌握了信息的解释权，而这种解释权在有时候是致命的。这次一系列的风波，恰恰是西方抓住了中国信息战上的弱点，它们以偏见的媒体为前锋，诱导民众情绪，然后让各种反华势力登台表演，其结果是，西方民众愈发加深了对中国的误解，而当中国进行反驳时才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浑身都是理，但舌头打卷的结巴，它的每一次辩驳都那么的艰难。
信息战的恶毒或者说是高明就在这里，美国人残杀几十万人，只要他摇唇鼓舌说是打击恐怖主义，一下子，杀人就获得了自动授权和天经地义的理由。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曾深深领教了它的厉害。而中国人只是试图阻止一下正在行凶的暴徒，就被贴上了“反人权”的标签，遭到西方的“围剿”。在这里，没有是非，只有强权。这就是信息战。
中国的精英中缺少与世界沟通对话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没有比尔·盖茨，没有斯皮尔伯格。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寄希望于有沟通能力的海外华人，我们得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就从现在开始。
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胡适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事实说明，胡适的判断在今天仍然相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