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桑弘羊一直引以为骄傲的，是自己还是一个青涩少年时，就因出色的心算能力，被选拔进宫，服务于汉武帝身边。那一年，当他从洛阳前往首都长安时，年仅十三。虽然汉代有所谓赀选制度，也就是家有资产达到五百万以上的富室，自家子弟便可自备车马，到长安做郎官，但像桑弘羊这样一到长安就出入禁中，并被委为侍中的，却并不多见。侍中这个职位，许多朝代都有，名虽一样，实却大不相同。在桑弘羊身处的汉代，侍中所从事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服务生，“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给皇帝管管车马衣物，以及撒尿用的夜壶。这工作听起来似乎不大体面，但即便是拿夜壶，也要看拿的是谁的夜壶，一旦你手里拿的是御用夜壶，那就非但不屈辱，反而是大大的荣光。与桑弘羊同时代的孔安国，乃孔圣人十二世孙，出身远比贾人之子桑弘羊显赫，他当侍中时，负责给汉武帝拿唾壶，可当时不但没人认为有辱斯文，反而“朝廷荣之”。
　　一个人拿一阵子夜壶并不难，但如果一辈子都拿夜壶，那就悲剧了。更何况，桑弘羊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终其一生，桑弘羊最推崇的古人有两个：一个是商鞅，一个是李斯。此二人都是不世出的改革家，一个辅佐秦孝公，使秦国从一个被诸侯忽略的西鄙之地的小国，一跃而为战国终结者；一个辅佐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海内一统。桑弘羊心仪商、李的事业，也对商、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表露出了不加掩饰的艳羡。在后来那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他在大会发言时，就明明白白地称赞自己的偶像李斯：“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
　　要想像商鞅和李斯那样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老是呆在侍中的位置上给皇上拿夜壶，虽然也算陛下信得过的近臣，但毕竟还是有点鞭长莫及。因此，桑弘羊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桑弘羊愿意等。汉武帝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被汉武帝任命为大农中丞。这一年，桑弘羊已经到了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大农中丞又称大司农丞，乃大司农的助手，而大司农则是掌管经济的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桑弘羊由一个端夜壶的服务生，一跃而为大汉王朝的财政部部长助理，他等了二十七年。他已然从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等成了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他明白，汉武帝之所以把他安置在这么个重要位置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指望出身于商人世家、对经济工作非常熟悉的他能够迅速地为帝国创收。因为，此时的帝国财政，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一
　　
　　短命的秦朝滥用民力，秦汉之际又是诸侯间连绵不断的征战，当刘邦终于统一天下时，便面临一个无比窘迫的烂摊子。首先是多年动乱之后的人口急剧减少。因为缺乏统计数字，人口减少的具体情况，今天很难估量(班固的说法是“死者过半”)。从史书上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旁证这种锐减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汉高祖自平城回长安途中，路过曲逆县，他登楼眺望，见这座县城房屋高大，不由感叹说：“好雄壮啊。我走遍天下，只看到洛阳才有这么繁荣。”汉高祖问御史，曲逆县有多少人口。御史回答说：“秦朝初期有三万余户，经过兵火，现在只有五千多户了。”三万减至五千，还算是减得并不多的，不然汉高祖不会发出雄壮的感叹。曲逆偏处河北北部，距秦末拉锯战的中原主战场，还有数百公里距离，偏远之地已到这般田地，何况忍受了长年战乱的中原呢?由曲逆一叶，可知天下之秋。与人口剧减同步的是经济凋敝，当时，国家高级干部出行，只能乘坐牛车，即便贵为天子，要挑选四匹颜色一样的马，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口少，手里又没钱，更要命的是，北方还有匈奴不时入侵。汉高祖从最底层的草根，腾跃为大帝国的开创者，对匈奴，他一开始并没放在眼里，但经过平城之围后，汉高祖方才明白，自己手中这个满目疮痍的大帝国，其实无法与北方这个野蛮部落抗衡。正如他在去世那一年锦衣荣归时，酒酣面热之际独自唱出的那样：“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为了医治多年战争与暴政的创伤，汉高祖不得不施行了两条措施：对外，通过和亲的方式换来与匈奴的和平共处；对内，休养生息。这两条措施，作为汉王朝的基本国策，自汉高祖制定之始，一直严格地执行了七八十年。七八十年间，虽然不断有各种因素，使这两项基本国策有被更改的危险，但最后都有惊无险地继续执行。
　　与秦朝农民的负担达到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相比，汉朝实行的轻徭薄赋制度非常宽松，之前的田租为十五税一，后来又改为三十税一。秦自商鞅变法，到秦二世丧国，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君王换了无数茬，但有一项政策代代沿袭，那就是滥觞于商鞅变法的抑末，——所谓末，乃是相对于本而言。商鞅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本，除此之外的工商业和第三产业，都属于末。抑末，就是要抑制私有工商业。汉承秦制，汉朝的大多数制度都照搬秦朝。对于抑末，汉高祖和他的高干们大约意识到在如此凋敝的经济基础上，如果既要与民休息，又要抑制末业，几同于抱薪救火。是故，汉初的抑末政策，与秦时相比，有较大的松动。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把山林大泽收归国有，四处设立关卡对流通商品课以重税。这些，汉初都一一取消。其结果，如同司马迁说的那样：“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不过，出于骨子里对末业的蔑视，汉高祖在听任乃至鼓励私有工商业发展的同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对商人进行限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不过，尽管汉高祖考虑得煞费苦心，但随着经济的日益复苏，一个新兴的因工商业而富有的商人阶层出现了。司马迁《史记》中专辟有一章叫做《货殖列传》，就是为那些富商大贾立传。其中生活于汉武帝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有蜀郡的卓氏——即著名的卓文君的家族，卓家利用当地盛产铁矿的地利之便，从事铁器生产，倾销于今天的四川、云南两省，家中有仆人上千。与卓氏同居临邛，同样以冶铁发家的还有程郑。此外，宣曲任氏以贩卖粮食而成巨贾；师史家产多达七千万；桥姚有马上千匹，牛数千只，羊上万头，粟以万钟计。尽管国家政策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但商人手里有钱，“封君皆低首仰给”，——哪怕是有封地有爵位的王公贵族，在富商们如同山积的财富面前，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与他们称兄道弟。
　　汉高祖之后的继任者均采取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继续贯彻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其中文帝与景帝，更是以节俭得近乎吝啬、爱惜民力如同爱护眼珠子而著称。比如汉文帝曾打算修一座露台，主事的人一计算，大约需要一百金，相当于当时十来户中产阶级的家产。汉文帝觉得太贵，便就此作罢。总之，几代人休养生息，厚积薄发，到汉武帝执政时，汉王朝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高度。
　　如同富二代总是很自然地要挥霍父辈攒下的财富且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反而以为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才算潇洒人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武帝也是这样一个富二代。更何况，这位富二代是一个自许雄才大略、有远大理想、立志要做圣君的帝王。然而，汉武帝所打造的通向圣君之路，其实也就是大肆挥霍祖 宗的积蓄。归结起来，这位富二代大把大把的钱都花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军费开支。汉武帝首先不能容忍的就是堂堂大汉王朝居然低三下四地与匈奴这个蛮族和亲。自汉高祖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来，虽然双方还偶有战事，但都属于边境纠纷之类的小摩擦，毕竟和平共处才是主流。但决心建功立业的汉武帝并没把轻启边衅之类的忠告听进去，他听从大行(负责少数民族及诸侯国事务的中级官员)王恢的建议：在马邑(今山西朔州)设伏，由当地人聂壹引诱匈奴入边，把他们带进汉军埋伏圈尽行歼灭。御史大夫韩安国对此持反对意见，力陈不可，汉武帝却认为此计大妙，并亲自布置。于是，聂壹诈降匈奴，并对单于说他能够斩马邑守将，献城来降。单于果然中计，带了十万骑兵向马邑进发。行军途中，单于见汉地四处都是牲畜却无人放牧，深以为怪，遂就近攻下附近的一座汉朝地方军队的堡垒，俘虏了雁门尉史。这位尉史在单于下令砍他的脑袋时，供出了汉朝密谋。单于大惊之下，立即退兵。这样，汉朝羊肉没吃着，反而惹得一身臊，“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人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马邑之谋失败，汉武帝自然很没面子，主持这次特别行动的王恢成了替罪羊，下狱之后不堪折磨，自杀身死。从此之后，汉武帝倾整个国家之财力与物力，与匈奴进行了上百场大大小小的战争。客观地说，这上百场战争，除了成全卫青和霍去病等职业军人的功名外，也的确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畏于汉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但是，在汉军深入沙漠，连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都作为战利品运回长安的荣耀背后，却是大汉朝付出的惊人代价：一方面是大批将士的阵亡，一方面是海量的物质消耗。如元朔六年(前123)卫青兵出定襄，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军士及马匹损失十余万，国库为之一空；元狩元年(前122)，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附，汉武帝派去迎接他的车驾就多达二万余辆，耗去的安置费用高达一百多亿。
　　北击匈奴之外，汉武帝还征东瓯，讨南粤，开发西南，进攻大宛，入侵朝鲜。终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一年不对外用兵。到其晚年，其暴戾已到无所不用其极：仅仅为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汉武帝就多次向大宛用兵。疯狂对外用兵的结果，除了耗费国力，并没有能够如汉武帝所希望的那样扬大汉之国威。至于比汉武帝晚些时代的陈汤所谓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更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口号或者说意淫。
　　其二，基建开支。汉武帝是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一个帝王的品质生活，同样要花海量的钱。汉武帝为了狩猎，圈占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上林苑之外，还修建了一座著名的人工湖——昆明池，和一座著名的宫殿一建章宫。这些大型的基建，需要的是大量人力和物力，尽管先人留下的积蓄用于军费开支已捉襟见肘，但汉武帝依然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
　　其三，浪游开支。如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是一个在京城里待不住的主儿，他热爱出行，热爱穿行于帝国的浪游。早年，他常常微服夜出，自称平阳侯。有一次，他半夜三更跑到终南山下射猎，纵马奔驰于庄稼地，当地农民大骂不止。县令派人抓他，他只得以乘舆之物表明自己乃当今天子。等到他真正威福自专时，他的出行不再微服，而是一支由数万人组成的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如同一队兴致勃勃的蝗虫，所过之处，地方无不为之叫苦。由于招待不周，许多地方官甚至惧而自杀。
　　其四，摆阔开支。汉武帝为了夸饰天朝盛世，设肉林酒池款待四夷宾客，长年不断的流水席上，还有规模宏大的演员阵容表演各地乐舞和马戏。至于那些前来归附的部族首领，无一例外地予以丰厚的赏赐。
　　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钱，即便是一座金山也有用塌的时候，何况大汉朝的国库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阿里巴巴的山洞。当祖宗积下的财富被汉武帝挥霍一空，按照祖制从民众那里征收的赋税仅仅是杯水车薪时，汉武帝面临的最严峻、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再开财源，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运转，才能维持他本人的品质生活。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知人善用地起用了桑弘羊，对这个商人家庭出身又精于算计的身边人，汉武帝把为国敛财的重任交给了他。
　　桑弘羊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厚望。
　　
　　二
　　
　　在被任命为大农中丞之前，桑弘羊已经参与过为国捞钱的重要工作了。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份还没有后来这么显赫。那是元狩三年(前120)，这一年，汉武帝苦于日渐窘迫的财政，任命东郭成阳和孔仅为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盐铁改革。桑弘羊以侍中身份，参与其事。东郭咸阳是齐国的大盐商，孑L仅是河南的大铁商，因大农令(相当于财政部长)郑当时的推荐，被委以重任。汉武帝在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的同时，又命身边人桑弘羊参与其事，其间不无掺沙子的意思。——毕竟，两位大农丞都是自己不甚了解的大商人，如果不安插一个心腹与闻其事，圣上是不放心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桑弘羊虽然职位不如两位大农丞，但他的话语权却不见得比他们小。毕竟，他是最高领导的身边人，谁知道他的意见是不是秉承了最高领导的圣旨呢?
　　两位大农丞在桑弘羊的协助下，向汉武帝提交了盐铁改革方案。一言以蔽之，改革的核心就是实行盐铁的国家垄断，把大量民间经营的盐铁作坊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经营，也就是彼时的国进民退，或者可称之为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其具体实施细则，《史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原本准许民间开采的山海矿产，一律收归国有。由国家招募盐户制盐，制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负担，国家只提供用于煮盐的铁锅，即所谓牢盆；产出的盐，盐户不许自行销售，必须交由国家统购统销。如果说盐的产销还有民众插手其间的话，那么铁的产销则完全由国家垄断：凡是产铁的郡都要设置铁官，不产铁的郡则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或小铁官负责。盐铁专营以后，胆敢违法煮盐和冶铸，或是走私盐铁的，处以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的刑罚，并处罚没其器物。
　　相对于汉初实行的驰山泽之禁，允许民众自由开发盐铁矿，这时实行的盐铁国有，无疑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转折。首先利益受损的是盐商和铁商，——东郭咸阳和孔仅本身就是大盐商和大铁商，他们怎么会制订出对自己如此不利的改革政策呢?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怀疑是桑弘羊秉承了汉武帝的旨意，从中施加压力。盐铁收归国有，意味着这些家族几代人以来固若金汤的财富，一夜之间几乎化为乌有。不过，作为对盐商和铁商的一种补偿，汉高祖时商人不得人仕的规定不再执行，对其中一些有贡献(很可能是在国有化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的商人，由国家任命行政职务。汉初富而不贵的商人，终于有机会既富且贵，当然，贵的前提是家产大大缩水。
　　盐铁的专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原本空荡荡的国库，一下子有了汹涌而来的源头活水。对此，汉武帝的感受应该是最直接的：汉朝连续三年出兵，讨伐羌民，消灭南粤，在西南置郡县，这些新拓的疆土，因情况特殊，并无赋税收入，且因初内附，不时反叛，汉军多次进剿方才平息，其中的费用相当可观。正是 以盐铁专营收入为后盾，费用问题才迎刃而解。此后，汉武帝巡游时，北到朔方，东至泰山，所过之处的费用和任意的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这笔开支，也“皆取足大农”，盐铁专营可谓功不可没。在汉武帝心目中，已经给能干的桑弘羊记下了一功，这样也就才有了后来桑弘羊的一路升迁，直至执掌大汉朝财政大权数十年。
　　不过，在汉武帝的兴奋与自得之外，也时时回响着不同声音。卜式即是发出不同声音者之一。卜式和桑弘羊是同乡，都是河南人，家里“以田畜为事”。出自底层的卜式要比出自商贾之家、自小就进入宫廷禁苑的桑弘羊更深刻地洞悉民间疾苦，更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对迅速为朝廷敛财的盐铁专卖，卜式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并因这些不同意见而为汉武帝所恶。归结起来，卜式所看到的盐铁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盐铁国有化之后，其生产便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其产量由政府下达，而铁官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热衷于生产大农具，民间真正需要的中小农具却很少生产，产销根本不对路。
　　第二，正如后来盐铁会议时贤良指出的那样，国有化之前，铁器生产往往是“家人相一，父子戮力”，这种小作坊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不仅铁器制作精良，“器不善者不集”，且在农忙时节，还会运到田野上出售，服务搞得很好。但国有化之后，由于是国家经营，企业也如同衙门一样高高在上，不仅成本高、质量低，且不准挑选，甚至强买强卖，有时还会强迫农民到企业无偿服役。
　　第三，国有化之后成本剧增，自然导致了盐铁价格上扬。这样，原本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盐铁竟然成了一部分贫民眼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与铁器无缘的贫民只得像远古时代那样用木器和双手耕耘。至于没盐，那只得淡食了。
　　盐铁国有化之后的种种弊端，卜式看到了，民众更看到了，但汉武帝没看到，或者说不愿意看到。桑弘羊显然是看到了的，但他假装没看到，他需要看到的，仅仅是汉武帝的满意。在一个只对上负责——这个上，很多时候只有一位，那就是君主。桑弘羊也好，或者他崇拜的商鞅和李斯也罢，他们所施行的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改革，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最高统治者的需求。至于人民的疾苦与同僚的批评，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牛矢马溺。
　　
　　三
　　
　　汉武帝生性多疑，其手下重臣，常因其猜忌而遭到无妄之灾。但桑弘羊是少有的例外，他一生都深受汉武帝信任。其情其景，就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指出的那样：“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汉武帝对你桑弘羊言听计从，即便是越王信任文种和范蠡也不过如此。三十五岁那年参与经济改革工作后，桑弘羊的职位便稳步上升：四十岁为大农丞，四十五岁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相当于财政部代部长)。如果说在此前的经济改革中，桑弘羊虽是主要谋划者，但还不是领头人的话，那么自四十五岁起，他开始掌控大汉朝的经济命脉，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汉武帝对桑弘羊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一方面是认定桑弘羊工作能力强，经济改革工作成绩斐然；另一方面，则在于桑弘羊自少年时起就服侍于汉武帝身边，他对汉武帝最为了解，他知道他要什么，——那就是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用以满足其文治武功之所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桑弘羊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刻而久远的财经改革。
　　在桑弘羊真正执掌汉王朝财政大权之前，帝国曾经有一项制度叫算缗。缗的本意是指穿钱的绳子，用来代指财产。所谓算缗，就是国家向个人征收财产税。具体做法是，所有商人必须向国家如实报告自己的财产，再由国家征收一定比例的赋税。这一政策最早是由著名酷吏、时任御史大夫(相当于中纪委书记)的张汤动议，《史记》说张是“丞上指”，也就是秉承了汉武帝的意图。但比较意外的是，这条同样能令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新政，却迟迟没有真正实施。一直等到桑弘羊出任大农丞的第二年(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重申告缗令，算缗工作才算真正推行。究其因，可能是算缗新政缺乏强有力的执行者，而汉武帝对桑弘羊的执行能力一向抱有很大期望。同样，也有可能是桑弘羊新官上任，职责在身，主动向汉武帝提议重申告缗令。
　　不管哪一种情况才符合历史的真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项损公民肥公家、损万家富一人的财经新政经由桑弘羊之手，雷厉风行地铺陈开去。
　　算缗的具体细则规定：第一，凡是从事工商业、高利贷和囤积投机的商人，不论有无市籍(所谓市籍，是指汉朝将商人的户籍列入另册，称为市籍，以别于其他民众)，一律向国家如实呈报自己的财产，其财产价值每相当于二缗(一缗为一千钱，两缗为两千钱)，抽取一算(一算即一百二十钱，另一说为二百钱)的财产税；凡是经过国家特许从事盐铁经营的商人，则四缗交纳一算。也就是说，凡是和国家有勾结有保护伞的红顶商人，其财产税只相当于普通商人的一半。第二，除官吏和乡间掌管教化的三老，以及北部地区的骑士外，凡是家里有马车的，每一辆车要交纳一算的财产税；如果商人家里有马车的，则每辆车要交纳两算的财产税；凡是家里有五丈以上的船只的，每一条交纳一算的财产税。第三，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呈报者，处以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财产的重罚。同时，国家鼓励公民告发他人，凡告发属实的，将以被告发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这一条称为告缗。第四，凡是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一律不得占有土地和奴婢，违者没收全部财产。
　　这场算缗告缗新政，持续了三年时间，其影响巨大无比。首先，自然是虚空的国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充，汉武帝也才有财力继续其好大喜功的励精图治；其次，汉武帝个人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史记》称，由于皇家财物日丰，于是任命水衡掌管。为了与南越作战，汉武帝大修昆明湖，建造高达十余丈的楼船。这些船的壮丽使汉武帝颇为心动，于是又修建了极尽奢华的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第三，在帝国和皇帝得利的同时，是大多数商人的破产。初行算缗之时，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商人们都极力低调，掩盖自己的财富。为了与奸猾的商人们较劲，汉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看着富人倒霉本来就是不少中国人乐莫大焉的快事，何况告发富人还可以分到他一半的财产呢?于是乎，四海之内，到处都是一双双灼灼然似贼的告密者的眼睛。主持告缗的杨可为了自身政绩，往往不加甄别，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短短三年时间，这一新政就搞得全国中等规模以上的工商业主破产，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各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国家和皇家固然收益甚丰，但这无疑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伴随着大汉王朝国有化进程的，是稳步增长的财政收入，暂时掩盖了潜伏于稳定之下的动荡因子。一方面，商人因遭受如此沉重打击而气息奄奄，大多数商人不愿意也无能力继续经营。另一方面，一些看似只是商人遭受的损失，却必然祸及池鱼，波及普通民众。《史记·平 准书》就指出：“商者少，物贵。”这场以国家利益为华丽外衣的改革，最终为其买单的则是全体国民。
　　
　　四
　　
　　惜墨如金的《史记》，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详细记录当时的一项新经济政策。这项新经济政策就是平准。平准常常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均输，它们合称为均输平准。作为一项新经济政策的两个组成部分，其始作俑者都是桑弘羊。
　　依汉朝规矩，中央政府下辖的各个郡国，每年必须向朝廷贡纳一些土特产。由于彼时交通不便，这些贡物一般都通过商人来购买和运输，商人自然要言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桑弘羊的均输政策决定改变这种固有状况，即把原本属于商人的利润从他们手中夺过来，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其具体做法是，凡是要向朝廷贡物的各郡国，均按照当地市价，把贡物折合成银两，购买当地出产的土特产，上交给朝廷派置的均输官，均输官再运到其他不出产这些土特产的地方高价销售，以获取利润。至于平准，那是在均输的基础上，进一步由国家来控制全国商业：朝廷在京城设立一个从属于大农的机构，称为平准。各地均输官手里的土特产，除了一部分高价抛售外，还有一部分运往京城，平准就以这些物品和国企生产的车船、器具作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反之，则大量买进，使物价回升。所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是也。表面上看，均输解决了贡物运输问题，平准解决了物价问题。但究其实质，均输和平准其实都是实行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的强势，把大多数从事运输和贸易的商人悉数淘汰，国家因而长获暴利。
　　在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中，均输平准是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结局则是国家创收，国库丰盈，皇帝有大把大把的银子用于战争，用于基建。但与此同时，均输平准也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后果：其一，均输官在征收各地贡物时，并不是都按当地出产所收。有时候，均输官出于私人目的——比如勒索地方官未能得逞或勒索得不满意，就可能征收当地并不出产的东西。这样，当地为了完成这个硬任务，必须千里迢迢地从外地购进，即盐铁会议时所控诉的“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不仅百姓极为不便，且徒然加大了负担。其二，贡物是否达标，全由均输官说了算。在上交的贡物面前，均输官一言九鼎，他们随时可能故意刁难，同时在买卖贡物时低价进、高价出，农民又得承受再一次剥盘。所以，盐铁会议时文学才会愤怒地批评均输乃是：“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其三，国家垄断之后，原本从事运输贸易的商人纷纷破产。其四，在推行算缗告缗之后，凡是和这一新政有关的各个部门都非常富有，当民间商业被禁止后，官办商业便应运而生，于是乎各个部门竞相搞第三产业，囤积居奇，买低就高，不仅使得平准的抑制物价的功能没能发挥，反而人为地使得物价上扬。同时，各部门都在搞三产，贪污腐败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估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政策时，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据此，后代学者大多认为桑弘羊的经济改革乃是成功的，并得到了太史公的赞赏。但是，同为大史家的司马光提出，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说法，不过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谎言，太史公把它写进《史记》，根本不是赞赏，而是“以讥武帝之不明耳”。联系太史公上下文及其政治观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虽然并不能坐实就是讥讽汉武帝，但怎么看都像在用貌似赞赏的口吻说桑弘羊财经改革的风凉话。明哲如太史公，不可能没看出均输平准的弊端。在桑弘羊的改革政策之下，表面看，汉朝人民的赋税的确没有明显的增加(汉朝时的赋税分为田租和人头税，汉武帝在位期间，田租仍一如旧制，为三十税一。有所增加的是属于人头税的算赋和口赋。算赋由汉文帝时的四十钱，恢复为汉初的一百二十钱，虽然增加了两倍，但仍属于承袭汉初制度。真正增长了的是口赋，汉初规定七岁到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汉武帝时改为从三岁起征，并由二十钱增长为二十三钱)；然而，显性的赋税虽然增长幅度很小，隐性的负担却空前加大。先且不说均输平准中有关官员的巧取豪夺，就以盐铁专卖和均输所施行的国家垄断而言，就必然使全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成本急速上升。好比一个国家宣布取消所得税，但所有工商业均由政府垄断，然后政府再无商量地大幅度提高物价，通过另一种途径来盘剥人民。
　　
　　五
　　
　　在漫长的大汉朝财政负责人任上，除了上述诸多改革外，桑弘羊还推行了酒类专卖，以及纳粟封爵补官和赎罪政策——也就是用钱买官爵和用钱赎罪。司马迁当年下狱，就因凑不起可以用来赎罪的钱而忍辱含羞地被去了势。前面说过，商鞅是桑弘羊的偶像，桑弘羊制订的纳粟封爵补官，就是对商鞅的一次模仿和复制。其实，不仅是桑弘羊，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改革家，他们往往都有商鞅情结，即崇尚严刑峻法，喜欢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只对君王负责而很少考虑对民众要有个最起码的交代。
　　桑弘羊显然是敛财好手，或者说，他在敛财时，大抵是为敛财而敛财，并不会过多地去考虑敛财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从本质上说，桑弘羊是一个技术型官僚。这种类型的官僚的最大毛病就在于他们往往只看到了自己熟悉和所掌握的一面，而缺少通盘考虑的全局观与整体观。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为大汉朝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正是有了这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汉武帝才可以很牛逼地四方用兵，四海巡幸。然而，这些经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像一个人天天食用有毒食品，随着时日迁延，虽然身强体壮，终归也会慢性中毒。汉武帝晚年，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已然沦为一个气息奄奄、百疾丛生的病夫。
　　现代人都明白，最好的国家应该是藏富于民。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天文数字般的GDP和年年增长的财政收入，而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富足而幸福。以此对照汉武帝时代的民众，他们无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封四年(前107)，仅关东地区的流民就多达两百多万，没有户籍的也有四十多万。其时全国人口不过两三千万，而关东一地的流民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其民生之多艰，不难窥之一斑。
　　流民往往是农民起义的前兆和序曲。果然，在进入公元前1世纪后，农民起义在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关东成为星星之火，并迅速蔓延。——汉武帝时代被视为盛世，盛世而有农民起义，可谓对盛世的最大讽刺。当时的农民起义状况，目击者和思考者司马迁写道：
　　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汉武帝曾苦寻神仙，渴望获赐不死之药，妄图长生不老，虽然受过方士们多次欺骗，仍一意孤行。随着年事渐高，当他终于明白死亡和坟墓才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富有四海的帝王也不能幸免时，他变得更加孤僻、多疑和易怒。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造成了其人生和帝国的一场大悲剧，那就是太子的横死。 　　太子名刘据，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生下这个儿子。与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不同，刘据仁厚忠恕，汉武帝因他不像自己，对他颇有些不喜。刘据对父亲的政策，是持不同政见的。有时候，他甚至以自己的职权，在一定范围内为父亲纠偏。基于此，他既不为汉武帝所喜，又为汉武帝所宠信的一大批阴谋家忌恨。这样，当巫蛊事件发生时，刘据意想不到地引火烧身。
　　所谓巫蛊，就是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让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头刻画成此人的样子，然后在木偶身上扎针，埋在地下，再施以恶毒的诅咒，诅咒就会很灵验。因而，在汉宫表面的富丽堂皇与警卫森严之下，小有名气的女巫们出入其中，为后妃们渡劫，为怨妇们诅咒。这些后妃们为了争宠，不免互相攻讦，而最有杀伤力的攻讦则莫过于让武帝相信，某人的宫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陛下您。
　　大约两年时间里，汉武帝一直纠缠于木偶与诅咒不能自拔。疾病的加重，后妃们的谎言与揭发，星象所示的灾难变异，一日数惊的边患，这一切都使汉武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国的病，真的是由于木偶作祟。为此，汉武帝令江充到处掘地寻木偶，一旦发现，便大开杀戒。两年间，因木偶而被处死者竟达万人之多。
　　刘据曾和江充有过过节，江充生怕刘据上台后自己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利用查处巫蛊事件的机会陷害刘据：他暗中派人在刘据宫中埋下木偶，然后把这些木偶当众挖出，并四处造谣说太子居心叵测。当时，汉武帝住在甘泉宫，刘据急忙去找父皇辩白，但由于江充一党阻拦，他根本见不着早就不待见他的父皇。可怜的刘据又气又急，在其师傅石德的建议下，抓捕并处死了江充。然而，这一冒失的举动反倒坐实了他的莫须有的谋反。汉武帝命令丞相发兵攻打太子，太子也纠合了一些军民，双方在首都长安混战五日。五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八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死去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汉武帝的两个未成年的亲孙子。
　　事情平息之后，汉武帝终于琢磨出其中的不对劲，并暗中后悔。这时，一个叫田千秋的小官员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汉武帝更加追悔莫及，在提拔田千秋的同时，也为太子平反。
　　就在汉武帝因思念冤死的太子而为他建了一座思子宫和一座归来望思之台不久，这个已然满目疮痍的帝国，又发生了一起骇人昕闻的大事：长年领兵在外与匈奴作战的李广利投降匈奴。
　　太子的横死和李广利的投降，如同两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汉武帝脸上，他不能不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反思。虽然反思是痛苦的，而反思之后对自己的否定尤其痛苦。但除非宁愿自欺欺人地以为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悬崖，否则，每一个有自知自识之明的正常人，都会反思自己。汉武帝亦如是。于是，在汉武帝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从而也开创了帝王公开下诏作自我批评的先河。
　　轮台在今天新疆境内，汉朝时，是控制西域的战略要地。当时，西域各国纷纷内附汉朝，为了控制西域，汉朝在轮台等地驻军屯田，但规模较小，毕竟此地离内地有数千里之遥，驻军屯田成本实在太高。公元前89年，也就是李广利投降匈奴次年，汉朝军队攻占车师。桑弘羊认为，应当趁此良机，在轮台扩大屯田，以便能“连城而西，以威西国”。为此，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向汉帝提出了这一建议。
　　如果是在此前几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会毫不犹豫地批准这一宏伟计划，毕竟，扬国威于异域，曾是这位西汉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所最热衷的事情。然而，暮年的汉武帝既不复昔年的激情，而且也深知，此时这个虚弱的庞大帝国，已经禁不起进一步的折腾了。正如《汉书》所指出的那样，此时的汉朝“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为此，汉武帝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他不但严厉批评了桑弘羊等人，还颁布诏书自我检讨。在《轮台罪己诏》中，汉武帝认为，此前有关部门曾建议增加赋税，充当军费，乃“重困老弱孤独也”；至于现在桑弘羊建议屯田轮台，而轮台远在数千里之外，“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干轮台屯田这种名义上显示大国风范，骨子里却劳民伤财的蠢事，而是“务在禁苛暴，止擅赋，立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也就是说，帝国工作的重心，不再是开疆拓土，而是与民休息。
　　在距离去世不到两年的时候，暮年的汉武帝敏锐地看到了帝国危若累卵的处境，是故这个一生最好面子的皇帝，破天荒地以极其沉痛的口吻向全国人民作检讨。西汉王朝此时所面临的危机，已经足以动摇这个国家的根本，足以为它画上休止符。但是，西汉王朝能够在险境中度过瓶颈，和汉武帝晚年的这道诏书不无关系。对主上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桑弘羊并不能理解。他希望在汉武帝的领导下继续把财经改革推向高潮，汉武帝却在急驶途中猛地刹了一脚刹车。但桑弘羊不会反对，他是一个称职的奴才，对主子的精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能正是怕桑弘羊不能很好地执行罪己诏提出的与民休息的新政策，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时候，桑弘羊的职位也是搜粟都尉，帝国一下子有了两个财政部长，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过，从有关资料看，赵过的职责是主管农业，而桑弘羊还是他的老本行——财经。但从汉武帝的这一安排也可以看出，桑弘羊正在失宠。汉武帝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桑弘羊的财经改革。也就是以此事件为标志，桑弘羊基本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虽然在汉武帝去世后，他还以托孤之臣的身份被提拔为御史大夫，但那只是转瞬即逝的回光返照。
　　
　　六
　　
　　《轮台罪己诏》下达后第三年，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八岁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六十八岁的桑弘羊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太仆上官桀等人一起成为顾命大臣。这几个顾命大臣中，霍光权力最大，班固对他的评价是：“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霍光要施行的宽松的经济政策，与此前桑弘羊推行了几十年的财经改革势同水火，再加上由于霍氏子弟纷纷占据高位，而桑弘羊为自己的儿子求官却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渐渐与上官桀走到了一起，两人结成同盟，极力反对霍光。这时，后汉武帝时代的朝廷要员中就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以桑弘羊为首，主张继续实行汉武帝时期制定的内外扩张政策，另一派以霍光为首，主张重新评估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
　　汉武帝已然去世，新皇帝已然登基，但汉武帝时期的各种历史问题，都需要作一次自上而下的梳理。更重要的是，霍光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对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进行一次彻底清算。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次前无古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长安召开，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参与者为来自民间的学者——贤良和文学，以及来自朝廷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属下御史，丞相田千秋及其属下丞相史。会议由田千秋主持，霍光缺席。这是一次长达半年的大会，在漫长的与会期间，贤良和文学对汉武帝时期的各种政策，尤其是桑弘羊制定的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 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力主实施政策调整，与民休息，而桑弘羊及其手下，则极力辩解。其中一次发言时，桑弘羊在阐述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乃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同时，又以一个锦衣玉食的高级官员的身份，讥讽贤良、文学都是些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小地方的穷人，连粗布衣裳都穿不起，喂猪的糟糠都吃不饱。至于会议的主持者田千秋，他极少发言，如同一个旁观者，在不动声色地看着论辩双方到底谁更能逞齿舌之利。
　　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和民众，对此前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也认识到了执行多年的经济政策对民众和帝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但会议之后，对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作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却很少，——仅有两条，那就是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而盐的专卖，关内以外广大地区的铁官制度和均输平准制度，依然一如既往地运行。个中因由，既因为桑弘羊是大权在握的反对派，更因为大汉朝本身的弱点，——这个帝国其实已经无法离开国有化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于是，马拉松会议只罢除了酒税，其他一仍其旧。当然，对大汉朝民众来讲，虽然负担仍然很重，但新皇帝的新政策毕竟给他们带来了实惠，而中国民众一向是比较好忽悠的，正是盐铁会议的局部政策修订，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这个高压锅般的国家的压力。
　　
　　七
　　
　　桑弘羊的财经政策继续在帝国执行，由他始作俑的大汉朝的国有化运动继续为国敛财。但是，桑弘羊本人却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和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备受指责，但桑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盐铁会议表明，霍光与桑弘羊及上官桀等人的矛盾已然加深。此后不久，桑弘羊和上官桀均在霍光处为自家子弟和亲信求官，霍光断然拒绝。双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都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上官桀抢先下手，他卷入到拥立燕王的叛乱中，但叛乱很快被平息，上官桀付出了灭族的沉重代价。身为上官桀的政治盟友，桑弘羊也受到牵连，同样被灭族。在以谋反罪名绑赴刑场这一年，桑弘羊已经是七十五岁的高龄，这时距他当年从洛阳来到长安，在汉武帝身边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侍中，无情的时光悄然跨过了六十多年。
　　如同商鞅被车裂之后，他的新政仍然在秦国继续执行一样，桑弘羊被灭族之后，他的财经政策也同样继续在大汉朝执行。甚至，他当年所提出的，遭到汉武帝严厉批评的轮台屯田方案，在他死去仅仅三年之后，就被他的政敌霍光付诸行动。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改革家的命运常常是悲惨的，但他们舍百姓而强国家，穷万家而富一家的改革政策，却能在他们身死族灭之后，被他们的敌人继续奉为圭臬。——九泉之下，他们是否会为人已死而法犹存的身后事感到一丝安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