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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道设教是《水浒传》创作的主导思想,作者以此作为一条贯穿的线索,在全书的关节之处,在需要聚拢人心的重要时刻,起着关联枢纽的作用。这种思想来源于上古神话及古代典籍,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古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武器,给读者以神奇怪异的感觉,从而迎合了民众对文艺作品的接受心理。
关键词:《水浒传》 神道设教 主导思想 创作武器
有关《水浒传》神道设教的命题,笔者曾撰文论述过,但当时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开。
本文笔者重在说明神道设教对于《水浒传》全书结构的功用,延伸到古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武器问题,与他人论述角度不同,故而重新展开论述。当然,亦可能因笔者寡闻而有未曾涉猎的文章及观点,如有与之相似者,实属所见略同,或可起到相互弥补的作用。
《水浒传》中的神道设教在全书的关节之处起着关联枢纽的作用
读者通常对《水浒传》中那诡异变幻的故事情节、痛快淋漓的打斗场面、一百零八条好汉迥异的性格特征和神异诡怪的艺术手法赞叹不已,唯独忽视了其中的神道设教(神的思想、神的形象、道教的仪式、法术等)描写。正是作品中神道设教的布施,才构成了该书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特别是梁山泊“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它标示着山寨豪侠们的行为准则,规范着水浒英雄们的处世方向。这些,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这种文化现象,站在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上来分析问题,就能够透过那扑朔迷离的神幌道幛,充分理解我国古代作家在构思作品时的那种良苦用心——通观全书可知:这里的“天道”,是我国本土宗教在作品中的闪光点,是《水浒传》作者道教思想的外化。而贯穿在《水浒传》全书中有关神道设教的描写,可以说是作者创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全书的各个关节处都起着聚拢人心、关联枢纽的作用。
第一回《张天师祁禳瘟疫?摇 洪太尉误走妖魔》中,对后来聚集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来历作了这样概括性的叙述:龙虎山上清宫的“伏魔之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风篆天符,镇在这里,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按:这里的天罡、地煞之说都是来自道教经典《道藏》,《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中说:“三十六天罡,天中大神王……七总太元君,为吾驱祸殃。”这些魔君本来由上天收拢,“经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永无重见天日之时。可是,由于洪太尉矫情傲色,一意孤行,结果闯出一场大祸:他不顾众道人的苦苦劝说,强令打开“伏魔之殿”,掘开镇魔石碣,使“那道黑气直冲到半空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作者的用意很明显,他是用伏笔的手法指出:后来一百零八条好汉同意归水泊、齐心聚大义,搅得赵宋王朝惶惶不安,他们的言语行藏都是天意使然。这种神命天意的思想贯穿全书。
最能反映作者道教思想,说明梁山事业合理性的是《环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和《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两回。它们更为梁山事业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神秘色彩,给梁山人物加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四十二回写宋江孝心感动,回家探父,遭遇官兵追捉,于“玄女之庙”里躲灾避难。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个梦,让“九天玄女”召见宋江——这用意也十分明确:宋江“前生非等闲之人”,而是“星主”转世,因其“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这里与第一回相呼应,让九天玄女出面再一次肯定宋江及水泊山寨中其他一百零七人的身份,重新申明他们都是上天投下的星宿。在这具有无限深意的描述中,由九天玄女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从此以后,小说通过不同人之口多次宣扬这种“天”的安排和“替天行道”的方针。
作者这种道教思想的命意,在梁山事业的鼎盛期又安排了整整一回,即《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里所谓天门降石碣,当然是糊弄人的把戏,无非是道教神徒们的图谶符命。这些迷信的玩意儿的确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第一,给梁山事业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给草莽英雄们加了一道神圣的光圈,也使好奇的读者更深信不疑:梁山人物都是上应星魁,梁山事业是在“替天行道”;第二,正如金圣叹所说:石碣天文,“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以毕,重将一百零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这部大书的收束之笔,与开篇遥相呼应,完成了一部大作的建构;第三,作者是借天命以定人心,使聚集在山泊水寨里的好汉们定下秩序。这也正是《水浒传》作者们利用神道设教作为创作指导思想的更深层的意蕴——《水浒传》一百单八座次表是我国传统政治意识积淀的官本位思想的典范形式。
《水浒传》中的神道设教来源于上古神话和典籍,并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什么“玄女”授书,什么“天降石碣”,都不过是子虚乌有,无非是作者借宋江做梦来寄寓自己的创作思想。而且在《水浒传》中,“替天行道”是一个很宽泛,也很含混的概念,可以做出多种解释:有时是主宰自然和人、威力无穷的神的同义词;有时它又是皇帝即天子的代称;有时又代表正义和公理。所以“替天行道”既包括为朝廷出力、保国安民,也包括了冲撞封建统治秩序,组织一些违法造反的活动等。而从这后一个层面来说,它甚至包括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属于大逆不道的“逆道”,如何把这种“逆道”变成“天道”呢?因为只有天道行,才能万物顺。于是作者写出了由于谗佞专权者的闭塞,朝廷被弄得一时昏昧不明,真正的“天道”因此而不通。作者用上天的旨意赋予梁山英雄们以使命,由他们替“天”去行“道”,把那些起着闭塞作用的奸佞铲除掉,让“天道”得以顺畅通行。以至于远在扬子江边的渔者也晓得“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人害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这样,《水浒传》作者的这种创作的主导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现在如果仔细地推究起来,作家的这种主导思想,实际上是来自当时人们头脑中“天人感应”的意识。所谓“天人感应”,即“天定人事,人从天命”。这种思想由来己久,譬如《周易·系辞上》就有“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这应当是“天人感应”思想最早的表述。后来这种思想意识成为一种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譬如在《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事件中,作者正是运用这种思想,着意设事,用上天的意旨坚定了一伙人的信心,使其在心理上壮起了胆子;另一方面也在于证明:梁中书搜罗的十万贯金银器玩等物都是出自民脂民膏,上违天意,下拂民心,实属“不义之财”,故而上天让人们去劫夺。
关于九天玄女的故事,《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到宋代的《玄笈七签》中,作者张君房对玄女的身份和形象做了一个总结式的描述:“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她的形象是“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这一描述最终确定了九天玄女在道教诸神中的地位。九天玄女的故事对于梁山事业,尤其是对梁山领袖人物宋江有着巨大的作用。她是“上天”的代表,带有始祖母神的色彩。她将三卷天书授于宋江,嘱咐其要“替天行道”,这便规定着梁山义军行动的合理性、正义性,同时也暗示当朝皇帝行事的非正义性——逆天道而行事。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水浒传》中如此推崇这位道教女神,與该书创作的大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宋、元两代。那时,宋代皇帝仿效李唐王朝,推尊道教,用此来神化赵家王朝。而金王朝和元王朝,虽然久处塞外,不服内地文化,但其入主中原以后,为了新政权的需要,则利用道教笼络汉人为他们的政权服务——在这一时期,各朝诸代皇帝对道教的崇尚程度虽则有别,但扶植利用的根本宗旨却始终未变;还有,一批失意儒士和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在入元之后,又纷纷拥入道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水浒传》中便充斥着道教的思想、仪式和法术,而“受命于天”的理念也正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天玄女的出现就有了无限的深意。
神道设教是古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武器
用这种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作为全书创作的指导,其实不只《水浒传》的作者,也是我国古代作家写作的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传统文艺创作武库中的常规武器——我国文艺创作的传统技法有“戏不够,神仙凑”的说法。“凡小说戏剧,一着神鬼梦幻,便躲闪可厌。”这条批语是从否定的角度说的,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正是古典戏剧小说的这种创作方法,扩充了作品的容量,使情节更加奇异。也就是说,作家们利用这种神道设教的描写,缔造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现象,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同时,它也更有说服力地、奇妙地迎合了下层民众对“权威话语”的期盼。
《礼记·祭义》中曾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意思是说,把自然现象中的一些人们不能理解的异常状态,解释为鬼神意志的表现,从而迫使百姓遵守某些规则。百姓敬畏鬼神了,也就不敢干坏事了,反而会多做好事,君主的统治才能稳固。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做是对神道设教功用最明确的注释。
据史书记载,宋代的宗教氛围就与其政治形势有着极大的关联。宋太宗继承其兄宋太祖的皇位,社会上曾有“烛影斧声”的谣言。因此他利用道教神话传说,编制了一个“翊圣”降显的故事,说自己继承皇位时,是上天派使者传言于他而得,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而真宗皇帝时,面对内忧外患,更是大力提倡道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曾经亲自编导了所谓“天书”降临神话:“夜将半,朕方将寝……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而后,他又声称梦见神人,称要再降“天书”于东(泰)山,于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道观,祭献“天书”,搞得沸沸扬扬。就是让人们相信,上天的旨意是不可违逆的。于是让老百姓俯首帖耳,甘受其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道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统治者所利用,以维护统治,同时又可以成为被统治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精神旗帜。这种捣鬼的玩意儿被一些受压迫的聪明人参破了,于是拿来试用,而且也果然应验——历史上大的农民起义的肇始,没有几个不是从落后的民众心理出发,利用神道设教、种种图谶的方法,掀起了民众造反的大业的。譬如秦末的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狐鸣篝火”的谣言,东汉张角为举行农民大起义时所祭起的“太平道”的旗帜;隋末瓦岗军造反之初所制造的“大魔国”故事等,都是炮制者们早已洞察到下层民众的崇拜权威群体心理特点,故而以此来凝聚人心,坚定意志,反抗时政。
《水浒传》的作者也是这样的聪明人:他对苛虐的社会现实有着一肚子的怨气,他要发作出来,要“组织”起一百零八人造反,这自然不合于儒家传统的思想,他必须要像历代的造反领袖们那样,赋予这支队伍以正当的理由,拟就一个口号,方能收拢人心、鼓动斗志。于是他从现成的思想武库中“拿来”了“替天行道”,使道教中的一些观念成了《水浒传》的思想支柱。作者意在让人明白:现实社会是昏君、奸臣、地痞、恶霸当道,弄得天下人民无道可行。这就需要有人出来“替天行道”,让宋江等人用上天的正道去趟开人间的邪道。这样一来,神、道的色彩就使《水浒传》所叙述的事迹、所歌咏的人物具有了合理性,同时也迎合了我国广大民众对文艺作品的接受心理。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1262页。
2.《道藏:第31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3.《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113页。
4.黄侃点校:《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周易·系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第170页。
5.段春旭:《神话故事与古典小说中的九天玄女》,《福建论坛》,1998(3),第52頁。
6.《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3页。
7.转引自官伟勋:《神道设教与个人迷信》,《炎黄春秋》,2002(2),第67页。
(作者为南阳理工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水浒传》 神道设教 主导思想 创作武器
有关《水浒传》神道设教的命题,笔者曾撰文论述过,但当时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开。
本文笔者重在说明神道设教对于《水浒传》全书结构的功用,延伸到古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武器问题,与他人论述角度不同,故而重新展开论述。当然,亦可能因笔者寡闻而有未曾涉猎的文章及观点,如有与之相似者,实属所见略同,或可起到相互弥补的作用。
《水浒传》中的神道设教在全书的关节之处起着关联枢纽的作用
读者通常对《水浒传》中那诡异变幻的故事情节、痛快淋漓的打斗场面、一百零八条好汉迥异的性格特征和神异诡怪的艺术手法赞叹不已,唯独忽视了其中的神道设教(神的思想、神的形象、道教的仪式、法术等)描写。正是作品中神道设教的布施,才构成了该书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特别是梁山泊“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它标示着山寨豪侠们的行为准则,规范着水浒英雄们的处世方向。这些,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这种文化现象,站在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上来分析问题,就能够透过那扑朔迷离的神幌道幛,充分理解我国古代作家在构思作品时的那种良苦用心——通观全书可知:这里的“天道”,是我国本土宗教在作品中的闪光点,是《水浒传》作者道教思想的外化。而贯穿在《水浒传》全书中有关神道设教的描写,可以说是作者创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全书的各个关节处都起着聚拢人心、关联枢纽的作用。
第一回《张天师祁禳瘟疫?摇 洪太尉误走妖魔》中,对后来聚集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来历作了这样概括性的叙述:龙虎山上清宫的“伏魔之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风篆天符,镇在这里,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按:这里的天罡、地煞之说都是来自道教经典《道藏》,《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中说:“三十六天罡,天中大神王……七总太元君,为吾驱祸殃。”这些魔君本来由上天收拢,“经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永无重见天日之时。可是,由于洪太尉矫情傲色,一意孤行,结果闯出一场大祸:他不顾众道人的苦苦劝说,强令打开“伏魔之殿”,掘开镇魔石碣,使“那道黑气直冲到半空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作者的用意很明显,他是用伏笔的手法指出:后来一百零八条好汉同意归水泊、齐心聚大义,搅得赵宋王朝惶惶不安,他们的言语行藏都是天意使然。这种神命天意的思想贯穿全书。
最能反映作者道教思想,说明梁山事业合理性的是《环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和《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两回。它们更为梁山事业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神秘色彩,给梁山人物加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四十二回写宋江孝心感动,回家探父,遭遇官兵追捉,于“玄女之庙”里躲灾避难。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个梦,让“九天玄女”召见宋江——这用意也十分明确:宋江“前生非等闲之人”,而是“星主”转世,因其“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这里与第一回相呼应,让九天玄女出面再一次肯定宋江及水泊山寨中其他一百零七人的身份,重新申明他们都是上天投下的星宿。在这具有无限深意的描述中,由九天玄女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从此以后,小说通过不同人之口多次宣扬这种“天”的安排和“替天行道”的方针。
作者这种道教思想的命意,在梁山事业的鼎盛期又安排了整整一回,即《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里所谓天门降石碣,当然是糊弄人的把戏,无非是道教神徒们的图谶符命。这些迷信的玩意儿的确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第一,给梁山事业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给草莽英雄们加了一道神圣的光圈,也使好奇的读者更深信不疑:梁山人物都是上应星魁,梁山事业是在“替天行道”;第二,正如金圣叹所说:石碣天文,“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以毕,重将一百零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这部大书的收束之笔,与开篇遥相呼应,完成了一部大作的建构;第三,作者是借天命以定人心,使聚集在山泊水寨里的好汉们定下秩序。这也正是《水浒传》作者们利用神道设教作为创作指导思想的更深层的意蕴——《水浒传》一百单八座次表是我国传统政治意识积淀的官本位思想的典范形式。
《水浒传》中的神道设教来源于上古神话和典籍,并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什么“玄女”授书,什么“天降石碣”,都不过是子虚乌有,无非是作者借宋江做梦来寄寓自己的创作思想。而且在《水浒传》中,“替天行道”是一个很宽泛,也很含混的概念,可以做出多种解释:有时是主宰自然和人、威力无穷的神的同义词;有时它又是皇帝即天子的代称;有时又代表正义和公理。所以“替天行道”既包括为朝廷出力、保国安民,也包括了冲撞封建统治秩序,组织一些违法造反的活动等。而从这后一个层面来说,它甚至包括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属于大逆不道的“逆道”,如何把这种“逆道”变成“天道”呢?因为只有天道行,才能万物顺。于是作者写出了由于谗佞专权者的闭塞,朝廷被弄得一时昏昧不明,真正的“天道”因此而不通。作者用上天的旨意赋予梁山英雄们以使命,由他们替“天”去行“道”,把那些起着闭塞作用的奸佞铲除掉,让“天道”得以顺畅通行。以至于远在扬子江边的渔者也晓得“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人害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这样,《水浒传》作者的这种创作的主导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现在如果仔细地推究起来,作家的这种主导思想,实际上是来自当时人们头脑中“天人感应”的意识。所谓“天人感应”,即“天定人事,人从天命”。这种思想由来己久,譬如《周易·系辞上》就有“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这应当是“天人感应”思想最早的表述。后来这种思想意识成为一种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譬如在《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事件中,作者正是运用这种思想,着意设事,用上天的意旨坚定了一伙人的信心,使其在心理上壮起了胆子;另一方面也在于证明:梁中书搜罗的十万贯金银器玩等物都是出自民脂民膏,上违天意,下拂民心,实属“不义之财”,故而上天让人们去劫夺。
关于九天玄女的故事,《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到宋代的《玄笈七签》中,作者张君房对玄女的身份和形象做了一个总结式的描述:“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她的形象是“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这一描述最终确定了九天玄女在道教诸神中的地位。九天玄女的故事对于梁山事业,尤其是对梁山领袖人物宋江有着巨大的作用。她是“上天”的代表,带有始祖母神的色彩。她将三卷天书授于宋江,嘱咐其要“替天行道”,这便规定着梁山义军行动的合理性、正义性,同时也暗示当朝皇帝行事的非正义性——逆天道而行事。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水浒传》中如此推崇这位道教女神,與该书创作的大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宋、元两代。那时,宋代皇帝仿效李唐王朝,推尊道教,用此来神化赵家王朝。而金王朝和元王朝,虽然久处塞外,不服内地文化,但其入主中原以后,为了新政权的需要,则利用道教笼络汉人为他们的政权服务——在这一时期,各朝诸代皇帝对道教的崇尚程度虽则有别,但扶植利用的根本宗旨却始终未变;还有,一批失意儒士和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在入元之后,又纷纷拥入道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水浒传》中便充斥着道教的思想、仪式和法术,而“受命于天”的理念也正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天玄女的出现就有了无限的深意。
神道设教是古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武器
用这种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作为全书创作的指导,其实不只《水浒传》的作者,也是我国古代作家写作的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传统文艺创作武库中的常规武器——我国文艺创作的传统技法有“戏不够,神仙凑”的说法。“凡小说戏剧,一着神鬼梦幻,便躲闪可厌。”这条批语是从否定的角度说的,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正是古典戏剧小说的这种创作方法,扩充了作品的容量,使情节更加奇异。也就是说,作家们利用这种神道设教的描写,缔造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现象,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同时,它也更有说服力地、奇妙地迎合了下层民众对“权威话语”的期盼。
《礼记·祭义》中曾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意思是说,把自然现象中的一些人们不能理解的异常状态,解释为鬼神意志的表现,从而迫使百姓遵守某些规则。百姓敬畏鬼神了,也就不敢干坏事了,反而会多做好事,君主的统治才能稳固。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做是对神道设教功用最明确的注释。
据史书记载,宋代的宗教氛围就与其政治形势有着极大的关联。宋太宗继承其兄宋太祖的皇位,社会上曾有“烛影斧声”的谣言。因此他利用道教神话传说,编制了一个“翊圣”降显的故事,说自己继承皇位时,是上天派使者传言于他而得,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而真宗皇帝时,面对内忧外患,更是大力提倡道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曾经亲自编导了所谓“天书”降临神话:“夜将半,朕方将寝……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而后,他又声称梦见神人,称要再降“天书”于东(泰)山,于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道观,祭献“天书”,搞得沸沸扬扬。就是让人们相信,上天的旨意是不可违逆的。于是让老百姓俯首帖耳,甘受其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道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统治者所利用,以维护统治,同时又可以成为被统治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精神旗帜。这种捣鬼的玩意儿被一些受压迫的聪明人参破了,于是拿来试用,而且也果然应验——历史上大的农民起义的肇始,没有几个不是从落后的民众心理出发,利用神道设教、种种图谶的方法,掀起了民众造反的大业的。譬如秦末的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狐鸣篝火”的谣言,东汉张角为举行农民大起义时所祭起的“太平道”的旗帜;隋末瓦岗军造反之初所制造的“大魔国”故事等,都是炮制者们早已洞察到下层民众的崇拜权威群体心理特点,故而以此来凝聚人心,坚定意志,反抗时政。
《水浒传》的作者也是这样的聪明人:他对苛虐的社会现实有着一肚子的怨气,他要发作出来,要“组织”起一百零八人造反,这自然不合于儒家传统的思想,他必须要像历代的造反领袖们那样,赋予这支队伍以正当的理由,拟就一个口号,方能收拢人心、鼓动斗志。于是他从现成的思想武库中“拿来”了“替天行道”,使道教中的一些观念成了《水浒传》的思想支柱。作者意在让人明白:现实社会是昏君、奸臣、地痞、恶霸当道,弄得天下人民无道可行。这就需要有人出来“替天行道”,让宋江等人用上天的正道去趟开人间的邪道。这样一来,神、道的色彩就使《水浒传》所叙述的事迹、所歌咏的人物具有了合理性,同时也迎合了我国广大民众对文艺作品的接受心理。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1262页。
2.《道藏:第31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3.《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113页。
4.黄侃点校:《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周易·系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第170页。
5.段春旭:《神话故事与古典小说中的九天玄女》,《福建论坛》,1998(3),第52頁。
6.《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3页。
7.转引自官伟勋:《神道设教与个人迷信》,《炎黄春秋》,2002(2),第67页。
(作者为南阳理工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