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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留存的有关曹雪芹的文字记录极少，有些材料则存在明显的错漏和矛盾，致使在作者的生平、小说版本的演变、评点者和续书者的身份等问题上，学者之间分歧极大。然而，即便透过少量的文字描述，曹雪芹的天才与性格依然跃然于纸上，如在近前。西谚云：大山近处无险高，仆人眼中无伟人。换言之，如果你过于接近一位伟人，反倒不觉得他有多么伟大。但是从脂砚斋的批语和敦氏兄弟的诗文看，被曹雪芹的天才首先感染的正是他的亲朋好友。
虽然亲友们崇拜他的天才，这些人却很少就小说本身发表批评性意见，他们的作用主要是誊写、鉴赏和解释。与他交往密切的几位诗人，诗写得不入流就不提了，且对他可能有着不良引导。今天的学者翻遍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文集，找不到有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直接证据，连只语片言也没有。这一现象令人疑惑，也令人尴尬。无奈之下，一些学者只好把张宜泉的“白雪歌残梦正长”硬释为“《红楼梦》未补成而雪芹已长逝”，或者认为至少有如此的暗示。类似的附会在当今的红学中还有不少，但它们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测。张宜泉在《春柳堂诗稿》中反复强调雪芹的诗人和画家身份，与敦敏、敦诚的描述是高度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或者没有接触过《红楼梦》，或者对他的小说十分漠视，兴趣全无。敦敏、敦诚笔下的曹雪芹与大家熟悉的狂放不羁的艺术家形象十分符合，而张宜泉笔下的芹溪居士则在精神上处于退隐状态。曹雪芹后来移居北京郊外，过着“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日子，除了与贫困有关，或许也与这种精神状态有关。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史家俗称的康乾盛世的中后期。这个所谓的盛世既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的和平时期，也是文祸横飞、大狱迭起的政治高压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不自信，这种杯弓蛇影的心态按常理应该发生于早期。但事实却与常理相悖。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文字狱一百六十多起，其中乾隆一朝即高达一百三十余起，不但冤案奇多，定罪手法令人瞠目，且株连甚广。经济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在对比这一时期中国在技术上的停滞和欧洲的活力时指出：“对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而言，稳定高于一切。他们的专制统治阻挡了那种当时在整个欧洲大地作响的活力。”被阻挡的何止是发明创造！雪芹出生之际，有清一代最大胆、对形式最敏感的批评家金圣叹已于半个世纪前被杀，另一位孤独的思想家龚自珍在诗文中讽喻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病态社会，已是禁锢高潮过去半个世纪后的景象。英雄史诗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或部落社会，换言之，只能产生于国家形态欠发达的社会，绝不可能产生于一个罗网严密的时代。所以，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反英雄的、近乎白痴的角色，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西方评论家引贾宝玉与天真烂漫、高喊“美能够拯救世界”的梅什金公爵为朋，却忽略了此“白痴”与彼“白痴”在文化与历史背景上的差别。
在一八四零年的系列演讲中，托马斯·卡莱尔声称莎士比亚跟但丁一样，是一位孤独的天才。的确，但丁是一位孤独的天才，但莎士比亚不是。在莎士比亚周围，有一个放浪形骸、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群。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供其剧本和想象力驰骋的舞台。戏剧是作家与观众互动的产物，作家的很多技巧需要通过观众的反应习得，因此伦敦环球剧院之于莎士比亚的意义，并不亚于巴黎皇家火药局实验室之于拉瓦锡的意义。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相比，莎士比亚低贱的戏子身份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他敢于无视前人规矩、敢于天马行空的基础之一就是他拥有丰富的剧场经验。而我们的曹雪芹自始至终是一位孤独的天才，犹如一粒落在高山裸岩上的种子，生长于极度寒冷、贫瘠的环境中。如果要在作家中找参照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他与同样孤独而不幸的但丁归为一类，而不应该把他与起初不幸、后来日子还算过得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归为一类。他的经历与那位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的巴尔扎克也大不相同。
有关曹雪芹移居北京西山的情形，他的友人曾多次描述过。“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这大概可视为其中最感人的写照。有时候，一位通常表现蹩脚的诗人也会写出一两首好诗，敦敏的这首作于一七六一年冬的《访雪芹不值》就是一例。这首诗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不是写雪芹不在家、不在“黄叶村”的情景，而是道出了—当失去了这样一位天才，世界会变得怎样的情形。曹雪芹死后，他的文友写过一些不甚高明但感情真挚的悼亡诗，他们所哀悼的是“性放达”、“善诗画”的雪芹，是诗如李贺、性如刘伶的雪芹，因此没有一首悼亡诗像《访雪芹不值》这样，在经过适当的误读后，能够如此逼真地传达出一位天才不在场的感觉。第一位对曹雪芹的小说产生强烈共鸣的文人是爱新觉罗·永忠。永忠与敦氏兄弟极为熟稔，却与朋友的朋友曹雪芹失之交臂，无缘相识。这一点使他抱憾终身。他的“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所传达的简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受。尽管永忠对《红楼梦》的认识狭隘平庸，不及脂砚斋深刻，那句“传神文笔足千秋”的评语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就如同是《红楼梦》最好的广告语。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著作都经过二三流人物的修改或荼毒，被视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书于公元前八世纪初。到公元前六世纪，这两部史诗即已在希腊地区流传。在所谓的古典时期，荷马史诗更是风靡一时，私人抄本大量出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编排荷马史诗，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编辑”（G. S. Kirk语）。今天的荷马史诗实际上来自中世纪的抄本，其母本是由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主要是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编定的。在这个标准本出现之前，荷马史诗至少经过一次有系统的编辑。这次编辑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当时的雅典僭主佩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os）主持。佩西斯特拉托斯当然不会自己操刀，但他所托非人，请了一个被认为是职业道德有问题的人来当编辑。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今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其实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对于荷马史诗，这个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认为荷马史诗存在所谓“原始真本”的想法，与其说是信念，倒不如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当我们哀叹《红楼梦》的命运时，如果同时念及荷马史诗的命运，似乎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对于荷马史诗，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修改或被荼毒，是一种正常的“损耗”，且正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才由最初的残暴冷漠转而变得高贵伟大。荷马史诗传抄了五百年才得以定稿，而《红楼梦》从一七五四年的甲戌本到一七九一年的程甲本，相隔不到四十年，实际传抄时间则更短，简直无法与之相比。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在传抄过程中给作品增色的例子较少，减色和破坏的例子倒是更多。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一部构思宏大的小说仅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其作者就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本是极为不幸的事。更不幸的是，《红楼梦》还有一个特殊的损失—后数十回草稿的遗失。现今传世的前八十回文字（其实只有七十八回）离小说的高潮尚有一段距离，离贾家的彻底败亡则更遥远。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绝非通常的传抄“损耗”可比。最终它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命运：先是经过一些庸才的修修补补，后来又像断臂维纳斯那样被装上假肢（张爱玲的看法）。即便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即便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其伟大性依然明晰可辨，其众多人物的命运依然令人悬心，这种情形在世界小说史上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曹雪芹之所以值得我们无限景仰和无限惋惜，原因即在于此。以史诗为源头的西方文学无论产生什么都不奇怪，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本身就是奇迹，而《奥德赛》简直可以当小说看待；但是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文学能够产生《红楼梦》，却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在我看来，这个起源特别不适合小说的发展。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与拥有发达的民族史诗的印度人相比，“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黑格尔大而无当的美学观点于今价值甚微，一如其大而无当的哲学观点，不过接下来的话倒有些预言家的灵光：
但是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比较晚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却很丰富，很发达，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彩而又委婉细腻，特别是在描写女子性格方面。这些本身充满自足的作品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惊赞。（黑格尔：《美学》第三册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零年版，170页）
黑格尔比曹雪芹晚生许多年。在他那个时代，《红楼梦》尚未流传到欧洲。因此这段针对《好逑传》的评论倒可以看作对《红楼梦》的一个准确的预言。不过这个预言也只说对了一半，黑格尔所言中的是那个宜于以《金陵十二钗》冠名的《红楼梦》。《红楼梦》真正的容量要大得多，例如它还涉及不少社会问题，揭露了统治阶层和贵族生活的阴暗面。只不过《红楼梦》从来也不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确切地说，它从第一回起就带有区别于以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那种社会小说的特殊胎记。就其对精神层面的关注而言，《红楼梦》可能更接近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小说。中国本土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此岸性质，确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并不适合艺术表现。但是《红楼梦》是一个例外。在《红楼梦》中，宗教的存在至为明显，对小说的主旨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且似乎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慰藉所在。
《红楼梦》是一部史诗，但不是英雄史诗，而是接近卢卡奇意义上的史诗；是一部成长小说和教育小说，但其容量比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加起来还要大；是一部长河小说，但不是《战争与和平》那样人物数量仍有所限制的长河小说；是一部家族小说，但其悲剧性的历程却像一种文明的式微；是一部从中国古代神话汲取元气的古典小说，但艺术上却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小说等西方现代派的味道；是一部融合了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小说，但其主旨之遥深，超越了魏晋知识分子的谈玄论道，而具有存在主义的底蕴；是一部“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语），但其宇宙观离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较远，而更接近于有生有灭的现代宇宙观。老庄的哲学、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魏晋的玄学、南北朝的声律、唐诗宋词、元明戏剧、源自外邦但与本土精神相融合的佛教（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输入）、华夏文化的菁华，几乎无一不在小说中得到一定的表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到了十八世纪终于出现了一位代言人。佛教的传入，改变了本土思想家不愿触及人类终极问题的状况；而明代小说的繁荣早已证明，一贯不为士大夫阶层重视的小说作为一种弹性极大、可塑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以及堪与戏剧相媲美的表现力。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是为这位旷世奇才的到来而准备的。如果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塞进太多的哲学、太多的宗教，这样的小说通常会很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例外；如果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塞进太多的诗、太多的文化、太多的礼仪、太多的思想—从儒释道到来自《山海经》的创世神话，这样的小说通常就会失去成为好小说的所有可能，但曹雪芹是一个例外。
根据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上的一条眉批，胡适认为曹雪芹可能死于乾隆壬午除夕，亦即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但周汝昌从敦敏、敦诚的诗出发，认为他可能死于癸未除夕，亦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这位在小说中描写过贾府诸多节日盛况的天才，在壮志未酬的壮年，死于一个“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的日子，的确是异常凄惨的。关于他的卒年，还有一种说法是甲申年春。无论如何，至一七六四年暮春，雪芹的去世应该是无疑问的。活着的时候固然寂寞潦倒，在他死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
虽然亲友们崇拜他的天才，这些人却很少就小说本身发表批评性意见，他们的作用主要是誊写、鉴赏和解释。与他交往密切的几位诗人，诗写得不入流就不提了，且对他可能有着不良引导。今天的学者翻遍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文集，找不到有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直接证据，连只语片言也没有。这一现象令人疑惑，也令人尴尬。无奈之下，一些学者只好把张宜泉的“白雪歌残梦正长”硬释为“《红楼梦》未补成而雪芹已长逝”，或者认为至少有如此的暗示。类似的附会在当今的红学中还有不少，但它们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测。张宜泉在《春柳堂诗稿》中反复强调雪芹的诗人和画家身份，与敦敏、敦诚的描述是高度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或者没有接触过《红楼梦》，或者对他的小说十分漠视，兴趣全无。敦敏、敦诚笔下的曹雪芹与大家熟悉的狂放不羁的艺术家形象十分符合，而张宜泉笔下的芹溪居士则在精神上处于退隐状态。曹雪芹后来移居北京郊外，过着“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日子，除了与贫困有关，或许也与这种精神状态有关。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史家俗称的康乾盛世的中后期。这个所谓的盛世既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的和平时期，也是文祸横飞、大狱迭起的政治高压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不自信，这种杯弓蛇影的心态按常理应该发生于早期。但事实却与常理相悖。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文字狱一百六十多起，其中乾隆一朝即高达一百三十余起，不但冤案奇多，定罪手法令人瞠目，且株连甚广。经济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在对比这一时期中国在技术上的停滞和欧洲的活力时指出：“对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而言，稳定高于一切。他们的专制统治阻挡了那种当时在整个欧洲大地作响的活力。”被阻挡的何止是发明创造！雪芹出生之际，有清一代最大胆、对形式最敏感的批评家金圣叹已于半个世纪前被杀，另一位孤独的思想家龚自珍在诗文中讽喻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病态社会，已是禁锢高潮过去半个世纪后的景象。英雄史诗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或部落社会，换言之，只能产生于国家形态欠发达的社会，绝不可能产生于一个罗网严密的时代。所以，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反英雄的、近乎白痴的角色，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西方评论家引贾宝玉与天真烂漫、高喊“美能够拯救世界”的梅什金公爵为朋，却忽略了此“白痴”与彼“白痴”在文化与历史背景上的差别。
在一八四零年的系列演讲中，托马斯·卡莱尔声称莎士比亚跟但丁一样，是一位孤独的天才。的确，但丁是一位孤独的天才，但莎士比亚不是。在莎士比亚周围，有一个放浪形骸、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群。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供其剧本和想象力驰骋的舞台。戏剧是作家与观众互动的产物，作家的很多技巧需要通过观众的反应习得，因此伦敦环球剧院之于莎士比亚的意义，并不亚于巴黎皇家火药局实验室之于拉瓦锡的意义。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相比，莎士比亚低贱的戏子身份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他敢于无视前人规矩、敢于天马行空的基础之一就是他拥有丰富的剧场经验。而我们的曹雪芹自始至终是一位孤独的天才，犹如一粒落在高山裸岩上的种子，生长于极度寒冷、贫瘠的环境中。如果要在作家中找参照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他与同样孤独而不幸的但丁归为一类，而不应该把他与起初不幸、后来日子还算过得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归为一类。他的经历与那位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的巴尔扎克也大不相同。
有关曹雪芹移居北京西山的情形，他的友人曾多次描述过。“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这大概可视为其中最感人的写照。有时候，一位通常表现蹩脚的诗人也会写出一两首好诗，敦敏的这首作于一七六一年冬的《访雪芹不值》就是一例。这首诗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不是写雪芹不在家、不在“黄叶村”的情景，而是道出了—当失去了这样一位天才，世界会变得怎样的情形。曹雪芹死后，他的文友写过一些不甚高明但感情真挚的悼亡诗，他们所哀悼的是“性放达”、“善诗画”的雪芹，是诗如李贺、性如刘伶的雪芹，因此没有一首悼亡诗像《访雪芹不值》这样，在经过适当的误读后，能够如此逼真地传达出一位天才不在场的感觉。第一位对曹雪芹的小说产生强烈共鸣的文人是爱新觉罗·永忠。永忠与敦氏兄弟极为熟稔，却与朋友的朋友曹雪芹失之交臂，无缘相识。这一点使他抱憾终身。他的“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所传达的简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受。尽管永忠对《红楼梦》的认识狭隘平庸，不及脂砚斋深刻，那句“传神文笔足千秋”的评语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就如同是《红楼梦》最好的广告语。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著作都经过二三流人物的修改或荼毒，被视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书于公元前八世纪初。到公元前六世纪，这两部史诗即已在希腊地区流传。在所谓的古典时期，荷马史诗更是风靡一时，私人抄本大量出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编排荷马史诗，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编辑”（G. S. Kirk语）。今天的荷马史诗实际上来自中世纪的抄本，其母本是由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主要是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编定的。在这个标准本出现之前，荷马史诗至少经过一次有系统的编辑。这次编辑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当时的雅典僭主佩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os）主持。佩西斯特拉托斯当然不会自己操刀，但他所托非人，请了一个被认为是职业道德有问题的人来当编辑。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今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其实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对于荷马史诗，这个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认为荷马史诗存在所谓“原始真本”的想法，与其说是信念，倒不如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当我们哀叹《红楼梦》的命运时，如果同时念及荷马史诗的命运，似乎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对于荷马史诗，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修改或被荼毒，是一种正常的“损耗”，且正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才由最初的残暴冷漠转而变得高贵伟大。荷马史诗传抄了五百年才得以定稿，而《红楼梦》从一七五四年的甲戌本到一七九一年的程甲本，相隔不到四十年，实际传抄时间则更短，简直无法与之相比。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在传抄过程中给作品增色的例子较少，减色和破坏的例子倒是更多。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一部构思宏大的小说仅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其作者就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本是极为不幸的事。更不幸的是，《红楼梦》还有一个特殊的损失—后数十回草稿的遗失。现今传世的前八十回文字（其实只有七十八回）离小说的高潮尚有一段距离，离贾家的彻底败亡则更遥远。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绝非通常的传抄“损耗”可比。最终它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命运：先是经过一些庸才的修修补补，后来又像断臂维纳斯那样被装上假肢（张爱玲的看法）。即便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即便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其伟大性依然明晰可辨，其众多人物的命运依然令人悬心，这种情形在世界小说史上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曹雪芹之所以值得我们无限景仰和无限惋惜，原因即在于此。以史诗为源头的西方文学无论产生什么都不奇怪，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本身就是奇迹，而《奥德赛》简直可以当小说看待；但是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文学能够产生《红楼梦》，却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在我看来，这个起源特别不适合小说的发展。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与拥有发达的民族史诗的印度人相比，“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黑格尔大而无当的美学观点于今价值甚微，一如其大而无当的哲学观点，不过接下来的话倒有些预言家的灵光：
但是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比较晚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却很丰富，很发达，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彩而又委婉细腻，特别是在描写女子性格方面。这些本身充满自足的作品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惊赞。（黑格尔：《美学》第三册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零年版，170页）
黑格尔比曹雪芹晚生许多年。在他那个时代，《红楼梦》尚未流传到欧洲。因此这段针对《好逑传》的评论倒可以看作对《红楼梦》的一个准确的预言。不过这个预言也只说对了一半，黑格尔所言中的是那个宜于以《金陵十二钗》冠名的《红楼梦》。《红楼梦》真正的容量要大得多，例如它还涉及不少社会问题，揭露了统治阶层和贵族生活的阴暗面。只不过《红楼梦》从来也不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确切地说，它从第一回起就带有区别于以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那种社会小说的特殊胎记。就其对精神层面的关注而言，《红楼梦》可能更接近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小说。中国本土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此岸性质，确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并不适合艺术表现。但是《红楼梦》是一个例外。在《红楼梦》中，宗教的存在至为明显，对小说的主旨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且似乎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慰藉所在。
《红楼梦》是一部史诗，但不是英雄史诗，而是接近卢卡奇意义上的史诗；是一部成长小说和教育小说，但其容量比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加起来还要大；是一部长河小说，但不是《战争与和平》那样人物数量仍有所限制的长河小说；是一部家族小说，但其悲剧性的历程却像一种文明的式微；是一部从中国古代神话汲取元气的古典小说，但艺术上却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小说等西方现代派的味道；是一部融合了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小说，但其主旨之遥深，超越了魏晋知识分子的谈玄论道，而具有存在主义的底蕴；是一部“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语），但其宇宙观离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较远，而更接近于有生有灭的现代宇宙观。老庄的哲学、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魏晋的玄学、南北朝的声律、唐诗宋词、元明戏剧、源自外邦但与本土精神相融合的佛教（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输入）、华夏文化的菁华，几乎无一不在小说中得到一定的表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到了十八世纪终于出现了一位代言人。佛教的传入，改变了本土思想家不愿触及人类终极问题的状况；而明代小说的繁荣早已证明，一贯不为士大夫阶层重视的小说作为一种弹性极大、可塑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以及堪与戏剧相媲美的表现力。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是为这位旷世奇才的到来而准备的。如果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塞进太多的哲学、太多的宗教，这样的小说通常会很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例外；如果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塞进太多的诗、太多的文化、太多的礼仪、太多的思想—从儒释道到来自《山海经》的创世神话，这样的小说通常就会失去成为好小说的所有可能，但曹雪芹是一个例外。
根据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上的一条眉批，胡适认为曹雪芹可能死于乾隆壬午除夕，亦即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但周汝昌从敦敏、敦诚的诗出发，认为他可能死于癸未除夕，亦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这位在小说中描写过贾府诸多节日盛况的天才，在壮志未酬的壮年，死于一个“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的日子，的确是异常凄惨的。关于他的卒年，还有一种说法是甲申年春。无论如何，至一七六四年暮春，雪芹的去世应该是无疑问的。活着的时候固然寂寞潦倒，在他死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