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得读书，就像工人得做工、农民得种地、歌星得唱歌、演员得演戏、教师得教书、官员得开会一样，天经地义。
　　读大学，读什么书？作为学生，当然首先得读专业书，但这绝不意味着满足于仅仅读教材。教材，读其中一本有代表性的，也就够了，因为目前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是东拼西凑之作，乏善可陈。
　　读什么？读本专业的名家名著，读原版的名著，特别是非专业的跨学科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初读，也许味同嚼蜡；读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有些经典注定是让大多数人读不懂的。从囫囵吞枣到一知半解，从不懂到读懂，乃至读透，是一个循环往复、甘苦与共、苦尽甘来的复杂过程，一言难尽。
　　读书，除了汲取知识、学养，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再去读书，用比较的视角，用批判性的思维，尝试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研究性地读书。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养成一种学术的判断力，从而才有可能融会贯通，有所发现，进而推陈出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把知识内化为修养，而且还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从而为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奠定扎扎实实的理论、学术和知识上的坚实基础。
　　在大学里，分数的意义已经不再像在中学里那样是学生的“命根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大学生，一定是舍弃了博览群书的取向、自由探索的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教材、讲义或者教室打转转。这样，与其说是读大学，不如说是读高四、高五、高六、高七。尤其在综合性大学还不会读书的话，大学算是白读了。
　　作为家长，同时也是身为有25年教龄的大学老师，我从未在分数上要求过儿子杨肯。从大一一个学年的情况看，除了必修课和自己本专业的课外，杨肯还选修了王希教授、阎步克教授等主讲的历史类课程，并旁听了贺卫方教授的课，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尽管作为文科生在“高等数学”这门头痛的必修课上仅得了可怜的70分，但杨肯仍然在选修课、专业课上成绩优异，一个学年下来，在“牛人”济济的北大法学院160位同学中，排在60名左右。我觉得，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何况，在过去的一年，楊肯还一直主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摄影，拍片、策划、剪辑、导演、设计，并在《中国青年报》《散文百家》和《律师文摘》上发表了3篇习作。凡此种种，可能比高分数更有意义。
　　大二可能是4年大学生活中最自在的两个学期：度过了大一新生的好奇与兴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的环境、节奏与方法，心态回归正常，思维开始活跃，有可能进入读书与学习的自由状态，从而可以在修习专业课的同时，结合课业开始自由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我很欣慰的一点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杨肯有意识地主动亲近经典，把阅读《利维坦》《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和《通向奴役之路》提上了日程。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大学读书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也意味着，迎接知识上的新挑战、学术上的新机遇。同时，我还期望杨肯能够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沉潜下来，精读、思考、比较，力求有所心得，并写出学术性的读书报告。因为，写作是大学生的另一个基本的素养。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讲，读大学，不在于读什么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学好，其中关键是学方法，因为一旦学会了方法，即可触类旁通。就文科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技艺有二：其一是“说”，其二是“写”；能说，会写，能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准、综合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一个文科生读了4年大学，到头来，连“说”和“写”这两关都过不了，大学就白读了，无形之中，4年就浪费了。
　　作为过来人，我还想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与电脑、网络适当保持距离。电脑也好，网络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工具而已；如果反过来，一天到晚抱着电脑，电脑和网络就异化成我们的“主人”了。如此一来，久而久之，除了对视力的严重损害外，包括颈椎、腰椎，早晚得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