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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隐喻和修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讥讽,二是对某些接近《现代文学评论》的作家的告诫,三是瞿秋白自身身份从归属于共产国际的“中间人”角色向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者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瞿秋白30年代文艺思想的实践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