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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间叙事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形态，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演进历程。新时期初期，民间叙事受到启蒙话语的压抑和遮蔽而静守边缘；随着启蒙的日渐式微，民间叙事在知青小说、寻根小说以及新写实小说中逐渐显现和提升；20世纪90年代初先锋作家的民间转向则促使民间叙事走向活跃和突出，并以不俗的创作实绩在无主流、多元化的话语格局中处于引人注目的显赫地位。但在不断提升与突出的演进历程中，民间叙事在话语本质层面的局限性及其影响也愈发明显。
关键词：新时期 小说 民间叙事 演进 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民间叙事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叙事话语形态，按照“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一切叙事都是话语”的观点，民间叙事以自身方式参与了新时期小说话语格局的建构与嬗递，并形成了独特的演进历程。总的来说，新时期小说民间叙事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又显示了不断提升的活跃态势，而其话语本质层面的局限性及其影响也愈发明显。
一 20世纪80年代：从静守边缘到日渐彰显
尽管民间叙事话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十分活跃和突出，但在新时期到来之初，民间叙事却受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严重遮蔽和压抑。作为新时期小说最初形成的两大源头，民间话语原本与启蒙话语一同潜藏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中，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二者由于本质上的对抗性却并未同步浮出历史的地表。长时间被压制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异常的热情与强劲的势头迅速占据了话语空间的中心地位，并引领了启蒙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极大地构成了对于前现代性的民间话语的遮蔽和压抑，因此，新时期小说的民间叙事话语只能以其特有的静默和保守居于边缘。不过，关于“个人主体”的伟大叙事、不断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与现实政治紧密配合的关怀意识，必然导致启蒙话语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中不断受挫；加之受到社会转型期不断上扬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强烈冲击，启蒙话语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到严重挫败而走向了话语格局的边缘位置。正是在启蒙话语日渐式微的话语空间中，民间叙事却开始得到了作家的挖掘与体认而不断生长，它在话语格局中的地位也日渐得以提升。80年代前期，就在诸多“复出作家”充满激情地展开现实批评、抒写社会理想、表达对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积极关怀时，作为他们当中颇为独特的一位，汪曾祺则在“伤痕”、“反思”等主流小说思潮之外开掘了一个极富表现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在《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中，汪曾祺以民间视角书写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在苦难和压迫中所展现的朴素而健康的人性与人情，对来自民间的顽强、乐观的生存意识以及自由放达的人生形式予以了肯认，最终营造了一个理想化民俗世界。同时，作为此期另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一批“知青作家”也开始以多元视点和价值取向对“上山下乡”的个人经历进行重新体验与阐释。其中，史铁生、张承志等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经趋于远离社会政治视角，着力于发掘民间生活所散发的生命能量，以实现自我与社会精神的重建与更新。到了80年代中期，在文学内外多重因素的促进下，一部分知青作家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在那些“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和“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文学之根的诉求，民间精神继续在文学寻根所开拓的新的文化空间中生长，《棋王》、《老井》、《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小说对于野史、传说以及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与日常生活的描写，就较为充分地挖掘了民间世界丰富的精神蕴涵，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如《风景》、《刀客与女人》、《红高粱》等作品则进一步下移自身叙事视点，站在民间立场上观照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及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消解生活的本质与意义的同时转而面向民间世界“个体的人”的基本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饱含了强烈的生存意识，但主体性的弱化和现实批判立场的缺失也使得“新写实”受到争议和诘难。直到先锋小说作家在体验了形式实验的疲惫之后回转到对叙事意义本身的找寻，并集体性地以“民间”为这种找寻的重要去处；同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李锐、叶兆言、王安忆等作家也在创作中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时期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才迎来了真正的勃兴。
二 20世纪90年代：不俗实绩与显赫地位
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轨迹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先锋小说作家的民间转向是多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走向民间”既是作家对自身启蒙话语进行反省之后的走向之一，也是文化激进主义思潮退却后的必然结果，同时“都市民间”这一向度的转换还与商品经济时代市民阶层的崛起有关，并且，这种转向是在拉美文学的烛照下实现的，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影响下，莫言、贾平凹、扎西达娃等作家纷纷以荒诞、怪异的魔幻手法挖掘民间文化积淀中的本土精神观念与价值信仰。在不断的发掘与体认中，作家们逐渐走向了对于民间的自觉探索，并在这种探索中实现了价值立场的转换，从居高临下的“为老百姓的写作”转向民间立场上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作家写作立场的民间转向不仅使民间话语的地位得以提升和凸显，而且作家在对民间文化的开掘中寻找到了重建人文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与精神信仰的丰富资源，这在余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的民间写作中尤为突出，无论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民间生活逻辑的展示，还是《心灵史》对民间理想价值的确立，或者是《九月寓言》对民间自在状态的呈现，都显示了作家对民间理想精神与民间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追求，在这些作品中，民间世界具有了理想化色彩，而民间的地位甚至高于作家个人的立场，民间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格与独立性也不受损害地得到了表现，这是以往的现当代文学写作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了现当代小说中民间叙事最为突出的阶段，民间转向实现了当代文学的巨大转换，也创造了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民间叙事因此走向了话语格局中的显赫地位。
但是，民间叙事在话语格局中的显赫地位显然并不意味着它在作家的写作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当下无主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状态所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了更为宽广、包容、多元的生活界面，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思想向度与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在对时代命题与社会现象的理解与判断上，原本统一性的观念与共识性结论被差异性极大的个人化观点所取代，这也就意味着绝对居于主流的话语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多元化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与价值系统紧密相关的叙事立场也相应地出现了多种取向：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坚守传统的精英意识、与商业“合谋”迎合大众文化与市民读者、转向广阔而深邃的民间社会生活以及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活经验等，共同建构起了众声喧哗的文学创作图景。并且，文学创作因其边缘位置而获得的极强开放性使得作家们进一步将多元化的叙事立场推向了个人化的极致，无论是哪一种叙事立场，都显示了和作家自身体验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作家的体验成为了他自己的写作对象，而在充分个人化的叙事立场上显然已经不存在主流的文学价值观与主流的话语言说，反过来也就再无所谓主流叙事立场的存在，作家为我们呈现的只是独特的个人性风格的不断生长，这种个人化倾向所导致的民间叙事内部的差异性显然大于他们之间的共性特征，从而无法拧成一股文学创作思潮或流派。因此，将民间叙事放置于当下的文学话语格局中来考察，它只能是无主流、多元化的话语格局的构建部分，并因其所取得的不俗实绩而居于较为显赫的地位。不过，也正因其位居显赫之处，民间叙事在话语本质层面的局限性及其影响也愈发明显。 三 前现代性的话语局限及其影响
从叙事主体的角度来考察，民间叙事首先是作家的民间叙事，作为叙事主体的作家必然带有表达自我的话语意识，民间立场的自觉选择并不意味着作家对于自身启蒙立场的抛弃，而主要是指作家放弃在话语权上居高临下的霸权态度，从排斥、批判民间走向宽容与尊重民间，并与之形成平等对话的良性关系。但是，话语地位的平等绝不表示冲突的化解和二者在价值上的完全契合。从话语本身的角度来考虑，在中国话语的多元时间系统中，由农业文明所滋养的乡土中国社会和民间世界具有“前现代”的本质属性，因此民间叙事无疑具有了“前现代”的话语性质。所谓前现代性，原本指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宗教神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中国社会而言，前现代性则指称从先秦到晚清不断绵延、却又始终趋向同一、封闭的历史循环，因此它实际上意味着向过去的回归，而非向未来的敞开。同时，前现代性以身份、血缘、家族伦理、等级观念、神权崇拜等为主导性价值，从而与以主体性和理性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性形成了价值诉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作家们放弃了现代性立场下对待民间话语的霸权态度，固然显示了他们对于民间话语穿越历史时空的稳定性的认知，但以“民间”为反思现代性的去处，以“前现代”作为在现代化语境中自我解放的路径，无疑是充满悖论意味的，它也预示着可能导致作家主体意识的弱化和对现代社会的回避倾向。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笔下走向残败与消亡的“清风街”世界，还是被作家的美好愿望涂抹上理想化色彩的茫茫大西北，抑或是那个在作家个人体验装扮下充满魔幻色彩的高密“东北乡”，都已经无法对现实历史进程构成切实而有效的叩问与批判。同时，由于“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因此，在与民间的平等对话中，作家无不感受到民间话语与自身现代意识表达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是对民间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张扬，另一方面则是在价值原点上对于现代立场的坚守。而当作家意识到民间文化本质上藏污纳垢的形态特征时，他们就更为明显地遭遇到了自身精神的困惑与混乱，毕竟现代性话语的价值诉求与民间藏污纳垢的一面尤其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关系，但如果作家将民间理想化并以此作为摆脱精神困境与安妥自身灵魂的圣洁家园，则会导致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彻底舍弃而最终妨害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建。不过，就整体水平而言，应该说自1990年代以来，作家们较为成功地驾驭和把握住了自身的民间写作。莫言、余华、贾平凹、张炜、李锐、张承志、陈忠实、王安忆等作家既在各自的创作中坚守民间叙事的立场，观照乡土民间或都市民间所承载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形态，又在对民族生活独特性的书写中较有力度地对人性、人的存在以及人类心灵进行探索和追问，表达了对人类基本的生存体验与命运的人文关怀，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作家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和谐交织，而莫言获“诺奖”则更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民间叙事的关注与激赏。有了这样良好的开端，民间叙事如何在坚守民间的同时又不被前现代性所拘囿和裹挟，如何在追寻民族认同的同时又避免现代意识的缺失，最终是否能不断调适自身局限以实现现代性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有理由值得我们期待，也要接受文学时空的考验。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2JK0416；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项目：ZK1108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美]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洁非、杨宜编：《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法]罗兰·巴特，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作者简介：王玉珠，女，1980—，四川雅安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新时期 小说 民间叙事 演进 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民间叙事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叙事话语形态，按照“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一切叙事都是话语”的观点，民间叙事以自身方式参与了新时期小说话语格局的建构与嬗递，并形成了独特的演进历程。总的来说，新时期小说民间叙事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又显示了不断提升的活跃态势，而其话语本质层面的局限性及其影响也愈发明显。
一 20世纪80年代：从静守边缘到日渐彰显
尽管民间叙事话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十分活跃和突出，但在新时期到来之初，民间叙事却受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严重遮蔽和压抑。作为新时期小说最初形成的两大源头，民间话语原本与启蒙话语一同潜藏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中，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二者由于本质上的对抗性却并未同步浮出历史的地表。长时间被压制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异常的热情与强劲的势头迅速占据了话语空间的中心地位，并引领了启蒙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极大地构成了对于前现代性的民间话语的遮蔽和压抑，因此，新时期小说的民间叙事话语只能以其特有的静默和保守居于边缘。不过，关于“个人主体”的伟大叙事、不断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与现实政治紧密配合的关怀意识，必然导致启蒙话语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中不断受挫；加之受到社会转型期不断上扬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强烈冲击，启蒙话语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到严重挫败而走向了话语格局的边缘位置。正是在启蒙话语日渐式微的话语空间中，民间叙事却开始得到了作家的挖掘与体认而不断生长，它在话语格局中的地位也日渐得以提升。80年代前期，就在诸多“复出作家”充满激情地展开现实批评、抒写社会理想、表达对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积极关怀时，作为他们当中颇为独特的一位，汪曾祺则在“伤痕”、“反思”等主流小说思潮之外开掘了一个极富表现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在《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中，汪曾祺以民间视角书写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在苦难和压迫中所展现的朴素而健康的人性与人情，对来自民间的顽强、乐观的生存意识以及自由放达的人生形式予以了肯认，最终营造了一个理想化民俗世界。同时，作为此期另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一批“知青作家”也开始以多元视点和价值取向对“上山下乡”的个人经历进行重新体验与阐释。其中，史铁生、张承志等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经趋于远离社会政治视角，着力于发掘民间生活所散发的生命能量，以实现自我与社会精神的重建与更新。到了80年代中期，在文学内外多重因素的促进下，一部分知青作家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在那些“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和“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文学之根的诉求，民间精神继续在文学寻根所开拓的新的文化空间中生长，《棋王》、《老井》、《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小说对于野史、传说以及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与日常生活的描写，就较为充分地挖掘了民间世界丰富的精神蕴涵，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如《风景》、《刀客与女人》、《红高粱》等作品则进一步下移自身叙事视点，站在民间立场上观照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及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消解生活的本质与意义的同时转而面向民间世界“个体的人”的基本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饱含了强烈的生存意识，但主体性的弱化和现实批判立场的缺失也使得“新写实”受到争议和诘难。直到先锋小说作家在体验了形式实验的疲惫之后回转到对叙事意义本身的找寻，并集体性地以“民间”为这种找寻的重要去处；同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李锐、叶兆言、王安忆等作家也在创作中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时期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才迎来了真正的勃兴。
二 20世纪90年代：不俗实绩与显赫地位
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轨迹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先锋小说作家的民间转向是多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走向民间”既是作家对自身启蒙话语进行反省之后的走向之一，也是文化激进主义思潮退却后的必然结果，同时“都市民间”这一向度的转换还与商品经济时代市民阶层的崛起有关，并且，这种转向是在拉美文学的烛照下实现的，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影响下，莫言、贾平凹、扎西达娃等作家纷纷以荒诞、怪异的魔幻手法挖掘民间文化积淀中的本土精神观念与价值信仰。在不断的发掘与体认中，作家们逐渐走向了对于民间的自觉探索，并在这种探索中实现了价值立场的转换，从居高临下的“为老百姓的写作”转向民间立场上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作家写作立场的民间转向不仅使民间话语的地位得以提升和凸显，而且作家在对民间文化的开掘中寻找到了重建人文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与精神信仰的丰富资源，这在余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的民间写作中尤为突出，无论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民间生活逻辑的展示，还是《心灵史》对民间理想价值的确立，或者是《九月寓言》对民间自在状态的呈现，都显示了作家对民间理想精神与民间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追求，在这些作品中，民间世界具有了理想化色彩，而民间的地位甚至高于作家个人的立场，民间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格与独立性也不受损害地得到了表现，这是以往的现当代文学写作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了现当代小说中民间叙事最为突出的阶段，民间转向实现了当代文学的巨大转换，也创造了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民间叙事因此走向了话语格局中的显赫地位。
但是，民间叙事在话语格局中的显赫地位显然并不意味着它在作家的写作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当下无主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状态所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了更为宽广、包容、多元的生活界面，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思想向度与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在对时代命题与社会现象的理解与判断上，原本统一性的观念与共识性结论被差异性极大的个人化观点所取代，这也就意味着绝对居于主流的话语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多元化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与价值系统紧密相关的叙事立场也相应地出现了多种取向：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坚守传统的精英意识、与商业“合谋”迎合大众文化与市民读者、转向广阔而深邃的民间社会生活以及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活经验等，共同建构起了众声喧哗的文学创作图景。并且，文学创作因其边缘位置而获得的极强开放性使得作家们进一步将多元化的叙事立场推向了个人化的极致，无论是哪一种叙事立场，都显示了和作家自身体验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作家的体验成为了他自己的写作对象，而在充分个人化的叙事立场上显然已经不存在主流的文学价值观与主流的话语言说，反过来也就再无所谓主流叙事立场的存在，作家为我们呈现的只是独特的个人性风格的不断生长，这种个人化倾向所导致的民间叙事内部的差异性显然大于他们之间的共性特征，从而无法拧成一股文学创作思潮或流派。因此，将民间叙事放置于当下的文学话语格局中来考察，它只能是无主流、多元化的话语格局的构建部分，并因其所取得的不俗实绩而居于较为显赫的地位。不过，也正因其位居显赫之处，民间叙事在话语本质层面的局限性及其影响也愈发明显。 三 前现代性的话语局限及其影响
从叙事主体的角度来考察，民间叙事首先是作家的民间叙事，作为叙事主体的作家必然带有表达自我的话语意识，民间立场的自觉选择并不意味着作家对于自身启蒙立场的抛弃，而主要是指作家放弃在话语权上居高临下的霸权态度，从排斥、批判民间走向宽容与尊重民间，并与之形成平等对话的良性关系。但是，话语地位的平等绝不表示冲突的化解和二者在价值上的完全契合。从话语本身的角度来考虑，在中国话语的多元时间系统中，由农业文明所滋养的乡土中国社会和民间世界具有“前现代”的本质属性，因此民间叙事无疑具有了“前现代”的话语性质。所谓前现代性，原本指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宗教神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中国社会而言，前现代性则指称从先秦到晚清不断绵延、却又始终趋向同一、封闭的历史循环，因此它实际上意味着向过去的回归，而非向未来的敞开。同时，前现代性以身份、血缘、家族伦理、等级观念、神权崇拜等为主导性价值，从而与以主体性和理性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性形成了价值诉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作家们放弃了现代性立场下对待民间话语的霸权态度，固然显示了他们对于民间话语穿越历史时空的稳定性的认知，但以“民间”为反思现代性的去处，以“前现代”作为在现代化语境中自我解放的路径，无疑是充满悖论意味的，它也预示着可能导致作家主体意识的弱化和对现代社会的回避倾向。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笔下走向残败与消亡的“清风街”世界，还是被作家的美好愿望涂抹上理想化色彩的茫茫大西北，抑或是那个在作家个人体验装扮下充满魔幻色彩的高密“东北乡”，都已经无法对现实历史进程构成切实而有效的叩问与批判。同时，由于“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因此，在与民间的平等对话中，作家无不感受到民间话语与自身现代意识表达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是对民间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张扬，另一方面则是在价值原点上对于现代立场的坚守。而当作家意识到民间文化本质上藏污纳垢的形态特征时，他们就更为明显地遭遇到了自身精神的困惑与混乱，毕竟现代性话语的价值诉求与民间藏污纳垢的一面尤其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关系，但如果作家将民间理想化并以此作为摆脱精神困境与安妥自身灵魂的圣洁家园，则会导致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彻底舍弃而最终妨害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建。不过，就整体水平而言，应该说自1990年代以来，作家们较为成功地驾驭和把握住了自身的民间写作。莫言、余华、贾平凹、张炜、李锐、张承志、陈忠实、王安忆等作家既在各自的创作中坚守民间叙事的立场，观照乡土民间或都市民间所承载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形态，又在对民族生活独特性的书写中较有力度地对人性、人的存在以及人类心灵进行探索和追问，表达了对人类基本的生存体验与命运的人文关怀，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作家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和谐交织，而莫言获“诺奖”则更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民间叙事的关注与激赏。有了这样良好的开端，民间叙事如何在坚守民间的同时又不被前现代性所拘囿和裹挟，如何在追寻民族认同的同时又避免现代意识的缺失，最终是否能不断调适自身局限以实现现代性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有理由值得我们期待，也要接受文学时空的考验。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2JK0416；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项目：ZK1108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美]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洁非、杨宜编：《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法]罗兰·巴特，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作者简介：王玉珠，女，1980—，四川雅安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